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您的形象价值百万，从着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素质涵养
这两年，随着《你的形象价值百万》这本书的热销，个人形象意识已经开始深入大部分国人的观念，人们开始注重“形象工程”的塑造，尤其是广大领导干部，他们开始从不修边幅的潦草自我状态中渐次醒来，重视起自己的外表仪容来。
这是好事！甚至是一场革命！要知道，一个人的外表形象好比是一个载体，承载着一个人的气质、修养、知识和见地，能折射出思想、智慧等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作为人格魅力的直接外在表现，领导干部应该高度重视自身的外在表现。而在所有能反映人的内在修养的外在因素中，穿衣又是最直接最重要的一个。诚如社会学家Joanne Finkelstein所言：“当我们遇到一个显得神秘而难以接近的陌生人时，在没有任何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我们总是倾向于以衣着和仪表作为判断他身份的可靠标志。衣着常常被视为个体的社会地位与道德品格的象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人为的。”
现实生活中，无数人职业生涯的波折升迁都证明了这一点。
早几年前，慧君还是一家小企业的业务经理，现在，已是集团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了。
那一年，公司改制，几个小企业合并，董事长换了，总经理也换了。新上司和中层干部见面会前，慧君很仔细地打扮了一番。
她挑选了一件短款、扇袖的白色小衫。小衫造型精致，质地上乘，再配上一条不规则蓝白格长裙、一双黑色高跟鞋，既端庄典雅，又简洁大方，显得身材修长，正好弥补了她身材矮小的不足。到度假村游玩，她又换了一条碎花连衣裙，裙摆八片开气儿，恰似荷花绽放。不但新颖时尚，而且保证独一无二，因为这是她参照服装杂志自己设计的。
后来做了办公室主任，和几个头儿混熟了，慧君很谦虚地问：“你们当时怎么‘看上’我的？”几位大领导风趣地说：“你知道我们为啥挑上你了？因为咱们见面那天，你是穿得最顺眼的，把别人的风头都盖下去了。”后来，几个姐妹也说：“还记得在度假村那天吗？你穿的裙子，让我们几个人琢磨了好半天。”虽是几句玩笑话，但足以说明，得体的着装，给人的第一印象相当深刻。
而接下来在招聘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小事，更让慧君意识到穿着的重要性。有一个大学应届毕业生，原本通过一个重要客户引荐，说好要到她们公司上班的，但最后未能如愿，因为虽然从简历上看，她英语水平专业八级，学习成绩还不错；但看照片，长相平平，遂被pass掉了。在激烈的求职竞争中，慧君真担心这个长相平平的女孩会再遇到挫折。可后来和她见面，第一印象完全出人意料：这个打扮得体、身材高挑、气质优雅的女孩，和照片上的判若两人，慧君说她“你真是个美人”。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某大酒店公关部接收了她，工作环境和待遇都不错。慧君很后悔当初那么草率的决定——虽然女孩五官一般，但会打扮，着装与身材、气质相符，显得整体形象很有档次。假如当初自己不以照片取人，她一定是自己的得力助手。
可见，得体的衣着，无论对普通的职员，还是企事业单位的领导，都是至关重要的。越是领导者，越要注意自己的面子和形象。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领导者，必然在外在形象上让人真心佩服，这种外在形象不但代表着领导干部的外在气质，也体现了他们的内在素质。通常，从着装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素质和涵养。
可是很多人对社会礼仪包含个人着装礼仪这一点不甚理解。之所以会如此，在于他们并不把个人着装看成一种社会性的行为，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既然是个人着装，当然纯粹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与他人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认识显然是不对的。
首先，着装具有装扮性，而装扮性就表明着装绝不纯属个人之事。因为所谓装扮无非是指在遮蔽肉体、保暖纳凉以及舒适方便等功能之外更进一步强调衣服的美观，而美观的观字除了指着装者自己对自己的观赏之外，更是指他人对着装者的观赏。正因为如此，一个人孤身独处之时，除非他是一个极端自恋者，一般是不太会在意如何着装的，这个时候，他对着装考虑得最多的乃是舒适方便，甚至衣服有点破旧也没什么关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确可以说，我们是为了别人的观赏而考虑自己的着装的，因为事实上，只有在别人的观赏中，特别是当别人对我们的着装表现出相当的赞羡时，我们才会感到一种由衷的满足。
