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又不甘心做那被人“养着”的“士”,而知识分子又已经太多,事实上也无法“养”着这么大量的“士”。他们只有凭自己的技能和工作来“养”着自己。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重要的是打破之后改变成什么样子?这真是个空前的危疑震撼的局势,我们得提高警觉来应付的。
1947年12月
正义
人间的正义是在哪里呢?
正义是在我们的心里!从明哲的教训和见闻的意义中,我们不是得着大批的正义么?但白白的搁在心里,谁也不去取用,却至少是可惜的事。两石白米堆在屋里,总要吃它干净,两箱衣服堆在屋里,总要轮流穿换,一大堆正义却扔在一旁,满不理会,我们真大方,真舍得!看来正义这东西也真贱,竞抵不上白米的一个尖儿,衣服的一个扣儿。——爽性用它不着,倒也罢了,谁都又装出一副发急的样子,张张皇皇的寻觅着。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的聪明的同伴呀,我真想不通了!
我不曾见过正义的面,只见过它的弯曲的影儿——在“自我”的唇边,在“威权”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后。
正义可以做幌子,一个漂亮的幌子,所以谁都愿意念着它的名字。“我是正经人,我要做正经事”,谁都向他的同伴这样隐隐的自诩着。但是除了用以“自诩”之外,正义对于他还有什么作用呢?他独自一个时,在生人中间时,早忘了它的名字,而去创造“自己的正义”了!他所给予正义的,只是让它的影儿在他的唇边闪烁一番而已。但是,这毕竟不算十分辜负正义,比那凭着正义的名字以行罪恶的,还胜一筹。可怕的正是这种假名行恶的人。
他嘴里唱着正义的名字,手里却满满的握着罪恶;他将这些罪恶送给社会,粘上金碧辉煌的正义的签条送了去。社会凭着他所唱的名字和所粘的签条,欣然受了这份礼;就是明知道是罪恶,也还是欣然受了这份礼!易卜生《社会栋梁》一出戏,就是这种情形。这种人的唇边,虽更频繁的闪烁着正义的弯曲的影儿,但是深藏在他们心底的正义,只怕早已霉了,烂了,且将毁灭了。在这些人里,我见不着正义!
在亲子之间,师傅学徒之间,军官兵士之间,上司属僚之间,似乎有正义可见了,但是也不然。卑幼大抵顺从他们长上的,长上要施行正义于他们,他们诚然是不“能”违抗的——甚至“父教子死,子不得不死”一类话也说出来了。他们发见有形的扑鞭和无形的赏罚在长上们的背后,怎敢去违抗呢?长上们凭着威权的名字施行正义,他们怎敢不遵呢?但是你私下问他们,“信么?服么?”他们必摇摇他们的头,甚至还奋起他们的双拳呢!这正是因为长上们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的缘故了。这种正义只能由长上行于卑幼,卑幼是不能行于长上的,所以是偏颇的;这种正义只能施于卑幼,而不能施于他人,所以是破碎的;这种正义受着威权的鼓弄,有时不免要扩大到它的应有的轮廓之外,那时它又是肥大的。这些仍旧只是正义的弯曲的影儿。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我在这等人里,仍旧见不着它!
