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祯与施琅——让自己成为稀缺资源
“关系好，不如离不了”，看官场关系远近、亲疏的人，对于这一点了解是颇深的。即使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不务正业，靠关系走后门发展的人，却总免不了需要能做实事的人。而这种有真才实学的人在历史上发迹上位的可能，至少有一半吧。这就是说，你既有本领，又有帮得上忙的关系，并且还是稀缺资源，那就绝对是非你莫属了。
话说中国元代历史上有一位经济官员，在元代为天下百姓丰衣足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堪称“元代好人”。他就是以“非你莫属”方式发迹的王祯。
王祯，字伯善，山东东平人。不过遗憾的是，虽然王祯历史贡献大，但史书对他的生平记载很少，连生卒年月都难以考证。只知他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开始担任过安徽旌德县县尹六年，又于元大德四年（1300年）改任江西永丰县县令。虽然看似县令官职低，但他至少也是一个县委书记兼县长，拥有人事、财政等多种权力，已经是不一般了。何况他生活的朝代是元代，当时全国人分四等，汉人只是处于三等或四等的位置，能干个县级主官十分难得。最值得敬佩的是王祯每到一地都政绩斐然，功业辉煌，尤其是他在农业科学和农业经济发展上的成就，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财富。他以自己的才华和实践，呕心沥血，写成《农书》一部，共二十二卷，内容涉及农业、纺织、机械、天文等多个方面，从具体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到科学理论，都有系统深刻的论述。《农书》虽出自县令之手，却不是为评职称而搞的东西，也不是由手下人捉刀带劳。相反，此书不仅是一部科学论著，而且渗透着王祯的政见和发展经济的谋略思想。因为此书，王祯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卓越成就的经济谋略家。
一开始，王祯出身并不怎么好，可以说是家境贫寒。据说发迹后王祯曾对一位朋友讲，早年他基本上过的是一种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有一次他们一伙人出远门，别人送给他们每人一块点心。其他人当场都吃了，只有他把东西留下来，千里迢迢带回家给儿子吃。因为他实在是没有余财可以为儿子买一份巧克力之类的食品。当时，王祯感触最深的是“富家一碗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碗灯，父子相对哭。”如果某一个地方官让家家拿点油出来点灯，那么富家子不会把它当回事，而王祯父子却不得不为这一沉重的负担而抱头叹息了。后来王祯还曾说，他早年穷得只有苦学苦干奋斗的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去悲伤。除了贫穷，王祯的不利还在于，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蒙古族统治下的元代，朝廷的显官高位几乎都由蒙古贵族和色目人充任，汉儒出身的人一般很难升上去。因此，王祯尽管博学多智，才华出众，政绩卓然，但他始终只能当个七品芝麻小官。不过横向衡量，即使是这么一个小官，在元代汉人中间也已经非常不小了。何况王祯出来做事的时代，元朝已经步入暮年，天下政治混乱，普通有政治才能的人已经基本难有出头之日。
但王祯为什么在那种混乱的年代中发迹了呢？这并不是靠投靠哪个元朝的贵族，而完全是靠他那种统治者缺少不了的干才本领。据说由于出身农民，王祯从小就很注意研究农业问题，并成为真正的农业学家。他非常钦佩并赞叹历史上那些擅长农业、兴修水利，造福百姓的人。如汉时“治颍川，劝种树”的名臣黄霸，汉时渤海郡首“治勃海，课农桑”的龚遂，汉光武中兴时“守渔阳，开稻田”的张堪、“治敦煌，教耧犁”的皇甫隆，并把他们作为自己从政的榜样。他说：“公卿守令，如果都能效法黄霸、龚遂、张堪、皇甫隆等贤人的作为，关心老百姓，节省徭役以宽民力，克除游惰以务农业，那就不用担心民心不安定，农田不耕治了。”从对这些榜样的研究中，他养成了严于职守，忠于事业，勤于思考的作风。正是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中，王祯形成了自己勤政富民的经济思想，并因此被元朝廷官员征集为安徽旌德县县长。王祯，在事实上是发迹了。但他发迹不忘百姓，不忘与民同乐。
在任期间，王祯深入民间，了解情况，既同情农民的疾苦，又十分尊重农民的劳动和质朴，说“世上最淳朴的人，莫过于农民了”。他曾写了许多诗歌赞叹农事和农民的劳动，编成《农务集》，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的生产劳动及其艰辛。目的是要唤起政府和官吏们珍视劳动力。当王祯了解到种田人要取得温饱很不容易，主要是由于租税太重、苛捐太多、徭役太频之故时，便大胆地揭露元初推行的“劝农”政策已变成为“吃农”，“劝农官”已经变成了“吃农官”，负责监督检查的“巡行”已经成了勒索、受贿、贪赃的代名词，巡行官到哪里，那里就成了灾难。他在《农书》里揭露说：“今长官皆以劝农为头衔，对农作之事却一无所知。借名‘劝农’，下乡巡行，出发之前，先行下文，使各处互相报告，到时横征暴敛，这难道不是骚扰吗？”因此，他主张朝廷应当加以制止，革除弊端，制定常法，使“劝农”名副其实。
