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学术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其体系、规范、特征与方法和几千年中国传统学术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这是当代中国学人必然面临且需深入思考的问题。90年代末，陈平原先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的出版，为我们思考这一论题提供了一维空间。
陈著在36万余字的篇幅内，以散论而极富启发与深入的形式，从九个方面详细考察了中国传统学术是如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着重对其转型的内在机制、所涉因素、所历过程、所呈面目予以了描述分析。这九个方面分别是：西潮东渐与旧学新知、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关于经学、子学方法之争、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它们内在相互交错，构成一个多面的、立体的散论网络。笔者通读全书，甚感不仅在论题本身的启发上，即便在方法论上，也获益良多。现择要略谈如下：
一、知见深入，精义迭现
超脱一般立论，深入知见，在论述中力图准确阐释与见出新意，是陈平原先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的最大特色，也是其最大价值之所在。比如，在考察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问题上，一般论者容易将论题锁定在20世纪初，“西潮东渐”使中国传统学术处于风雨飘摇的窘迫之中，“五四”时期学人对传统文化的猛打猛敲，最终促使了现代学术的出现。如此立论当然不错，但应该说只见出了问题的主要方面。陈平原先生将学术范式的更新，更大范围地框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他提出，晚清社会转型与学术嬗变，孕育着现代学术的因子。作为世风转移及学术转变的枢纽，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角色及功能确实无可替代。他引用库恩科学革命的理论思路，即科学进步的图景可以这样描述：典范的建立——常态研究的展开——严重危机的出现——在调整中寻求突破，并导致新典范的建立。晚清在中国传统学术不断兴衰的正变历程上，正处于“严重危机的出现”时期，三百年“小学”度过了它的黄金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种种缺欠。这样，传统学术进程中对新范式的期待恰好与“西潮东渐”的时代潮流相融合。如此，不管章太炎、梁启超，还是罗振玉、王国维所喜欢谈论的清学，实际上都在乾嘉精微的基础上，多了对清初大儒忧世的推崇与西学气质中所含有的条贯精神的吸纳，初步将治学的旨归引回到充满喜怒哀乐的世俗社会、现实人生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性梳理之上，这使晚清之学从宗旨、问题到方法、“面目”都有更换。陈平原先生归结道：更深层的是，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很显然，如此知见是较为深刻的。
又如，在对官学与私学的考察立论上，陈平原先生从章太炎平生立说喜欢把话说绝的偏颇为切入口，拈出其与康有为的论辩，深入分析官学与私学不同的社会背景、教育体制、学教方式、精神支撑、意趣旨归等方方面面。他认为，章太炎因注重学制与学术思想之间的联系，故论学校功过，着眼点不在启蒙教育，而在学术发展，在其含蕴于学校教育背后的人文精神因素。正因此，章太炎反对“官学”，而提倡“私学”，对康、梁将振兴学术的希望完全系于朝廷不以为然。章氏所重的不是整个国家教育的战略决策，而是在思想史、学术史背景下，如何借保存国学来保存国性，抵御日渐汹涌的西化狂潮。其对传统“私学”的提倡，是其精神上力主自由，反对定于一尊与曲学干禄的表现；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是借书院、学会等民间教育机制，来传国故继绝学，进而弘扬中国文化。陈平原先生如此知见，准确地见出了章太炎“学在民间”的思想实质，对我们倡建更广泛意义上的现代学术自由与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是甚具启发性的。
再如，在关于经学、子学方法之争一章中，陈平原先生把1922年4月至6月章太炎在上海做系列“国学讲演”，1923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胡适撰写“发刊宣言”的《国学季刊》作为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交接的象征，认为此前谈国学以章氏为翘楚，以后则以胡适为重镇。章、胡二人在学术方法、学术规范的强调上所表现出的细微差异，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转型期“承上”与“启下”两代学者的隔阂与接通。出自杭州诂经精舍的章太炎，作为晚清无可争议的国学大师，其在对传统清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力辨经学与子学的本质异同。认为：说经之学，其用在考迹异同，发明历史真相，乃“客观之学”，讲究实事求是，“以此类知原求进步”；而诸子之学，其要在寻求义理，陈说人生奥秘，乃“主观之学”，讲究自坚其说，且“以直观自得求进步”。因此，经学与子学不只在目录学上，而且在学术史上有很大区别，必须突出其作为两种不同的学术思路。这种阐说准确地把握了章氏对不同学术旨归的认识。而胡适作为“五四”时期学界先锋，进一步提出，“五四”后的学术著述，应注重“脉络”与“系统”，避免传统诗文评和札记、注疏的“不成体系”。他强调整理国故，要特别注重“条理系统的整理”，必须“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胡适进一步认为，“现代学术”，不只涉及治学方法，还包括著述体例，除历来强调的文字浅显明白、思路条理清晰外，还包括著作分章分节、引文注明出处、使用标点符号、开列参考书目、“去据而用证”等一系列的原则、规范，它应是一种“新范式”。这样描述与分析，既抓住关节点，又将现代学术的转型放在动态与细部的变化中予以考察，其立论是甚为中的的。
二、纵横分析与注重规范并重