在没有威权的地方,正义的影儿更弯曲了。名位与金钱的面前,正义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你瞧现在一班大人先生见了所谓督军等人的劲儿!他们未必愿意如此的,但是一当了面,估量着对手的名位,就不免心里一软,自然要给他一些面子——于是不知不觉的就敷衍起来了。至于平常的人,偶然见了所谓名流,也不免要吃二惊,那时就是心里有一百二十个不以为然,也只好姑且放下,另做出一番“足恭”的样子,以表倾慕之诚。所以一班达官通人,差不多是正义的化外之民,他们所做的都是合于正义的,乃至他们所做的就是正义了!——在他们实在无所谓正义与否了。呀!这样,正义岂不已经沦亡了?却又不然。须知我只说“面前”是无正义的,“背后”的正义却幸而还保留着。社会的维持,大部分或者就靠着这背后的正义罢。但是背后的正义,力量究竟是有限的,因为隔开一层,不由的就单弱了。一个为富不仁的人,背后虽然免不了人们的指摘,面前却只有恭敬。一个华服翩翩的人,犯了违警律,就是警察也要让他五分。这就是我们的正义了!我们的正义百分之九十九是在背后的,而在极亲近的人间,有时连这个背后的正义也没有!因为太亲近了,什么也可以原谅了,什么也可以马虎了,正义就任怎么弯曲也可以了。背后的正义只有在生疏的人们问。生疏的人们间,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自然可以用上正义这个幌子。至于一定要到背后才叫出正义来,那全是为了情面的缘故。情面的根柢大概也是一种同情,一种廉价的同情。现在的人们只喜欢廉价的东西,在正义与情面两者中,就尽先取了情面,而将正义放在背后。在极亲近的人间,情面的优先权到了最大限度,正义就几乎等于零,就是在背后也没有了。背后的正义虽也有相当的力量,但是比起面前的正义就大大的不同,启发与戒惧的功能都如掺了水的薄薄的牛乳似的——于是仍旧只算是一个弯曲的影儿。在这些人里,我更见不着正义!
人间的正义究竟是在哪里呢?满藏在我们心里!为什么不取出来呢?它没有优先权!在我们心里,第一个尖儿是自私,其余就是威权,势力,亲疏,情面等等;等到这些角色一一演毕,才轮得到我们可怜的正义。你想,时候已经晚了,它还有出台的机会么?没有!所以你要正义出台,你就得排除一切,让它做第一个尖儿。你得凭着它自己的名字叫它出台。你还得抖擞精神,准备一副好身手,因为它是初出台的角儿,捣乱的人必多,你得准备着打——不打不成相识呀!打得站住了脚携住了手,那时我们就能从容的瞻仰正义的面目了。
原载《我们的七月》,1924年。
大学的路
暑假了,许多中学毕业生投考大学,其中百分之十到二十将会取人大学。现在大学只能容纳这么多的新生,不能不有所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知识与能力。选中的是有福的,他们能够继续的增广知识,加强能力,有希望成为一些领导的人才。但是大学仔细的选择他们,他们也得仔细的选择大学的路。大学的路不止一条,通到各处,可是归到一处。这同归的一处就是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进步是综合的,得大家从各方面努力,这就是通到各处。大学训练分工,可是归于合作。大学分为不同的院系,就是通到各处的路。新生选择院系,有些是照着家庭的希望,但是大多数似乎是照着自己的兴趣。兴趣并不一定代表才力,往往选了院系学了一年两年,才发现自己让那靠不住的兴趣骗了,走了错路,也走了冤枉路。家庭的希望往往寄托在个人的出路上,学生自己也有许多着眼在出路上。这虽然不免自私,但是未尝没有道理,不过才力相宜方能有出路,不相宜不会有出路。看来是好出路的。未必人人都走得通;走不通就成了死路。大学生择业,从报考的时候就得仔细考虑,最好多商量,和父母商量,和师友商量。进了大学,特别是第一年终了的时候,更得多商量。