其次，不难发现，个人着装并不仅仅是对着装者自己产生影响，只要着装者出现在他人眼前，就一定会对他人发生重要的影响：着装难看，他人会觉得颇不舒服；着装随便，他人会觉得着装者缺少对他的尊重（试想：一个人出席他人的某种喜庆宴会时，如果不修边幅、蓬头垢面，主人将会非常的不快）；着装整洁雅致，对方不但心情愉快还会感到得到了你的郑重对待。
最后，某一社会文化系统里，个人的着装其实也是表现其身份、阶层、地位、情趣、爱好、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的一种行为。领导者穿着适宜，表情得体，举止文雅，就能给下属和公众留下谦谦君子之风，受到大家的拥护和爱戴。有些领导者穿着随意、言语粗暴、表情动作不雅，就可能影响到公众对他的尊重和信任。
所以，和领导形象有关的事，都不是小事。连郭沫若先生都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作为领导者，理应从细微之处入手，按社会规范的要求并结合自身的情况，进行积极的探索，既做到大方优雅、整洁得体，又能让衣着突出领导气质，塑造自己良好的领导形象。
2.你不仅代表你自己，服饰得体有助于维护单位形象
对于领导者来说，整洁得体的衣着，不仅能反映出个人的气质、修养，在一定程度上，更代表着单位、组织的精神风貌、管理水平和文化追求。
俗话说，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领导干部得体的着装对其事业成功和单位的形象传播起着重要作用。在政治领域，穿衣从来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对于国家元首，他们的服饰代表了国家实力与国家形象，更是马虎不得。自古统治者就开始用服装和风格，彰显财富、权力和理念，从古埃及法老的眼镜蛇头饰到路易十四青睐的红色高跟鞋，再到毛主席的朴素中山装皆是如此。服饰在潜意识里往往被理解为一种手段，一种信号，一种语言。服饰的手段和信号功能并不因时代的更替而失效，反而更有效。
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就是个很失败的政府首脑，她被喻为德国的“铁娘子”，也许她的一些政治手腕令人想到了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然而在着装上，安格拉·默克尔几乎是撒切尔夫人的反面，她的穿着总是显得邋遢，媒体评论她的形象时，纠缠不休的是她那头难看的发型。仅就发型的问题，默克尔确实无法从形象这条路上走近撒切尔夫人。
安格拉·默克尔承认自己完全不懂时尚，但并不等于她没有在这方面下工夫。面对形象非议的压力，安格拉·默克尔为自己请了形象设计师。有那么几次，人们看到这位被媒体刻薄地称为“德国灰老鼠”的“大妈”，穿上了低V领的礼服出席宴会，有时候她确实精心地打理了头发，并且让化妆师给她化了妆。但这些改变虽然表现出了她对自己形象积极改变的态度，也为她的执政带来了利好，但最终改变的效果却并不怎么理想，默克尔依旧是一位“德国灰老鼠”。
默克尔独特的个性决定了自己的风尚去向，不管她的形象顾问如何处心积虑地为她选择拼接领上装，并在她的发色与墨绿色的眼瞳上大做文章，她的形象并没有就此鲜亮起来。对她来说，这些事情交给专业人士就可以了，因此，她很少记得自己出镜前整理整理衣服，也很少会在意她的短发梢在汗渍下翻起来，露出“光溜溜的脖子”。这也许就是问题的真正所在。
在这个政治着装变得越发深谋远虑的时代，安格拉·默克尔却逆向而行，也许是个性使然，或者是身材决定，她并不特别担心人们怎么看她的着装，只要她继续让德国在欧债危机中保持经济稳定，毕竟，德国人为自己选择了这样一位总理。但对企业领导来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或许一次失败的着装就可能失去订单，一个离谱的表情会得罪客户、惹恼上司。这些败局面前，你根本没有解释的机会。
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作为一名企业领导，好好研究研究穿戴方面的学问比上MBA更要紧。
首先，领导作为企业（组织）的领头人，其服饰反映着企业的实力和经营理念。目前，世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多元化经济格局和国际市场一体化趋势要求企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一切有效手段，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人靠衣装，佛靠金装。”领导者优雅得体的服饰可以显示企业的实力，可以显示企业文化的团队精神，在视觉上给人一种管理科学、制度严格、训练有素的印象，也可以使员工增强对企业目标的认同感和作为企业一员的使命感、自豪感，产生对企业的归属感，从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其次，得体的服饰展示着企业的独特个性。