在徐树铮的计划中，还要在福建设置一个“建国制置府”，由孙中山、段祺瑞领导。现在计划成功了，按照预想，徐树铮将自己的“建国制置府”设在了福州，制置府下设秘书、军事、军政、财政四大处。国民党对他的这个计划并不欣赏，因此也不热心。而军阀王永泉得到了福建，大权在握，开始看不惯徐树铮在自己眼皮底下另搞一套，于是他通过种种手段，最终胁迫徐树铮取消了这一机构。徐树铮机关算尽，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两手空空的他不得不失落地返回了上海租界，继续寻找可以利用的机会，以图东山再起。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此时的直系势力真是如日中天。直奉一战让吴佩孚声名鹊起，成为了中国各大军事集团中的霸主，其影响力直追当年的袁世凯和后来的段祺瑞，也成了一颗极为耀眼的政治明星。吴佩孚的政治主张其实与段祺瑞如出一辙，那就是想让中国真正回到大一统上面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第一步就是虮恢复法统”。
所谓“恢复法统”，就是恢复1917年被解散的旧国会，让黎元洪重新上台，补足5年未满的总统任期。吴佩孚这么做倒不是他多么欣赏黎元洪，更不是为了尊重民主。其实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黎元洪作为傀儡上台后进行过渡，然后让曹锟名正言顺地接替他成为大总统。这样做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孙中山发动的北伐失去了法律依据，自己站不住脚了。因为孙中山的主要目的和口号就是要恢复武昌起义后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随之成立的国会，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现在我已经恢复了临时约法，你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北伐？
不过，曹锟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纯粹是多此一举，就凭直系现在的实力，随便找个借口或者直接发动一次兵变就能赶走徐世昌，让他曹锟上台。但是现在这话就由不得他曹锟说了，毕竟挟直奉胜利的余威，吴佩孚现在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只会听自己话的小师长了，什么事不听他的恐怕办不下去。于是曹锟只好按捺下自己急切的心情，听吴佩孚的安排。
接下来就是如何赶走徐世昌了，他现在可还是大总统，你们打得热闹，那是你们的事情，谁赢了我都是总统，但吴佩孚毫不客气地说了不。吴佩孚公开表明反对徐世昌的立场，并且通电各省征求恢复旧国会的意见。各省通电表示赞成（不赞成也不行啊），而孙传芳更是给徐世昌发了一个电报，徐世昌一见这个硬邦邦毫不客气的电报，不禁倒抽了口凉气。电文中直接否定了安福国会，而他徐世昌正是这个没有法律依据的“伪国会”选出来的总统。除以曹、吴为首的直系军阀们，一些名流政客如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等纷纷赞同“恢复法统”，吴景濂、王家襄等旧国会议员也频频出来活动，搞了个“正式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一时间满世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四面楚歌，徐世昌知道，自己的政治之路已经走不下去了，不得不下决心辞职。1922年6月2日，徐世昌下令由国务院暂时代理行使一切政务，自己在军警的护送下，黯然离京。
东海渔翁徐世昌就此告别了政治舞台，终其一生再也没有从政。
徐世昌下野后，一直居住在天津租界，每天不是作诗就是饮酒消磨时光，再也没有动过复出的念头。1937年，鬼子进了中原，日本在华北建立伪政权时，考虑到徐世昌曾经的声望，曾想让徐世昌出面组织伪政府，徐世昌一口回绝。
两年后，徐世昌病重，医生建议他上北京治疗，但徐世昌担心被日本人劫持，不愿动身上北京，1939年6月6日病故，终年85岁。
卖布小贩当总统
直系军阀成功地赶走了徐世昌后，便去拉来黎元洪做过渡时期的傀儡总统。
黎元洪自张勋复辟失败后下台，一直寓居在天津。这段时间他没有再进行什么政治活动，而是投身于实业，主要就是金融投资。在黎元洪心目中，自己早已是昨日黄花，谁还会记得当年的武昌起义首领、共和第一功臣黎元洪（虽然是被逼的）。
