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丁文江(1887—1936)中国地质学家,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字在君。江苏泰兴县人。1911年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曾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千事等职。19儿年留学回国途中徒步在云南、贵州、湖南、江苏等省考察地质地理。以后又多次在西南地区从事区域地质调查。1913年与翁文灏、章鸿钊共同创建地质研究所。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培养了第一批骨干。他于1919年建立了五通山石英岩等地层单位,1931年建立了丰宁系地层剖面,1929年他将中国造山运动分为加里东期、海西期和燕山期三大构造阶段。此外他对铜、锰、铁、煤、锡等矿床资源的开发也有卓越的贡献。30年代时他与翁文灏、曾世英合编了《中国分省地图》和《中华民国新地图》。著有《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丰宁系的分层》和《中国造山运动》等。
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
A是一个生长中国的外国人。我与他认识了十多年;近来因为他回国去了,许多时没有看见他。前天在火车里头。忽然遇见他。寒暄了几句,就谈起政治来。
A:我回来了一个多月,很想找你谈谈,总见不着你。后来听说你离开了北京去做买卖。我还不相信:因为你在北京办事也还顺手,也还有成绩,以为你必不肯舍去了的。难道你当真不愿意再做官吗?
我叹了一口气道——官是做不得的了!我到北京十年总主张好人努力去做官:做官的多是好人,政治就有了办法了。一来同志太少,好人多不肯做官;二来官也太难做,好人都学不会;三来许多好人做了官就变坏了。眼看见好人做官的一天少一天,政治一天坏一天,况且一心要做好官,不肯弄钱,不肯兼差,做了十年官,仍旧是毫无积蓄。到如今薪水常常发不出,衣食都不周全,方才有一种觉悟:知道政治一天不清明,一天没有好人可做的官;做官的心思就淡了一半。又看见我们想做好官的人,辛辛苦苦费了多少年做成功的事业,一个无知无识的官僚或是政客,用一道命令,就可以完全推翻,觉得我做的事业,是沙滩上的建筑,绝对没有地基的,所以才改行出来做买卖。
A:你这番话自然是真的,我们也很原谅你。但是我倒要请教你,出来做买卖,政治就会得清明了吗?
我:政治清明,谈何容易!这不是一天可以做得到的。现在我们社会上的大患,是失业的太多,知识太缺乏。平民政治的根本,丝毫没有。要培植这种根本,一方面是要兴办实业,一方面是要提倡教育。实业教育有了成绩,方才可以希望政治真正清明。我做买卖固然与政治直接无关,然而间接的可以养活许多人——养活了我自己,使得社会上少了几个寄生虫,或者也是尽我国民义务的一种方法。
A:呵呀!怎么你也会钻到了这种太极圈里面去!近两年来这种说话,我听得不耐烦了。教育实业不发达,政治不会清明;政治不清明,教育实业会得发达吗?教育的情形,我不甚晓得。要从表面看起来,教职员索薪,学生罢课,也决不是教育发达的气象。我是做买卖的人,实业的情形我可是很知道的。我看中国有一班人趁欧战的机会,发了一点小财,就自己以为是实业家,而且以为实业是可以离政治而独立的。试问你们现在配得上叫做实业的,有几种什么实业?就是把银行也算在实业里头,新式组织的买卖,银行以外,只有煤矿,纱厂,面粉厂三种。哪一种现在是站的住的?煤矿全靠运输:去年奉直战争的结果,京奉京汉京绥三条路的车,不是扣在关内,就是扣在关外,连中英合办的开滦都要没有红利;天津的红煤卖到十八块钱一吨,还没有地方可买;用煤的人叫苦连天,销煤的人束手无策。再胡闹两三年,这些煤矿,不一个个要破产么?面粉厂纱厂,说起来更是可怜的了。出麦子的地方,种了鸦片烟,或是遭了土匪,麦子出得少了,价钱也贵了,十个厂有五个不能开工,开工的也是亏本。纱厂受的害也是一样。加之棉花还要出口:花价越大,纱厂越没有利钱。况且面粉厂纱厂也都要靠运输的。去年奉直战争的时候,大一点的厂哪一家没有存起几万包面,几万箱纱?一个公司压死了一二百万块钱的货,不能流通,不是关门,就是借债。今年若是再有战争,怕他们不破产么?这种事业,根本在农业,命脉在交通。这几年的旱灾,水患,匪乱,哪一件不是可以由行政上设法免去的?有了好政府,交通的发达怕不是一日千里么?我看欧战后的一种机会已经完全过去了;现在本来是实业恐慌的时代,然而若是政治有办法,这种恐慌,是不久就可以过去的。现在有知识财产的人,不去想法子廓清政治,反要来添设工厂。工厂越多,销路越滞,破产的日子越快。况且几个大的银行,都与政治有连带的关系,政治没法子解决,这几年辛辛苦苦聚集起来几个钱,都要变成废纸,还有什么实业可说呢?