每个企业都有其独特的个性，不同的企业因经营理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经营管理方法、不同的品位。服饰反映着企业文化和员工的精神面貌，高雅得体的服饰有助于树立企业富有特色的风格形象。如海尔集团的绿色工装表明其“绿色家电”的理念，喜来登酒店员工的红装体现着朝气与热情，空中小姐的蓝色服装则给乘客以温馨感、舒适美。这些不同颜色、不同风格的着装充分体现了成熟企业的品位，突出展示了企业的文化，对于增强员工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总之，领导者是公关活动的主体，如何穿戴、修饰会直接影响公众心理，影响公关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作为领导干部，应该从细微之处做起，按社会规范的要求并结合企业和自身的情况，进行积极的探索，塑造自己良好的形象。
3.穿着成功不一定成功，但不成功的穿着保证你失败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职业及地位和他的穿着有很密切的关系，成功的领导者在穿衣上有很多的讲究，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魅力。而失败的领导者或许在穿衣上就逊色不少。
加拿大第一位形象设计师凯伦女士曾说过：“穿着成功不一定保证你成功，但不成功的穿着保证帮助你失败！”这一理论在前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他曾因一件“鹦鹉衬衫”而引发日本领导人“时尚灾难”的风波。鸠山的那件衬衫由五个大色块的格纹拼接而成，完全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物。更要命的是，鸠山不仅在这件衬衫内搭配了黑色高领打底衣，还穿了一条高腰裤，手中的西装居然还是紫色的。
时装设计师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穿衣服，政治领导人却不行。他们的穿着就是国家的门面，甚至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观念。对于日本这个时尚业极度发达的国家来说，第一领导人如此过时的打扮当然是民众难以容忍的。日本时尚评论家小西良幸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鸠山的思维与想法陈腐，难以带领日本“克服危机”。此后，鸠山由纪夫的民意支持率持续下降不排除和这个“穿错衣”事件有关。
常言道：“三分人才，七分打扮。”这话虽算不上是真理，但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装饰与外在的美有着必然的联系。“梳妆打扮”固然不是现代领导者获得魅力的主要源泉，但是得体的装来，却能使一个领导者平添几分风采。一个外表修饰得干净利落而胸无点墨、腹中空空的绣花枕头，固然令人生厌；但一个博学多才、精明强干的领导者，也可能因不修边幅或穿着邋遢而效能大减。因此，外表的装饰打扮不完全是年轻女孩的专利，它对于一个现代领导者来说，也是不容疏忽的，甚至等同于领导能力。
至今记得，2008年的“两会”上，南方某市市委书记张先生曾建议本市男代表穿深色西装、浅色衬衣、鲜亮领带，女代表穿色彩鲜艳的衣服。他的理由是：“你们是人民选出的代表，走进了人代会这个神圣的殿堂，肩负着庄严的使命，就要有良好的形象，而且要留下珍贵的历史镜头，让我们后代看看。”
有人认为这是作秀，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狭隘地理解，所有美好的想法都是值得称道的。自称“美国第一位衣橱工程师”的约翰·T.莫罗伊曾写过两本叫作《为成功着装》和《为成功而生活》的书，他提出：要使每一位企业雇员都看上去像中上层阶级，因为中上层阶级就意味着成功。莫罗伊认为，除了衣着之外，办公室、接待室也应该改造，而人们的面部表情、身体、手势和姿态，也能被改造得具有中上层阶级的外观特征——这些都能帮助造就个人和企业的成功。如果莫罗伊认识这位张先生，他们一定能够成为知音。后来张先生在当选市委书记后第一次作报告就提出：跟客商会谈不要总是在酒桌上，也可以到咖啡馆里谈；男干部每天要换衬衫、女干部每天要换外套，因为“衣着形象也是一种精神面貌，不能灰头土脸的，让人感觉不好交往，干部的素质就是从这些细节抓起”。
或许，张书记也可以像我今天这样，写一本书，名字就叫“为成功而着装”。主题思想就是：任何一个想成功的人，都应当把着装当成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关乎“礼仪”与“思维”的一件重要事情。
