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古典诗话的整理与研究和诗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对整体推进我国古典诗学的研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本章对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古典诗话的整理与研究状况略作回顾。
一、20世纪古典诗话的整理概况
伴随诗话的产生，诗话的整理工作由来已久。这大致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汇辑类编诗话，（2）辑佚诗话，（3）诗话点校。上述一二两个方面连同笺注、选编等形式，也是我国古典时期诗话研究的传统形式。进入20世纪，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对古代典籍的整理逐渐蔚为气候。诗话整理成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这方面，首先，丁福保所做的工作是我们不应忘记的。他辑编《历代诗话续编》29种，《清诗话》43种，基本网罗了古代诗话中最为杰出的著作。随后，郭绍虞的工作极具开创性。他在着手准备撰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时，留心于诗话的辑佚整理，通过艰辛的搜辑，他于1939年出版了《宋诗话辑佚》。此书将宋代35部仅见于著录或称引的传本不全、或完全散佚的诗话予以了补全、辑成，在宋代诗话的辑集上首建功绩。与郭绍虞一样，罗根泽为古典诗话事业亦付出了不少心血，他撰有《两宋诗话存佚辑年代表》、《两宋诗话辑校叙录》等文，并著有《两宋诗话辑校》一书（未出版的手稿）。他们的清理为后人诗话整理导引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古典诗话的整理工作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首先，在诗话的点校方面，60年代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相继出版了几十种诗话点校本。如：郑文、霍松林、胡主佑点校的《六一诗话·白石诗说·滹南诗话》，常振国、降云点校的《诗林广纪》、《竹庄诗话》，周本淳点校的《诗话总龟》，廖德明点校的《苕溪渔隐丛话》，王秀梅点校的《后村诗话》，陈新点校的《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王仲闻校勘的《诗人玉屑》，宛平、夷之点校的《四溟诗话》，杜维沫点校的《诗源辨体》，张国光等点校的《诗归》，夏闳点校的《带经堂诗话》，陈迩冬点校的《谈龙录·石洲诗话》、《北江诗话》，顾学颉和尗坎分别点校的《随园诗话》，胡主佑点校的《瓯北诗话》，王镇远、林虞生点校的《射鹰楼诗话》，晏炎吾等点校的《清人诗说四种》，王幼安校订的《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等等。这些点校本诗话，为诗话的普及和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清晰的第一手材料。
其次，在诗话辑佚方面，萧华荣辑有《魏晋南北朝诗话》，从较广泛的意义上，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典籍中所容括的论诗之语予以汇辑，为研究魏晋南北朝诗学补充了丰富的材料。其后，周维德校辑有《蒲褐山房诗话新编》，程毅中辑编有《宋人诗话外编》。90年代，吴文治主编《中国历代诗话全编》，从已出《宋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看，编者们对我国古典诗话广为蒐辑，大量收集散见于古人诗文集、随笔、史书、类书等书中的论诗之语，体制甚为巨大，确见集成之功。如关于宋代诗话，郭绍虞《宋诗话考》涉及诗话139家，而《宋诗话全编》则辑列562家，极大地扩展了宋人诗话蒐辑的范围。