我默然了半晌,勉强答道:政治不能放弃的我也很知道的。所以近来做买卖之外,也拿余力来谈谈政治……
A:咳!政治是实行的,不是资谈助的;政治,是要拿全力去干的,不是以余力来消遣的。
我:你这话固然是不错,然而拿全力去干政治,不是容易实行的。我觉得近十年来我们中国的政治,就是坏在了一班没有职业的政客手上。他们以政治为饭碗,所以越弄越糟。我们想先吃定了一碗饭,然后投身政治,庶几乎可以置个人利害于度外,不受饭碗的影响。
A:无职业的政客,是世界通行的寄生虫,不但是你们中国有的。但是你的计划,只可以在太平时代实行,当这种危急存亡,间不容发的时候,你不来救国家,反先要保全自己的饭碗,做近世国民的不是应该如此的!况且你的饭碗也没有保全得住的道理呢?
我:你说我们国家已经到了危急存亡间不容发的地位,未免太悲观了。
我们的大患是在不统一,不统一所以不能裁兵,不能裁兵所以财政紊乱,然而根本讲起来,财政并不是没有办法。目前国家的四分五裂自然是无从讳言,不过这种四分五裂,是中国历史上常有的事: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我们从前所最怕的是敌国外患。自从第一次革命到如今,大家不肯破坏到底,不敢提倡彻底的革命,却是有一种迷信:以为秩序一乱,外国人一定要来干涉,所以凡事都是迁就敷衍,调停退让。近两年来我觉得这种惧外的观念是错误的。张作霖强占了京奉铁路的一段,英国人何尝有法子赶他?外债到期没有下落的以万万计,我们的债主何尝能强迫我们还债?国际的政策到如今是成功了一种互相牵制的形势,一时决不能来积极干预我们的内政。
只要没有外患,我们有了时间来奋斗,来竞争,自然可以由分而合,由乱而治。所以我个人对于目前的中国,虽然没有具体的计划,可以立时统一,对于将来的中国,倒是很乐观的。
A:你这种话是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历史学家的眼光,不是一千九百二十三年的中华民国国民应该说的!由历史上说起来,目前的混乱,不过是中华国民做的一场噩梦,梦总是有醒的时候。但是做国民的义务,不是在冥想可能的将来,是要抓住了稍纵即逝的现在。不然,波兰亡国的时候,他的国民也只要冥想一千九百十九年波兰会得复兴,不必去抵抗普奥俄三国的征服了。这种历史观是你们中国人的长处,也就是你们中国人的短处。一个国家弄得土匪遍地,政府号令不出国门,军阀割据,贿赂公行,内外债没有着落,上下人无法生存,就是没有敌国外患,有知识的国民难道还可以放弃他们的义务,说没有到危急存亡的时候,可以不必着急么?况且你所说的国际形势,是似是而非的。你们从前的怕外国人原是没有道理,但是现在的不怕外国人也是没有眼光。照近两年来的国际形势看起来,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似乎比欧战以前是要好些,但是这也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经过大战争的国民自然厌恶战争:宁可暂时牺牲相当的利益,不肯出头发难,担负干涉中国的责任,然而这种观念列强本来不是一致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眼见中国有知识的人缩头藏尾,不肯出来奋斗,政治上无一线的光明,自然有人出来提议积极干预,共同干预做不到,就会有单独行动。干预的困难是经济同军事的担负太大,怕有得不偿失的结果,所以人人不敢轻举,然而近来已经有人提议,用中国自己的人,自己的钱,来监督中国。你看见上月英国《圆桌》杂志里面的一篇文章吗?做这篇文章的人似乎很熟悉中国的内情,通篇没有一句不符事实的话。最后他说,要希望中国自动的整理债务,破除军阀,恐怕没有那门一回事;最好各国分头占据现有的几条铁路,就用铁路的收入来组织护路队;用中国人当路警,外国人当警官,不久就可以太平。你自然知《圆桌》杂志是英国阴谋政治家的机关报,要算英国政治上最有实力的言论机关。这种文章登在这种杂志上,不很可以使得人注意么?用中国人来征服中国人,不是新主意,但是用铁路来征服中国,却是一种可以实行的毒计。你要明白,我不是赞成这种计划的外国人,而且不是劝你们怕外国人的人,然而有知识的人放弃他们的义务,听军阀土匪胡闹,无论外国人干预不干预,却是你们极大的耻辱,却是延长你们人民的痛苦,我以为有计划的革命不怕外国人干预,没有革命的计划,外国人的干预,怕是逃不了的。
我不禁点点头道:你这番话很有道理。
A:我最不懂的是你们哪儿来的这样耐性!有知识的人如何肯听一班无知识人来支配他们,宰割他们,连一点儿严重的抵抗也没有,真是令人费解!