即使对于普通人而言，穿着对事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Dandy Boy风潮的开创者——英国摄政时期的一名非贵族出身的寒户小生Beau Brummell凭借优雅的衣着和有意识的自我时尚化周旋于上层社交圈，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我也曾经为某男性时尚杂志撰写过命题稿：“地位决定品位。”虽然真心地觉得不客观，但到底是品位决定地位，还是地位影响品位，还真不好一语定论。不过事实在于：一身行头的作用和意义已不容小觑，Dior Homme的设计总监Kris Van Assche就说：“Dressing to show what one has rather than who one is.（穿衣显示了你有什么而非你是谁。）”如果你想让正与之交际的那个人知道你是有能力的，你很强，那你一定要穿戴得很棒，这样他才愿意相信你，给你机会，你才有机会成功。否则，你连“露一手”的机会都争取不到，又焉能成功？
4.身为人民公仆，固然要衣着朴素
身为领导者，注重仪表，讲究穿衣礼仪是工作和时代的需要，但这礼仪是不能和奢侈、拜金画等号的。艰苦朴素、戒骄戒躁的工作和生活作风是党的优良传统，这一点，不因时间、地点的转移而改变，作为人民公仆，要坚决贯彻到底。
1949年7月12日，第三野战军机关由上海移防到南京。粟裕奉中央军委命令兼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南京市市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为了工作方便，华东军区后勤部蔡部长要给粟裕做套便衣，他对粟裕说，“您现在担任市长，应该给您做套毛料便衣。”粟裕说：“不行，为什么要做套毛料的呢？做套布的不行吗？刚进城就讲究穿着不好嘛！要脱离群众的。人民群众不是看我这个市长衣服穿得好不好，而是看我的工作做得好不好，看我是不是为他们服务。你一定要做毛料的那就你穿，反正我是不穿，请你们还是多从工作上关心我吧。”
粟裕作为一市之长，穿的体面点接待群众、处理公事本无可厚非，但他本人还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坚决不穿高档衣服，更不搞脱离群众的特殊化。
粟裕穿衣“有讲究”给领导干部做出了表率，其实，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并不是一个干部穿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坐什么豪车，而是看这个干部政绩怎么样。“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真心为民，群众心里有数。领导干部要以粟裕为镜，常常对镜自省、扪心自问，有没有时刻想着群众，念着百姓？是不是讲究吃喝，攀比穿着？只有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仆。
反观当下，一些领导干部不再以工作干得好不好，为群众服务水平怎么样为追求，而是追名逐利，争相坐豪车、戴名表、挎名包、穿名牌，浑身珠光宝气；有些干部官职大了讲究也跟着多，吃饭有讲究、走路有讲究、说话有讲究，处处透着“官味”，处处不离“官话”，处处打着“官腔”。全国第一个“落马”的地市级女市长——广东省某市原市长李女士就是这样一个反面教材，她极度注重个人形象，把形象和奢侈直接挂钩。她曾经对电视台发出指令：“你们那摄像机搞台清晰度高点的好不好？每次看电视都觉得有些模糊。”于是，电视台高价购进了一台高清晰度摄像机。不久，新机拍摄李女士大会发言的形象，近景连毛孔都清晰可见。她又指令电视台：“换回以前那台吧，新机效果太差。”而她参加当地党代会时，一天要换两身衣服……注重外在形象本无可厚非，但过犹不及，其奢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的形象具有潜移默化的效应，只有在群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才能形成自己的威信。其形象不仅仅体现个人道德品质的好坏和政绩的优劣，往往还代表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形象，甚至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而老百姓评判一个官员的形象如何，不单凭借外在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品行、作风。
为了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保持良好的形象，领导干部应永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流传下来的“土气”。这里的“土气”，是以亲“土”近“土”、亲民爱民为底韵的。身上有浓浓的“土气”，心里装着人民群众，领导干部就没那种“洋气”、“官气”、“阔气”、“媚气”、“霸气”、“俗气”。