各项成绩当然是重要的标准;别唱高调,说分数不能代表你,分数是足以指示一般人的才力的,除了少数的奇才异能而外。多少年来大学生差不多都乐意专业化,越早越好。专业化是一条窄路。大学虽分院系,但是教育学生却该注重通识;有了足够的通识再去专业化,那种专业化才是健全的。不然只能成就技术人才,不能成就领导人才;甚至于欲速不达,只剩了个半瓶醋。现在大学的公共必修学程,用意正在培养学生的通识,让他们能有比较远大的眼光,并且能看清楚自己的地位和任务。学生好像都不大乐意这些学程,但是相信让他们勉强学习,多少还是有益的。还有,大学二三四年级学生修习本系的必修选修课程之外,最好能够选习一些别系的课,不但可以调剂学习的兴趣,也是培养通识一个重要的过程。从前有些大学有主系副系的办法,其实很好,现时似乎很难施行了,是很可惜的。现时大学各系的必修课程往往太多,使学生来不及选别系的课,也正是太重专业的毛病。我想教授们还是应该鼓励学生指示学生尽可能选些别系的课。这个我知道学生倒是乐意的。
现在的大学生特别注意现实的政治,也可以说是通识的一方面的表现,并且也可以增加某些知识和能力。这是他们在教育人民。但是他们在这青年时代,更重要的自然还是受教育,受教育是他们的本位。不忘记自己的本位,才不至于离开大学的路,才不至于使大学离开它自己的路。
1947年
论轰炸
敌机的轰炸是可怕的,也是可恨的;但是也未尝不是可喜的。轰炸使得每一个中国人,凭他在哪个角落儿里,都认识了咱们的敌人;这是第一回,每一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民族,有了一个国家。从前军阀混战,只是他们打他们的。那时候在前方或在巷战中,自然也怕,也恨,可是天上总还干干净净的,掉不了炸弹机关枪子儿。在后方或别的省区,更可以做没事人儿。这一回抗战,咱们头顶上来了敌机;它们哪儿都来得,哪儿都扫射得,轰炸得——不论前方后方,咱们的地方是一大片儿。绝对安全的角落儿,没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警报响了,谁都跑,谁都找一个角落儿躲着。谁都一样儿怕,一样儿恨;敌人是咱们大家的,也是咱们每一个人的。谁都觉得这一回抗战是为了咱们自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
轰炸没准儿,敌人爱多咱来多咱来,还有,他们爱炸哪儿炸哪儿。咱们的敌人野蛮得很,他们滥炸不设防的城市,非作战的民众。所以哪儿都得提防着,什么时候都得提防着。防空?是的,防空不论是积极的消极的,都只有相对的效用,怎么着也不能使敌机绝不来炸。所以每个人自己还得随地提防着。警报响了,小乡镇上的人一样儿跑,疏散区的人也会跑到田里树林里防空壕里——至少在楼上的会跑到楼下去。轰炸老使人担着一份儿心,放不下,咱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在受着轰炸的威胁。咱们每个人就都想把敌人打出去,天上,地下,海里都归咱们自己。咱们得复兴这个民族,建立一个新国家。新国家就建立在轰炸过的旧基址上,咱们每个人有力出力,都来一份儿。
警报比轰炸多,警报的力量其实还比轰炸大。与其说怕轰炸,不如说怕警报更确切些。轰炸的时间短,人都躲起来,一点儿自由没有,只干等着。
警报的时间长,敌机来不来没准儿,人们都跑着,由自己打主意,倒是提心吊胆的。可是警报的声音高于一切,它唤醒了那些醉生梦死的人,唤起那些麻木不仁的人,使他们认识时代。它教人们从试验与错误里学习敏捷,守秩序——也就是学习怎样生活在公众里。它更教人们学习镇定自己。谁都怕警报,可是得恰如其分,过了分就有点“歇斯底里”的。有一个时期重庆人每天盼望警报响,响过了好像完了一桩事似的,这就是镇定得好。轰炸的可怕也许炸了之后甚于炸的时候儿。血肉堆,瓦砾场,都是咱们自家的人!可是血债,记着,咱们得复仇!怎样大的轰炸都不会麻痹了咱们,咱们掩埋了血肉,在瓦砾场上盖起了新屋子!轰炸只使咱们互助,亲爱,团结,向新中国迈步前去。
让咱们来纪念一切死于敌机轰炸的同胞罢,轰炸是火的洗礼,咱们的民族,咱们的国家,像涅槃的凤凰一般,已经从火里再生了!
原载1942年重庆《扫荡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