我:你这话我们可不能完全承认。你难道没有看见学生运动吗?
A:你提起学生运动来,我更有话要问你了!政治运动岂是可以交付给未出学校的青年的?世界上的革命学生加入的,只有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德奥的暴动,然而那时候指挥学生的却是学堂的教习。你们的学生运动是什么人的主动,我是不晓得的,然而学校的教习却是完全取一种旁观的态度。
前几天学生向参议院请愿,我是个在场的证人。当警察用皮带子赶打学生的时候,有几个看热闹的中年以上的人,吓得脸都青了,跑得比学生还快。
只有几个十六七岁的学生,骑了自行车,在那里散布传单,倒还有点子丈夫气。这就譬如一家人家上了强盗,或是失了火,所有的壮丁都藏了起来,把救火,打强盗,这种大事都交给十几岁的孩子手里,岂非是怪事?而且你们的学生运动也是最特别。挨打受伤的学生都是向人家请愿去的。为请愿而受辱,未免太不值得了!不是我替英国人吹牛。我们国家若是有了重大的运动,有知识的国民,老的少的,无有不加入的。你只要看欧战发生的时候,英国人争先恐后去当兵,是何等爱国,何等勇敢!现在你们国家的危险,比英国加入战争的时候,大小如何,何以人心竞丝毫没有感觉呢?无怪布兰特一类的人骂你们麻木了。
我:我们中国人不容易感觉,不容易集合做政治运动,我是承认的。但是近几年来麻木,实在是一种反动。当满清末年,一班有志志士恨满政府腐败,秘密结合起来,做革命运动,何尝没有牺牲的精神,慷慨的气节?广东的将军,安徽的巡抚,北京的军谘使,都是炸弹炸死的;摄政王,袁世凯,同出洋的五大臣都也曾受过虚惊;广州的黄花岗至今还有牺牲的纪念。当日人心不能说不激昂,流血的也不全是未出学堂门的学生,何以到如今竟没有人出头来牺牲,来奋斗呢?你要知道,当辛亥革命以前,人人心里头有一种公共的目标:第一是“排满”,第二是“平民政治”;以为满人倒了,政体改为共和,天下就太平了。对于这两件事有一种绝对的信仰,大家才肯牺牲,才肯流血。这十一年来的经验,把这种信仰完全打破了。满人倒了,起来代他的同他一样坏;政体还没有变得全,代议政治已经完全破了产。大家没有了信仰,四顾彷徨,不知道如何中国才弄得好。要牺牲,为的什么?要奋斗,为的什么?谁也答不出来!始而是失望,继而是消极,消极的结果便是麻木。譬如欧战初起的时候,“救比利时”,“抵御强暴”,“巩固世界的平民政治”,都是激发人心的好目标。到如今停战已经四年,和平仍然无望,不要说从前所唱的高调了。要是英国人现在要替旁人战争,我可以断定奋勇从军的人万不能如一千九百十四五年那时踊跃,这也是从失望而消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