富有“土气”的领导干部，不摆花架子，朴实无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慈祥仁爱，宽厚博大，为人随和。当然，领导干部的“土气”，绝不是那种思想观念陈旧落后，言谈举止、风格等不合时宜、不与时俱进，甚至是一味地作秀式地追求所谓的“朴素”。
领导干部有没有“土气”，说到底还是对人民群众是否有感情的问题。事实证明，一个领导干部光有派头、激情、书卷气等是不够的，少了这种干工作和事业的“土气”，是不可能真正沉到基层，进千家门，下万家厂，了解民情民意，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和效率的。这样的领导干部，并不为人民和时代需要，必将遭到党和人民群众的抛弃。
5.“微时代”，要仔细，穿戴披挂都有可能“出卖”你
在这个网友眼睛雪尖的“微时代”，你手中的烟，你腕上的表，你脚上的鞋，你鼻梁上的眼镜，你腰间的皮带，都有可能“出卖”你。作为领导，尤其是政府官员，你的穿戴一定要慎之又慎，哪怕那烟是“外甥孝顺”的，哪怕那鞋子是“妻子作为生日礼物送”的，都不安全。
对于许多草根网民来说，认识奢侈品也是从围观官员开始的。2009年，网民认识了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的“九五至尊”单价可达1800元一条的天价烟。接着，周久耕“带”网民认识了他的凯迪拉克汽车和江诗丹顿手表（一块江诗丹顿表，最便宜也要卖9万元左右）。
穿戴奢侈已成官员落马的导火索。从周久耕到被调查的“表哥”（“表哥”是谁，你懂的），可以说官员落马，大多是穿戴奢侈惹的祸。“表哥”事件让普罗大众的“鉴宝”能力再一次得到检验和升华。收入和行头的巨大反差，成为很多官员落马的直接导火索。虽然，穿戴豪华者并不一定是贪官，但可以说，豪华穿戴从一方面透视了贪官的虚荣和腐败心理，有这种心理，就极容易出事。
官员热衷于豪华穿戴，无非是想提升自己的形象和品位。在一些官员的潜意识里，通过豪华穿戴提升外在形象，本质就是想通过外在形象与普通百姓形象区别开来，这种高调塑造形象意识暴露了当前一些官员追求物质奢华的腐败思想。
官员热衷于穿戴奢侈，也说明官员都在乎自己的形象。只是这种形象是外在的追求和塑造，他们忽略了官员良好的形象是来自其内在的威信、毅力、经验、才能等非权力性影响力。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人对官员形象的最常见感知是：“穿四个口袋的中山装，胸前别支钢笔”。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穿戴特征，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咱们老百姓衣食住行都改善了很多，我们当然也没有理由要求官员还保持80年代的那种官员“老土”的形象，但是，也不能过于极端，穿戴奢侈不应成为官员形象追求的一种风气。
领导干部该如何恰到好处塑造自身形象？彰显自己的权力与魅力？我认为，只需把握好以下两点：
第一，要整洁为上
作为一名党政领导，其着装的一个重点就是整洁。整洁的着装是理智和情感的外在体现，让人从着装看到了你的内在美和威仪。一个穿着邋遢的人很难想象他心中有多少秩序，也很难想象他能对别人有所尊重。衣着首先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领导人应当选择适当的服饰来衬托自己稳健而有生气的领导气质，能衬托这种气质的服饰不一定是大品牌、订制品。无论什么衣服，只要他适合你的身形体态，干净整洁，穿上它让你看起来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能显示出生机活力，并给人带来悦目的美感就好。
第二，低调的奢华
为了个别隆重场合的需要，政府官员置备几套品牌点的服饰也是身份和情景所需，并不为过，只不过，聪明的官员总会刻意避免满身的logo，选择低调的品牌和简洁的款式。Boss是很多男性官员的最爱，直译过来就是“老板、老总”，听起来有点气势！款式也是成熟稳重型，深色居多，质地和剪裁都可圈可点，价格也不那么离谱，于是乎成为制服。作为官员你可以有那么一两件。还有Burberry，品牌的宣传就是英国皇室御用品，骨子里就带着那么一点点贵族气质，赢取无数人的欢心，在经济宽裕的前提下，你也可以拥有一两件。而且品牌的logo往往是同色或者稍深颜色秘线织成，不靠近绝对看不出来。对于女性官员来说，Coach简直是一夜蹿红，小手袋、手机袋、钥匙扣……越来越多的款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也被女性官员们津津乐道，要知道，官场上的女人们挺热衷谈点儿政治以外的话题的。Coach的轻松活泼、丰富多彩正好弥补了官场的枯燥乏味。相比之下，老花的LV、皮质的Gucci，就显得有点儿扎眼，不那么合群了。
总之，在中国，即使是工作需要，睿智的官员穿戴上也一定要“隐富”，低调是永恒的法则。若是商人露个富，顶多招来点儿骂名，反正钱是自己赚的；官员要是钱财外露了，那就不得了了，网友恨不得直接打电话给纪委部门立马来调查你。想想在美国奥巴马夫人穿条Marc jacobs的彩条裙立马成为时尚的潮流，而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的Chanel套装也那么讨人喜欢，在中国这些统统不行，低调、不要露出logo，这是你们要做的。可这是民意环境使然，在其位就要收其限，守其规。这也是一种执政礼仪吧。
