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曾国藩一样因为学文能耍笔杆子，学武能耍刀把子，善于思考而形成观点形成本领因而发迹的人，就是与曾国藩同为晚清重臣的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生于1812年，卒于1885年，湖南湘阴人，他是清朝官场上最有个性的人，也因为他的强硬使他立于不败之地。
左宗棠4岁开始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6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9岁开始学作八股文。但虽然他这也是科举从娃娃抓起，长大之后的应试路却并不如意。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他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道光十二年，左宗棠以监生身份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无论县、区、省三级考试，左宗棠都得意了一把。然而也只能仅此而已，之后6年他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三试不中，左宗棠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准备以经营农业成为一方人物。但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老左，这么说正是因为不甘心而已。23岁新婚时，左宗棠写下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实际上根据史书分析，可以认为左宗棠所以连考连败，是因为他的天赋和兴趣并不完全在科举，对科举复习上当然投入的精力就少。他喜欢兵书，有将才，而不是一个八股好手。从后来他的经历来看，他显然是主动而精心地研究了当时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名著。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水校经堂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中国地理尤其是军事地理方面的专家。由于这些知识都不当时科举考试最为急需的，所以从中可以感受到左宗棠此时已经有了与众不同的追求。当时，左宗棠已经像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一样，自比为诸葛亮，号“今亮”。他想的，就是在要当时天下乱局中以科举之外的另一条，思考形成观点，观点形成本领，本领用于实干的道路发迹。
好读书能明事终不负人，左宗棠虽然未能在科举上如意，却终因那些看似不入主流的自学知识，积攒下干实事尤其是当时必须的军政之事的本领而逐渐发迹。1830年，左宗棠拜访长沙著名务实派官员和学以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贺氏“以国士见待”，把他当成能左右国家大事的智囊。事实上呼应了左宗棠自喻为诸葛亮的做法，侧面证明了老左对自己的炒作是成功的。贺长龄之弟贺熙龄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他非常喜爱左宗棠，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不是那种徒有其名，无法干事的人。1837年春，左宗棠的同乡、两江总督、学以经世致用派代表人物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看到县公馆的一副针对他的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里所说的印心石牵涉到陶澍一个引以为豪的故事。据说，陶澍为官20多年作内清正，生活比较俭朴，敢于伸张正义，扶正压邪，堪称是道德模范。清官所以道光十五年，陶澍因政绩卓著，被召入京觐见。在道光帝详细询问陶澍家世时，陶澍向道光帝描述了其家位于“洞庭西南，资水之滨，潭心有石方正若印，名曰印心石。”幼年时陶澍随其父“结屋读书其上”等情形。道光帝听了很感兴趣，随即书大小两方‘印心石屋’匾额赐与。该匾正中有“道光之宝”玺印，右边落款“道光乙未秋日”。据陶澍上道光帝谢恩奏折，匾额是当年十二月初四军机大臣传旨赐给他的。陶澍视为“宠及林泉，光生蓬荜”，是他“难逢之异数”，因而倍极宝爱。回到两江总督署即择吉日刻石立碑，并建碑亭宝藏之。
所以当看到这对联恰如其分的吹捧后，陶澍非常激动，便提出要与写此联的左宗棠见一面。结果知县安排会见时，陶澍对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左宗棠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澍欣然应允。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第后曾绕道拜见陶澍，临别时陶澍提出要将年仅五岁的独生子陶桄许给左宗棠为婿，两人结为儿女亲家。同时，左宗棠也开始任陶桄的老师。后来，左宗棠应陶澍之邀，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而重要的是，陶澍的女婿胡林翼这时也对左宗棠有所欣赏。
1849年，陶澍的同事、因1840年鸦片战争前在虎门销毁缴获的走私鸦片而闻名于世的林则徐从新疆任上返回家中，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家读书的左宗棠。左宗棠在夜里急匆匆前去拜见，结果由于心情激动只顾赶路，一脚踏空落入水中。见面后，林则徐笑道：“这就是你的见面礼？”林则徐与左宗棠长谈后知道他对军事地理非常感兴趣，就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他。林则徐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说，将来沙俄与中国必因新疆而有一战，在他看来，只有左宗棠将来能担负起抵御沙俄侵略新疆的重任。林则徐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这为后来左宗棠出兵新疆，驱逐沙俄侵略者埋下了伏笔。