不过，袁世凯曾经对他说过，他袁世凯再怎么精明，却赶不上黎元洪的运气。的确如此，黎元洪这辈子似乎运气特别好。当年莫名其妙、心惊胆战地做了起义首领，后来更是被推到了大总统的高位上，总之自己不敢想不敢做的，最后都自己送上门来。现在虽然下野多年，居然又被人想起来了。
在曹锟吴佩孚的一手策划、扶持下，离开政坛多年的黎元洪又一次来到了权力中心，6月11日重新接过大总统印。6月12日，黎元洪正式迁至中南海居仁堂办公。然而，黎元洪的运气似乎总是伴随着麻烦。因为在他上班没多久，就突然被勒令下岗待业，原因还在于曹锟等不及了。
在皖系主导之前，直系异常团结，不是联合南方的革命军对付，就是联合奉系反对。皖系终于下台了，直系转而又要对付奉系，因此他们一直是很团结的。现在强大的对手基本消失了，没什么事干的直系内部开始分裂。分为了拥护曹锟的“津保派”和拥护吴佩孚的“洛吴派”。
分裂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对待大总统黎元洪的问题。吴佩孚本来有自己的打算，按照他的设想，不但曹锟能最后上台，还能达到多个目的。但是曹锟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眼看大总统之位已经伸手就能够着了，却是只能看不能碰，这让他好不心烦。加上他周围一帮唯恐天下不乱的幕僚们天天在耳边吹风，为的是曹锟上台，他们也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不定也能混个什么官干干。于是曹锟终于等不及黎元洪任期届满，决定赶黎下台。
他采用的法子是公开收买、贿赂国会议员，以“阁员倒阁”的办法使内阁瘫痪，然后指使冯玉祥、王怀庆等军人直接向总统索要军饷，逼迫黎元洪自动离职。继而发展到把黎元洪困在家中，断水、断电、断电话。曹锟部下负责北京治安的人还跑到黎处请辞，声称北京治安问题他们不负责任，闹得整个北京城风声鹤唳。黎元洪无可奈何，在身家性命都受胁迫的情况下，交出了总统印信。
赶走了黎元洪以后，为了让曹锟名正言顺地上台，他们又玩了个选举的把戏。
1923年9月，国会选举开场。为了当上大总统，曹锟拿出了大量的金钱收买议员。选总统不是选议员，那可是国家元首，因此价码自然和选举议员不一样了。一张票通常是5000元，对于少数固执的议员，开价自然更高，甚至一张票差不多10000元。
为破坏曹锟的贿选，孙中山派代表汪精卫，张作霖派代表姜登选、杨毓殉，卢永祥派代表邓汉祥，云南唐继尧派代表王九龄、李雁宾，湖南赵恒惕派代表吕宓筹，川军总司令刘成助派代表费行简，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派代表赵铁桥，纷纷出面集合，商讨倒曹、吴的办法。最后商量出来的办法，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离奇的选举——所有人都是贿赂当选，只有段祺瑞的是贿不选。
于是世界选举史上最滑稽的一幕开场了。一面是曹锟大撒金钱贿选，一面是段祺瑞出高价收买议员从京津到上海来，让曹锟的选举不够人数。直肠子的段祺瑞没想到，这世界上真正直肠子的恐怕就他一个，国会议员800人，人称“八百罗汉”，到他这儿领钱的有700多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后来又潜回北京去拿曹锟的50005己，参加投票，议员被当时的人们讥讽为“猪仔议员”。
吴佩孚不赞成曹锟贿选总统，也不赞成曹与张作霖拉关系套近乎，但他重视调整与“北洋元老”段祺瑞的关系，提出“尊段联卢”的口号。“卢是指浙江卢永祥，他是皖系硕果仅存的一员大将。吴佩孚不但派人殷勤问候段祺瑞的起居，还一再邀段出来“与政府一致行动”，段拒绝了。
1923年lO月lO日，曹锟借着“猪仔议员”的480票，就任大总统，全国舆论哗然。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的代表和各省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联名通电反对曹锟贿选；说他的贿选在法律上绝对无效，正在广东征讨陈炯明的孙中山迅即通电全国声讨曹锟，浙江卢永祥、奉天张作霖以及西南各省驻上海的代表群起响应，一致通电声讨曹锟贿选窃位，上海、杭州、芜湖等各地民众也开始自动举行反对选曹的大游行。
段祺瑞终于跳了出来，公开通电攻击曹锟贿选总统，顺便再给曹锟加上了一项罪名：金佛朗案。
下野也忙碌