6.大多数领导干部的着装都很失败
大部分领导都不会穿衣，要么不讲究，要么太奢华。
除了少数“表哥”式样的人物，大部分领导干部都倾向于低调、中庸，不愿意张扬奢侈。
这和我们的传统有关。艰苦朴素、厉行节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翻开我们党的历史画卷，回顾60年来的官员变迁史，关于“艰苦朴素、厉行节约”的形象比比皆是。
头上包着白毛巾，脸庞黝黑，笑起来时露出一口白牙，黑色对襟上衣，自家做的当地农民穿的裤子，胸前挂着一个旱烟袋，脚上一双土布鞋。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黄土高坡上最常见的农民形象。身为大寨党支部书记、没有上过学的陈永贵亦如此。
后来，陈永贵在“农业学大寨”出了名，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仕途也一路亨通，但他的装扮并未因此而改变。在官方报道中，他的形象依然保持了一个农民干部的本色，“每天和社员一样劳动，和社员一样记工分”。
和他同时期的官员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是另一个典型。他在带领兰考县人民“治三害”期间，穿着打着补丁的旧大衣，“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日夜奔波”。
艰苦朴素、自力更生，是那个年代的官员们被赋予的一个整体形象——因为穷，因为弱。所以，陈永贵和焦裕禄们才会被树为榜样，大江南北广为宣传。
当时身为中国最高层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可见的报道中，也都是“衣服坏了，舍不得扔，会连续缝补多次，直到烂得再也穿不了”。虽然有“红都”这样的专门为最高领导人制衣的部门，但是定制频率很低。毛泽东有一块瑞士产的欧米茄手表，是郭沫若送给他的，他戴着这块手表直到临终。
所以刘青山、张子善这种奢侈、挥霍性的官员在当时出现，几乎是无法容忍的。《人民日报》1952年1月4日的一篇报道称，刘青山这位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革命，“着一身毛料西装，足蹬明晃晃的黑皮鞋，俨然一副绅士派头”，而他的住处，有钢丝床、大衣镜和沙发，地板亮得能照见人影。
回顾毛泽东时代的官员，一个最大的共性就是生活不富裕，所以在物质上没有太多追求；而人们的欲望也都被禁锢在集体主义和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要素上，所以也没那么多时间和空间去张扬个性。
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切慢慢有了改观，除了一些已明显落后于时代的禁忌被打破，一些极具个性的官员也相继出现。
198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深圳。在一次讲话中，他注意到所有的干部都穿着深色的四口袋干部装。“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我赞成你们穿西装，跟外商打交道。”他说道。
当时的中国人，服装颜色亦很单调，只有蓝和灰、黑这些，有西方记者描述他们印象中的中国，“那里的人们都像一个个刚从蓝墨水中洗澡出来似的，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穿得都差不多。”因为过分注重着装打扮，会被认为是“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时的老百姓穿的衣服是以部队军装为式样的军便服，而干部们，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以传统的中山装为主。
胡耀邦试图尽快改变这种现状。他在1977年初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时，就带头穿西装，成为中共高级领导中第一个穿西装的人。在他看来，服饰是培养国人改革开放意识和向世界展示中国新形象的最直接体现。
在他的推动下，被赋予重要使命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也开始西装革履地出入各种社交场所。
外在的服装改变进而带动了官员内心的变革。激情、向上、求新，充满想象力，成了那个时代官员的一个集体标签。
不管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官员形象更多的是一种本色呈现，鲜有刻意去进行包装。
但在进入新的世纪之后，官员的外形、穿戴开始成为一门显学。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时代的进步。