陈平原先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的另一大特色表现为，在描述中注重分析，并将分析的视界拓展到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同时，在散论的形式中又极为注重学术著作的规范性，言之有据，言之有本。因此，此书形式活泼而又含蕴厚实，在规范化的体式中充溢着思想性与灵性。
如“求是与致用”一章中，针对章太炎及其“学在求是，不以致用”的学术理念，作者展开描述分析，提出，“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思路，前者在清代乾嘉学派的治学中发挥到极致。章太炎秉承乾嘉治学精神，在时代大潮的风起云涌、“学以致用”成为潮流的背景中坚执“学在求是”之理念，将“实事求是”强调到极致高度。这实际上既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使然，又与现实刺激密切相关。章氏高扬“每下一义泰山不移”的学术理念，常精研故训，博考事实，强调由考据而通经，由通经而达道，乃学术与人生相互联系的正途，坚决反对在学术研究中掺杂个人主观好恶，甚或借学术作政论，倡“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在现实层面，则出于对康、梁大张“学在致用”的反拨与拒斥。康、梁出于现实人生的需要，极为短视地攻击清儒学问“破碎无用”，痛斥清代一大批学问家为求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而老死书斋。章太炎对此坚决予以捍守。其实，章氏心里十分明白，学术并不“纯净清白”，只不过今文经学家过于注重发挥微言大义，容易使不学无术者利用其曲学干禄或浮学惑人；而“实事求是之学，虑非可临时卒辨”，人们经过“研精覃思，钩发沉伏”的学术锤炼，心志更为安定，情性更见沉潜，其之于社会，从长线看，实可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失误。在学术实践中，章氏对西方社会学、哲学的吸取，对传统经籍的释读，其实远比时人视见开阔，高出一筹。这一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纵横展开，将章氏“学在求是”学术理念所蕴含的深刻之处阐析得极为完整、充分而深刻。
在“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一章中，陈平原先生从学者为何自述、自传与自定年谱、我与我的世界、“诗与真”的抉择、忏悔录之失落、“朝花夕拾”与“师友杂忆”五个方面入手，详尽而深入地阐析现代中国学者自我陈述的内在心理机制、“陈述”特点、追求及多维价值取向，分析极见开阔，笔法纵横穿插。作者精心选择50位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学者的“自述”作为考察所据文献，着重讨论其叙事策略及背后蕴含着的文化理想，在导游人们理解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同时，启发人们思考“文章”与“著述”各自的功能及自我超越的途径。从而，将“自我陈述”这一“本事”本身，放大到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不同链条中予以更见理性的观照，这样，“自我陈述”所含蕴的多方面学术进程意义就得以凸显。作者在文中详细列出从俞樾、王韬、容闳直到蔡尚思、钱仲联、张岱年、季羡林、杨绛、金克木等50位近现代学人的“自述体”著作，极见材料规整。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陈平原先生是将学术散论当作严格的学术论著来做的，他在每章后均附注有令人读后感佩不已的注释，将文献出处、本事缘由、脉络条贯附注得清清楚楚，这使本书在才识丰满中又见严整规范。
三、视角独特，极具方法论意义
陈平原先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的第三大特色是观照、分析问题，视角甚为独特。这当然与其善于纵横分析、深入知见是密不可分的。他常能脱却一般常论，从某个极不平常的“口子”切入，见出某“本事”的多方面意义。如在“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一章中，论及胡适，颇多独特看法，甚为警人。如说，胡适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半部《白话文学史》，这种“划了时代作用”的大作，有下卷和没有下卷其实关系不大，其意义主要不在自身论述的完美无瑕，而在于提供了示范的样板。又认为：在我看来，尽管胡适的“历史考据癖”吸引过无数青年学子，其“拿证据来”的口号也曾响彻云天，但胡适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仍以少年的“大胆假设”为主。还论断：胡适的“双线文学观念”提出后，中国文学史再也不是“文章辨体”或“历代诗综”，而是具备某种内在动力且充满生机的“有机体”，因此而催生出不少名噪一时的文学史著，可以这样说，“双线文学观念”是本世纪中国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史假设”。在“现代学者的自我陈述”一章中，作者同样颇多视点独特之处。如认为，学者自述之所以能够走出专业圈，成为大众欣赏的文章，很大原因在其着眼点，由“书里”转为“书外”。不是关于著述的评介，而是从事著述的契机、过程、心态以及成功的喜悦。注重“人之常情”，学者的自述，因而能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至于干脆撇开专门著述，只是“追忆逝水年华”，那就更容易作为好文章了。在本章的最末，陈平原先生又认为，“文”与“学”的急剧分离，自有其合理性；但对于文章（散文、随笔、小品、杂感等）来说，却是个不小的损失。时至今日，谈论作为文章品味的“述学”，或者有学问作为根底的“美文”，均近乎痴人说梦。这类独特的分析论断在全书各章中几乎俯拾皆是。鉴于篇幅，我们不多展开。
总之，陈平原先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作为探讨现代中国学术史演变、发展的丛书之一，其论断鲜明而多智，其方法新颖而启人。除下其所提供的识见外，本书的更大意义还在于它为我们敞开了一维深入思考的空间。捧读之后，确能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