有必要解释一下“金佛朗案”。这是当时的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的一个无理要求：要求中国政府按照金法郎价偿还对法国的庚子赔款。庚子赔款4．5亿两，连同利息近1亿两，法国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约1．5亿余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改用金汇对本位，纸法郎汇价大跌，一纸法郎折银1．25两，一金法郎折银3．25两，法国要求中国按庚子年汇价计算赔款，中国就要损失l亿多元，此为“金佛朗案”。因为法庚款从1920年起停付，海关每年将法国应得庚款按3．25的汇价存储起来，到1924年时已积存达千余万元。“金佛朗案”一旦解决，这笔巨款便可提用，用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加上法国方面以“金佛朗案”作为批准九国公约和召开关税会议的条件，并提出利用此款恢复中法实业银行。由于当时在位的官僚们手中或多或少都存有中法实业银行的股本或存款，一旦实业银行复业，这些人手中的死东西就立刻变成活物了，所以有不少人为之奔走聒噪；当时各届政府也都想解决“金佛朗案”。 然而承认“金佛朗案”几乎必然被老百姓等同于卖国贼，因此段祺瑞之前的历届政府深知厉害，都不敢在这个问题上轻举妄动。此时段祺瑞为了攻击对手，大造舆论，指责曹锟对待“金佛朗案”的态度是卖国。
曹锟也是倒霉，本来这个所谓的“金佛朗案”就没他什么事，他也没有承认，但人家硬是栽到他头上。好容易对付过去，突然又冒出了一个毫无征兆的“临城劫车案”，再次让段祺瑞抓到了把柄。
“临城劫车案”发生在山东的临城，1923年5月5日，在山东临城站附近，一列火车突然被土匪劫持，土匪绑架了车上的所有人作为人质索要赎金。按说在那个年头，发生一两件土匪劫车的案件根本不是什么新闻。但这次不同，因为车上有20多名外国人。西方各国借口在中国的外国人没有人身保障，乘机要挟，提出必须惩办临城案负责长官，这样才能庆贺新总统当选。如若不然，他们还可能进行武装干涉。
西方国家那时候可全都是爷，哪一个都得罪不起，更别说好几个国家一起来了。曹锟刚刚当选总统，屁股还没坐热呢。他可不想因为几个土匪坏了这辈子赶上的最大的好事。为了尽快平息事端，取得各国的谅解，曹锟不但答应了土匪的全部要求，付了巨额赎金，答应收编土匪队伍。还将山东督军田中玉等人撤职查办，还准备把铁路的指挥权、用工权、财权一齐交予外国人。
田中玉可是皖系的人，他的下台让段祺瑞极为不满。抓住曹锟的这一污点，段祺瑞在报纸上大造舆论，攻击曹锟。当然，深谙官场的段祺瑞不会不明白，这些都是小儿科，不可能对曹锟构成真正的威胁。中国办事靠的是实力，搁在那年头就是军事实力。于是他私下里还在极力促成奉系军阀与浙江的卢永祥联合。
卢永祥是个下级军官出身。小时候家境贫寒，跟他父亲一起出来逃荒。
为了活下去，他们想到了投军，因为当时恐怕只有这一条路才能让他们吃饱肚子。于是父子俩一起来到了小镇第三镇，入伍当了个伙夫。对卢氏父子来说，那可是个天大的美差。你见过哪个单位里有饿死伙夫的么？就算军队粮饷不济，但凡有一点粮草，那也得先经过伙夫的手啊。两人总算过上了一段有吃有喝的幸福日子。但不久后他与父亲就分开了，因为两人分属于不同的部队，而父亲的部队开拔之后，由于两人都是文盲，所以即使知道地址也很少通信，不会写字怎么通信？慢慢地，双方就失去了联系。后来卢永祥通过努力当上了一名初级军官，有了一定的地位和经济实力了，想把父亲接过来和自己在一起，但再也找不到了。卢永祥是个孝顺的人，每次和朋友说到这件事都是一脸痛苦悔不当初的模样。
卢永祥属于皖系，也算是直皖战后仅存下来的一支段系力量。他不满于曹锟、吴佩孚的作风，干脆在浙江竖起了独立的大旗，不再听从中央的号令。段祺瑞只有这一点军力了，生怕哪一天被吴佩孚夺了去。于是他建议卢永祥尽快和奉系的张作霖结盟，一起对付直系。而张作霖经过直奉一战也认识到，自己不是吴佩孚的对手，只有广结关系，联合对付直系才是出路。最终双方结成了同盟，决定在政治上两方共同进退，军事上双方一起行动，互为呼应，并且共同对付曹锟和吴佩孚。
吴佩孚也不傻，他看到现在的局面下，皖系唯一的人马就剩下浙江的卢永祥，如果再将他拉过来，皖系就算是彻底离开中国政坛了，而段祺瑞也将作古。于是他也在极力拉拢，但卢永祥对他的拉拢毫不理会，甚至连吴佩孚给他的亲笔信他都没有回复。 （倒不是他不认字，因为此时的他完全可以让参谋们代写）直接拉拢他不行，吴佩孚决定还找段祺瑞，因为他知道卢永祥肯定会听老段的。于是他趁段祺瑞做寿之机，还备下厚礼亲自前往贺寿。不过段祺瑞早就看出了他的打算，并没有做过多的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