现在，内地领导人的媒介形象问题已经普遍受到注意，提升到议事层面上来。曾应邀给访华的美国总统布什化妆的中央电视台高级化妆师徐女士，在一次访谈中也表示，现在内地许多重要部委都请她去讲课，介绍礼仪及化妆之道。
中国外交部前新闻发言人、驻法大使吴建民也表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中国的领导人需要形象顾问。这是一门学问。跟外界交流，一个眼神、什么样的手势，都有讲究”。他还援引了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竞选作为例子，他说，“希拉克过去几次竞选总统竞选不上。女儿给他提意见，说你把戴的这个黑眼镜去掉，这个眼镜给人看了太严肃了，戴一个隐形眼镜，然后讲话应当怎样怎样，这个很有效。”
看来，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环境来看，这个时代，外在的包装必不可少。这是领导魅力的放大器。研究领导的行为举止、仪表、语言对其形象的影响，是形象塑造必不可少的内容。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能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好好为时代梳妆吧。
7.上任之前，先背会着装的“TPO法则”
着装的“TPO原则”是世界通行的着装打扮的最基本的原则。“T”指的是时间（Time）、“P”指的是地点（Place）、“O”指的是场合（Occasion），三者兼顾，简称TPO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人们的服饰应力求和谐，以和谐为美。着装要与时间、季节相吻合，符合时令；要与所处场合环境，与不同国家、区域、民族的不同习俗相吻合；符合着装人的身份；要根据不同的交往目的、交往对象选择服饰，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T”原则，即时间原则，包含三个意思：一是指一天中时间的变化；二是指一年中季节的不同；三是指时代间的差异。日间是工作时间，着装要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总体上以庄重大方为原则。如果安排有社交活动或公关活动，则应以典雅端庄为基本着装格调。晚间可能会有宴请、听音乐、看演出、赴舞会等社交活动，由于空间的相对缩小和人们的心理作用，人们往往对晚间活动的服饰比白天活动时的服饰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因此，晚间着装要讲究一些，礼仪要求也要严格一些。晚间着装以晚礼服为宜，以形成典雅大方的礼仪形象。西方许多国家都有一条明文规定：人们去歌剧院观看歌剧一类的演出时，男士一律着深色晚礼服，女士着装也要端庄雅致，以裙装为宜，否则不准入场，这一规定旨在强调社交场合的文明与礼仪，同时也体现着西方国家所具有的尊重他人、可以营造出好的环境与氛围的社会文化。所谓季节性是指服饰穿戴应考虑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环境。拿服装来说，夏天应着轻软、凉爽的服装；冬天应穿保暖、大方的服装；不可冬服夏穿，夏衣冬穿，春秋季的服装可以自然、随意一些。所谓时代性是说，服饰应顺应时代发展的主流和节奏，不可太超前，也不可大滞后。
“P”原则，即地点原则，主要是指服饰穿戴者将要出现的空间环境。地点原则要求人们对即将到达的正式场合有一个了解或估计，是办公室还是码头车站？是高级宾馆还是公园、绿地，抑或是荒郊野外？……然后再选择自己应穿的服装和应戴的饰品，尽量做到在种类、质地、款式、花色等方面与所要参加的地点相协调。例如，女性在办公室环境中工作时，其衬衫或内衣的领口就不能过低、过松或过于烦琐。而应该高低适度、简洁利索。
“O”原则，即场合原则，主要是指衣饰打扮应顾及活动场所的气氛、规格。庄重、严肃的庆典、仪式活动应尽量正规；轻松、愉快的郊游、远足应尽量随便。很难想象，出席一个严肃的政治活动时穿一身睡衣，着一双拖鞋，主人会觉得你很是重视，会对你表示尊重和感激。相反，如果是参加一个有亲朋好友在一起的家庭聚餐或野外郊游，你西装革履、浓妆艳抹，大家一定会觉得你太讲究，俗气，不合时宜，甚至于对你敬而远之。因此，当参加远足、郊游一类活动时，应穿舒适、便于活动的便装。乘坐汽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时，应穿宽松舒适的便装。
只有认真遵循以上所讲的TPO原则去选择自己的恰当的服装和配饰，合理地穿戴，才可能在公众中树立起可亲、可敬、可信的形象，也只有按照这个原则去搞好服饰穿着、美容化妆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统一、协调，才能利用服饰、化妆所形成的整体美在我们的工作和交际活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