第三，在诗话的汇辑类编方面，出现了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钱仲联《清诗纪事》等嘉惠学界的钩索汇辑。又有常振国、降云编《历代诗话论作家》，王大鹏等编《中国历代诗话选》，武汉大学中文系编《历代诗话词话选》，贾文昭《中国古代文论类编》等数种诗话或与诗话相关的类编或选编。台湾地区在70年代也出版有台静农所编的《百种诗话类编》。这之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王大鹏等人所辑编的《中国历代诗话选》，该书秉去芜存精之原则，选辑关于古代诗歌理论、诗歌名篇、名句的诠释赏析，以及其他有助于古代诗歌理论与诗歌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以文系人，又对入选各书均酌加解题，释其撰者仕履行述、诗学宗尚、著作传记、主旨得失、篇帙存佚、书目著录、版本名称等，还将撰者其他论诗文字作为附录，因此，在编排上显得纲目精洁而又内容充实。
此外，在对诗学著作目录的清理方面，蒋寅、张寅彭等人的工作是值得提及的。蒋、张二人分别撰有《清代诗学著作简目》和《清代诗学书目辑考》等文。他们的清理、力图深摸家底，是很有益于古典诗话研究的。
二、20世纪古典诗话研究述略
1.专书专家研究
20世纪的诗话研究取得成就是从诗话文献的研究起步的。这方面，郭绍虞等前辈学者承乾嘉学风，力图将诗话文献的整理与理论的阐释结合起来，其努力起到了引领学风的作用。60年代以来，主要的诗话笺注、校释成果大致如下：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陈应鸾《岁寒堂诗话笺注》，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王钟镛《升庵诗话笺证》，杨文生《杨慎诗话校笺》，李庆立、孙慎之《诗家直说笺注》，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赵蔚芝、刘聿鑫《〈谈龙录〉注释》，王英志《续诗品注评》，霍松林《原诗校注》、《说诗晬语校注》，王气中《艺概笺注》，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滕咸惠《人间词话新注》，等等。上述诸人的工作，既成为古典诗话研究的基础，同时本身又是极见学力的。
其次，在对诗话文本及有关材料的考证上，也取得了不少成绩。1937年和1940年，郭绍虞分别在《燕京学报》、《文学年报》上发表《北宋诗话考》和《南宋诗话残佚本考》，着手对宋代诗话作者、作年、文献、版本、辑佚诸问题进行较系统的清理。他努力匡谬辨误、征考精洁，为初步勾画宋代诗话发展与传布的轮廓作出了标树。之后，他经过数十年的不断补充厘定，于1979年以《宋诗话考》为名出版，是书成为20世纪宋代诗话研究史上的标志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方面工作伴随整个诗学研究的缓动而少见起色。直到新时期，对古典诗话的考证清理才又出现新的气象。据不完全检索，80年代以来，曹济平、周本淳、杨海明分别对胡仔的生平、家世及其《苕溪渔隐丛话》的成书年代，张锡厚对杨慎诗论著述的年代，王瑞来对《鹤林玉露》的作者，耘庐对《诗人玉屑》的成书年代，周本淳、刘孔伏对《诗话总龟》版本源流、条目的补正和始刻情况，赵伯陶对《四溟诗话》的考补，周祖譔对《后山诗话》的作者，刘忱石对黄庭坚的几条诗话，陈伯海、王士博、蔡厚示、张连第分别对严羽的生平、身世及行踪等，陈应鸾对张戒生平及其《岁寒堂诗话》的写作年代，王镇远对《原诗》的写作缘起，蔡镇楚、金英兰、王友胜对《唐宋分门名贤诗话》的有关问题，张健对《沧浪诗话》的成书年代，等等，分别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们的考辨触及古典诗话发展史上的不少关键性问题，对梳理诗话发展历史及其传播接受提供了不少突破点。如：对《唐宋分门名贤诗话》的考辨，蔡镇楚在韩国学者赵钟业发现、介绍这部诗话总集的基础上，对其作出了进一步的比较辨析，金英兰、王友胜二人则分别进一步对蔡文进行了辨误、驳正或补充。整体来看，他们的考察将宋代诗话类编问题的研究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又如，张健对严羽《沧浪诗话》成书问题的考辨，历来的研究者一般认为，此书是诗话从以资闲谈的笔记体著作走向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严肃理论著作的标志，但作者经过考证认为，《沧浪诗话》并非严羽所编。《诗辨》等五篇原本并不是一部诗话，而只是一些单篇的著作，这些著作由严羽的再传弟子元人黄清老汇集在一起，到明代正德年间才被胡琼冠以《沧浪诗话》之名，而其定名为《沧浪诗话》则是在明末。此论断引发人们对诗话发展历史的重新认识，是极具学术价值的。