临别，林则徐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左宗棠此后便以此联时时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林则徐回到福建后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代写遗书向道光皇帝（1782年至1850年）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并引起道光的关注。至此可以看出，左宗棠已经占据了上位术中的数个要点，即得到权贵的推荐，而且名声在外。但归根溯源，还是在于左宗棠文能用好笔杆子，武则善耍刀把子，有观点有本领，这才得到别人的赏识。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打入湖南，长沙危急，仍身无半职的左宗棠在当时武将郭嵩焘等人推荐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力邀，到巡抚衙门参赞军事。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太平军围攻长沙三月不下，只好撤围下岳州而去。张亮基因战功升任湖广总督，不久又调至山东，左宗棠均得以跟随。其处理具体政务军务的才干，更加娴熟。
虽然随着张亮基遭人弹劾被罢官，左宗棠也一度解甲归田，但1854年3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当时是太平军军势最盛时期，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革除弊政，大力筹措军械、船只等。骆秉章则对他言听计从，将其比为诸葛亮，自比识人之刘备。最终，太平军重要将领石达开被逼出湖南。不仅如此，湖南还为在鄂、赣、皖等省前线作战的清军调拨粮饷、军械、船只。1856年，左宗棠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有功，受封为兵部郎中。
但左宗棠不知是为了炒作还是书生脾气，或者是坚持原则，在此期间经常因一些小事而与人大吵大闹。1859年，左宗棠因此得罪了永州镇总兵樊燮。樊燮一状告到京城，说左宗棠是“品质低劣的幕府人员”。时任皇帝咸丰帝下令湖广总督官文调查此事，并说如果所告属实则将左宗棠就地正法。 但以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为首的一批朝廷官员则纷纷为左宗棠说情，在他们向咸丰写的奏疏中提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咸丰帝终于心动，赦免了左宗棠。1862年受曾国藩推荐，左宗棠当上浙江巡抚，并组成中法混合军，扩充中英混合军与太平军作战，攻克太平军占领的金华、绍兴等地，随后升任闽浙总督。此后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但左宗棠官越做得大，脾气却越来越小。他说，“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
虽然曾国藩与左宗棠发迹事迹相似，都是靠能同时运用笔杆子和刀把子，有观点有本领，但二人之间也有不同。曾国藩在笔杆子上的发迹走的是科举路线，表现的是忠诚、实干，靠的是权贵推荐。而左宗棠在笔杆子上的发迹则走的是幕府路线，表现的是真才实学，且有鲜明的个性。虽然在刀把子上二人曾同时参与清军与太平军的国内战争，但左宗棠高于曾国藩的地方在于，他后来在反对外国侵略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没有软弱与含糊。光绪元年（1875）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拥有筹兵、筹饷和指挥全权，负责收复沙俄及其傀儡占据的新疆部分地区。1881年夏，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84年6月，左宗棠奉召入京再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国舰队在福州马尾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全军覆灭，左宗棠奉命督办福建军务。不幸壮志未酬，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病逝。
一路向上，永不止步，关键时候会用本领。任何朝代的大小官员只要有点责任心、功名心，都会用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所以那种善于读书，有观点有本领，既会搞笔杆子工程，又会吏治，又会耍刀把子，又会表现出忠诚者，总是有展示自己的舞台，最终都有发迹可能。
时空对话
看到曾国藩与左宗棠这两位可以说是公众人物的人穿越到眼前，大清的周培公忽然有了找他们签名的冲动。但转念之间，他觉得这过于无聊，便开口问道：“二人想说点什么忠告吗？”
左宗棠不愧是性格强势，第一个开口说道：“真正的忠告从来都是最简单的道理。我要说的是人活一世，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活得更好，所以一定要记住学以致用。”
曾国藩以一贯稳重的风格点点头，接着说道：“但一个有才能也不要以为就一定能够有所作为，有时生不逢时，才不逢事，事不相济，怀才不遇，遇而不成，都是很自然的事。”
听了这一席话，看着二位被后世许多人视楷模的人渐渐远去。大清的周培公想到：曾国藩和左宗棠不愧为一代人杰，但他们的辉煌业绩并没有挽回清的下滑趋势，这恐怕是曾左二人生命中的一种遗憾。事实上，这两个人都死不瞑目。曾国藩因为处理涉及外国侵略与中国百姓矛盾的天津教案不当，在世人的唾骂中郁郁而终；左宗棠在对抗法国侵略的当口，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即使有天大本领的人，如果生不逢时，也未必能造福天下，扭转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