王祯为推行自己勤政富民的谋略思想，不摆县尹的架子，不顾其他僚吏们的嘲笑，不辞千辛万苦，改革创制新式农具，深入农村田间，向农民们宣传推广新的种植法和使用新生产工具。开始农民们不习惯，他就一遍又一遍地耐心劝导，并手把手地教，直至农民们学会应用为止。其结果，他所在的县农业产量出人意料地大幅度增产，农民受益，国家增收。他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减轻人民的疾苦，还积极主张创办公益事业，并在自己管辖的权限内尽力去做，如修筑道路，建造桥梁，对贫民免费送药等。他还带头捐献薪俸，开办学宫，发展地方的教育事业。因为王祯抓农业事迹突出，后来他的上级又把他调到了江西永丰县任县令，成为一把手。这次调动在原因在于，当时江西各地因为灾害严重，农业歉收，饥民受各地起义风潮影响而蠢蠢欲动。当地有见识的元省部级领导干部，想让王祯抓好农业，从根本上杜绝不稳定的因素。只可惜受更高层官员歧视汉人的观念影响，王祯只能任县令而未能成为主抓全省农业的官员。
据说，王祯在任上曾想方设法给他的江西同僚们写信，劝他们抓好农业。王祯在信中说，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进步的经济基础，农业关系着国计民生，国富民安，更是关系王朝存亡的生命线，古来的善政者和有识之士都提倡“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农本思想。王祯强调，一夫不耕，就要有人受饥挨饿；一女不织，就要有人无衣挨冻。他又对汉、唐以来推行的“孝弟力田”和“崇本逐末”政策作出新的解说。他主张“孝弟”（即孝悌，意为孝顺父母，尊重兄长）为立身之本，“力田”（努力耕作劳动）为养身之本，“两者可以相资而不可以相离”。他说，农夫因为受到饥寒之苦，所以看到游手好逸的人在享乐，就会生出羡慕之心，乃至离开农田，放弃农耕去跟随他们，这就造成了民害。所以他认为只有“仓廪实”人们才能知礼节，只有“衣食足”人们才能知荣辱。可以说王祯的荣辱观，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他把经济作为礼节和荣辱的前提，深得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赏识。所以那些看重王祯的元朝官僚系统的中级官员们，想方设法暗中资助王祯，让他过上好日子。
除了谈要重视农业，王祯还写信给同僚具体谈了一些农业方法。王祯主张仿照汉代的“常平仓”、唐代的“义仓”方法，建仓积谷，储粮防饥。他尤其强调民间储粮备荒，以丰补歉，逢灾自救，是一本为利的办法。他曾以诗明志：“富国何如富在民，乡闾是处有高囷；只知不负英雄谒，遇歉能倾一济贫。”后来，王祯把这些信件收集起来，整理成了传之后世的《农书》。或许可以说，王祯是当年以书信作为写作材料的第一人。
王祯作为元时期一个不可或缺的人发迹了，与之相类同的，是清代的施琅。只不过与王祯相比，施琅的境遇非常曲折，颇有大起大落的意味。
施琅生于1621年，卒于1697年，农民出身。据称施琅“有识度，臂力绝人”，因为小时家庭贫困，无钱上学，便弃文习武。一边帮助父亲务农以补家计，一边从师“习距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为万人敌”。
对于曾在康熙身边工作过的人周培公来说，施琅最初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竟然跟与清作对的郑芝龙干。这个郑芝龙（1604年至1661年），号飞黄，小名一官，有飞虹将军的称号，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明朝末年，他主要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从事贸易，同时也兼任海盗，遇到没有防备的商队就抢劫人家。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建立了武装海商集团“一官党”。在清朝取代明朝之初，他拥立明宗室唐王称帝于福州，改元隆武，他本人受封平虏侯，掌握军政大权。就在此时，施琅投奔郑芝龙当了一个部将。但1646年（顺治三年），清军剿灭隆武小王朝，在此前降清明臣洪承畴的建议下，郑芝龙投降，施琅自然也只能跟随着降清。但当时他的新上级，清提督总兵官李成栋对这些投降过来的人有所歧视和防备，对郑芝龙的旧部施琅、施福、洪习山、黄廷等人，既利用他们冲锋陷阵，创造战绩，却又在给清廷的奏疏里把他们贬得一钱不值，把功劳都加在自己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