专书专家研究的第三方面表现在对不同诗话家所持诗学观及相关诗学理论演变、发展的辨析、阐释上，这方面工作成为古典诗话研究的重点。一些在诗话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著作得到较深入的阐发；一些以前不太引人注意的诗话著作也大都进入了研究视野。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20年代截至2001年，关于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的研究论文共有200余篇，关于王夫之及其《姜斋诗话》的研究论文近130篇，关于王国维及其《人间词话》的研究论文则达到300多篇。其数量之多，研究切入点的广泛是令人振奋的。另一方面，像范温《潜溪诗眼》、杨载《诗法家数》、焦竑《玉堂丛话》、许学夷《诗源辨体》、黄生《一木堂诗话》、徐增《而庵诗话》、方世举《兰丛诗话》、黄子云《野鸿诗的》等一些平常不太引人注意的诗话，也得到不同程度的研究探讨。从研究的路径和取向来看，专书专家研究则呈现出多样的格局。其大致表现如下：（1）对单个诗话家所持诗学观、诗学理论的考察；（2）对不同流别诗话家所持诗学理论的清理；（3）从历史纵向梳理相关诗学理论，并对不同诗学发展线索予以勾勒；（4）从时代社会横向考察诗话家与诗人及诗话家相互间的影响与互动；（5）对不同诗学范畴理论内涵的辨析；（6）诗话的比较研究。上述不同的研究取向，在新时期更得到较充分的体现。
在诗话的专书专家研究中，勒成专著的有：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陈伯海《严羽和〈沧浪诗话〉》、蒋凡《叶燮和〈原诗〉》、胡明《袁枚诗学述论》、王气中《刘熙载和〈艺概〉》、王英志《袁枚和〈随园诗话〉》、《清人诗论研究》、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许文雨《〈人间词话〉讲疏》、祖保泉、张晓云《王国维与〈人间词话〉》、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王小舒《神韵诗学论稿》，等等。
2.对诗话的一般理论性研究
早在1929年，郭绍虞在搜集古代诗话资料的同时，即以《诗话丛话》为题发表了其最初的研究成果，力图对古典诗话的一般理论问题进行阐述。之后，陈一冰、徐英、静闲、曹今可、罗根泽、徐中玉、杨即墨等人均涉足于此，就诗话的起源、体式、特征、发展等论题发表过各自的看法。如徐中玉即撰有《诗话的起源及其发达》、《论诗话之起源》两文，对诗话的产生、发展问题较早予以了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诗话的一般理论性研究成为古典诗话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五六十年代，克中、高耕、钱仲联、殷勤、铁生、振甫等人都发表有相关文章，就诗话的体例、语言、特征等论题进一步展开探讨。进入新时期，张葆全率先发表《古代诗话词话学术价值初探》一文，就诗话在“关于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关于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关于诗歌理论问题的探讨”几方面价值展开论述，他提出，诗话在上述几方面均具有很高的成就和学术价值，应该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90年代初，蔡镇楚也撰有《中国诗话的理论价值与学术地位》一文，再次从宏观审视的角度对此问题予以了强调。70年代末以来，相继出现有不少关于诗话的一般理论性研究文章。如：欧嘉年《“诗话”琐谈》，黄霖《诗话杂谈》，金性尧《诗话掇拾》，聂健军《诗话丛谈》，古远清《古代诗话的特色》，刘国珺《浅谈诗话体的流变》，门立功《漫谈诗话中“比”的运用》，刘德重《论古代诗话的种类、渊源及价值》，蔡镇楚《中国诗话与民族文化性格》、《诗话考名》、《中国诗话与日本诗话》、《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莫拔萃《诗话渊源简说》，李庆立《诗话纵横谈》，陈之力《诗话的通俗性浅析》，汤高才《诗话：进入古诗艺术之宫的金钥匙》，张伯伟《中国古代诗话的文化考索》，刘桂珍《我国文言诗话与白话诗话的肇始》，王海英《论诗话“闲谈”性与“零乱”性的真正意义》，陈伯海《中国诗学观念的流变》，等等。上述文章，大都直接针对诗话的某个理论问题予以考察。也有些文章，虽然表面看来是对某个时段或某条线索诗话的考察，但却在实质上触及诗话研究中的一般理论性问题。如：徐季子《般若学与唐宋诗论》，梁道礼《禅学与宋代诗学》，蔡镇楚《唐人诗格与宋诗话之比较》，王德明《宋代诗话“以资闲谈”的创作目的及其影响》，刘德重《宋人诗话与江西诗派》，周裕锴《自持与自适：宋人论诗的心理功能》、《宋代诗学术语的禅学渊源》，许总《伦理学文化观念与宋代诗学》，等等，对考察古典诗话的形成、发展、特征诸理论问题很具意义。整体来看，此方面研究引人注意的切入点主要有二：一是从民族文化、社会历史情境、思维机制等角度探讨诗话作为古典诗歌批评专著形式所具有的特征，论其渊源、体例等；二是联系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从纵向考察古典诗话流变的内在特征与具体表现等。此外，当然也有对诗话作为批评文体的宏观审视和对中外诗话的比较等研究取向。以张伯伟《中国古代诗话的文化考察》一文为例，它拈出宋代诗话与党争、宋代诗话与禅学、诗话与刻书业、清代诗话与考据、清代诗话与地域等论题进行探索，对多方面地考察古典诗话的历史发展及其在不同时期的特征甚具启发性。又如，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中“北宋党争与宋人诗话”一章，通过详细考察“崇宁禁书与宋人诗话之祸”、“苏黄诗风之崇”、“苏黄诗风之贬”、“宋人诗谶”四个论题，将宋人诗话与党争的关系剖析得细致而深刻，深化了前人所论。
在诗话的一般理论性研究中，还有些工作是值得我们特别提及的，这就是对诗话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努力。1988年，蔡镇楚出版了《中国诗话史》，尝试“以‘史’为主，‘史’‘论’结合”的形式，全面探讨中国诗话之体的渊源流别、发展演变的历史全过程。此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在20世纪的诗话研究中，是第一次以著作形式撰成的专题诗话史，标志着古典诗话研究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后，他又出版了《诗话学》一书，将建构诗话学学科体系的期望具体落实进了著作中。此书共十章，从诗话的正名、源流、分类、形态、史论、体系、国别比较与文献清理等多方面对诗话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勾勒，应该说，对升华古典诗话的一般理论性研究意义重大。不久前，陈良运又发表了《诗话学论要》（《福建论坛》，2001年第4期）一文，对古典诗话文体的流变、诗话对中国诗歌资源的接受与采撷、诗话文体的悟性、不拘一格和诗话语言特征三方面作了纲要性的论述。该文特别就诗话文体内在质的变化为我们勾勒出诗话发展的四个阶段：即《六一诗话》出现之前的“前诗话”期；以《六一诗话》为代表的“集以资闲谈”为特征的诗话正式命名期；以《岁寒堂诗话》、《沧浪诗话》为代表作为正式诗歌批评著作的文体改进期和明清两代用同样的言说方式，以史与论的专题组合，不以“诗话”命名的诗话变体期（当然，也有不少以“诗话”命名的，属成熟的诗话）。这又从宏观上清理了古典诗话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特征，对古典诗话学科体系的建构无疑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纵观20世纪的中国古典诗话研究，应该肯定，成绩是极大的，这无论从考察的范围还是研究的程度上都已得到体现。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的古典诗话研究仍存在不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一是从历史纵向看，诗话研究还未得到充分展开，有些诗话触及的人还不多，或者触及了却未来得及“扎下去”，大量的研究成果停留于对诗学理论的一般性梳理，正由于此，古典诗话史的线索和内在发展逻辑还有重新清理的必要。未来的诗话研究，除撰著诗话通史的工作需补充完善外，断代诗话史的研究恐怕是诗话史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进一步，并可开展对单部诗话的接受批评史研究，如后世对《沧浪诗话》的接受批评，就是一个很好的选题。其次，对诗话的一般理论性研究尚需细致化，系统化。这也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诗话研究还需在研究专门问题上下工夫，让一些少被触及的问题“浮出水面”，以丰富、充实诗话的理论研究；同时，我们又应将这些问题作系统化处理的工作，使其上升到一定的理论体系层面。上述内容，笔者认为，应该是21世纪古典诗话研究要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