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去了很多地方，去过非洲，也去过印度，似乎还去过南美洲。他做过很多底层人群的工作，甚至做过苦修者。他当初的疑问在于现存的秩序和价值，他最终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但是他却因此收获了充实和对自己的信心。这本书是毛姆的杰作，是以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为原型杜撰而成。
大元这十年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毛姆笔下的拉里。
人，生活，生命，爱，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尤其喜欢布莱希特的《三分钱歌剧》剧本解说中的一段话：“强盗麦基在展望未来时，看到的绝不是绞刑架，而是平静的属于他个人的鱼塘。”
他写作二十年，他几乎从来不做笔记札记日记，他从来对格言警句抱怀疑态度。但是，他从菲尔丁那里学到了另外一种方式，为自己的作品写题记。
生活是什么？它不过是一种愿望。
—摘自卓别林电影《舞台生涯》你只要稍稍离开江岸就会发现大路笔直上下都很平坦—摘自《上下都很平坦》当然，信不信都由你们，打猎的故事本来是不能强要人相信的—摘自拉格洛夫《骑鹅旅行记》各种神祇都同样地盲目自信，他们唯我独尊的意识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他们以为唯有自己不同凡响，其实他们彼此极其相似；比如创世传说，他们各自的方法论如出一辙，这个方法就是重复虚构。
—摘自《佛陀法乘外经》辽阔的大海空空荡荡，没有其他船只航行，他们像是在穿越一个空寂的世界。
—摘自毛姆《远东航船》玻璃弹子有许多种玩法，最简单又最不容易的一种，是让弹子途中毫不耽搁，下洞。
—摘自《错误》窝莱斯有做美洲土人的野心，既然事实上办不到，他只好一个人单独生活。
其实，孤独的人就是文明国家允许的一种变相野蛮人。
—摘自雨果《笑面人》男人和女人都知道自己有罪。他们知道自己造成的苦痛，他们的过错，他们的谎言，他们的背叛。
—摘自格林小说没有什么能够抹平我们额上的皱纹因为我们过去热爱现在也仍然热爱生活相信吧，不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我们都是些认真的孩子—摘自《零公里处》所以我觉得，我编撰这些故事的时候，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远离着缪斯女神居住的帕纳塞斯山。
—摘自薄伽丘《十日谈》我清楚记得就在堤坡上那颗三色弹子显得自由自在—摘自《上下都很平坦》我在一间破败不堪的房子前敲了门，来开门的是个女人，我一看出是她，不禁大吃一惊。
—摘自辛格《巴西一夜》病区没有任何形式的围栏，这样它既不能防止病人外出，又不能防止外人进入。
—摘自《虚构》除非他能找到一个意外的出口，一扇非正式的后门，或者譬如说外通一条小弄的太平门......—摘自巴斯小说他觉得后心被砸了一下，顿时突发的麻木向全身蔓延开去。他马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他只记得他绊在一丛灌木里，身子朝软绵绵的黑暗倒过去。
—摘自《总在途中》柔软而无情的雪片，悄悄地做自己的工作。一摸就融化了。它是纯洁的，就跟伪君子的诚实无欺一样。雪片变成雪崩，跟欺骗变成罪恶一样，都是纯洁的东西慢慢积累起来的结果。
—摘自《笑面人》不如总在途中于是常有希冀—摘自李一丁来信从我这里走出苦恼之城从我这里走进罪恶之渊从我这里走进幽灵的行列—摘自但丁《神曲·地狱篇》大元把这些题记每一则都用他所喜欢的三百字稿纸誊下来，一张一张贴满他在海甸岛东部住所的墙壁。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因为那些文字彼此很不一样，有的是诗，但是大多数不是，是一种描述叙述或者表述。他很迷恋这些曾经属于他小说的文字，所以他躲在这些文字当中懵然而自得其乐。
所有熟悉大元的人都知道他很自恋。一个自恋的男人。
命中注定的美丽邂逅
他少年时期就有了人生偶像，诗人书法家画家林散之。林散之的字是他的最爱，在他心中怀素和王羲之也要排到林散之之后。还在大学的时候，他已经用自己的稿费拥有了第一幅林散之。大元自己也写诗，也时常被诗情诗意所笼盖，但他的诗与旧体诗相去甚远。林散之全部是旧体诗，大元读来很有心得，可以给别人说得很起劲，但是却没能从中吸取到对自己写作有帮助的滋养。
林散之的诗和字包括画，在他都是高不可及的神品，他只有仰望的份，从来没奢望过可以接近。
但是有一点却让他以为自己有机会去模仿，那就是林散之的生活。老人家的一生聚徒教学不亦乐乎。这样一种格局和状态，是大元内心无比向往的，而且他觉得自己未必不能够去选择那样一种生活方式，去大学当老师成了他许多年里的一个愿望。
而儿子2000 年小学毕业，那也是大元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儿子十三岁，已经离传统的成人年龄只五六年光景。
大元认定这段时间刚好是男孩长成男人的关键期，所说的中学时代。他把儿子带到这个世界来，他必得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他已经把太多时间都推给父母亲，他决定在儿子小学迈入初中的这道门槛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格局。
经过多方努力，他进了上海一所老字号工科大学当老师。他把自己原本动荡的生活一下给固定了，让自己想动也动不了。只有这样他才能把儿子带在自己身边，他和儿子就此成为新上海人。
此前母亲极力反对他的想法。儿子在奶奶身边的七年里，爷爷奶奶两个人尽心竭力，爷爷（一个退休的老工程师）负责教育，奶奶掌管生活。母亲反对大元自己带孩子的理由是他根本带不了，首先因为他是男人，还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又从来没带过孩子。
大元相当固执，他认定的事情便非做不可，非做好不可。
大元运气不错，到学校那一年刚好赶上学校自建的一个宿舍小区竣工。教授身份让他分得一套一百四十平方米的新屋。当时的自建宿舍有若干福利成分，所以价格不高，大约三十几万，但这也不是大元一下就拿得出来的。凑足这套房的房款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最后东挪西借总算凑足，他和儿子有了一个家。
这时候大元生命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出现了，是他的一个学生姚吴。认识之前，他只是他的学生，认识了便成了徒弟。以后几十年这两个人一直以师徒相称，成为终生不渝的朋友，那是后话。
姚吴开始只是帮师父在课上做录音，在课下将录音还原成文字。大元当老师讲课的八年里，共发表出版讲课录音稿逾百万字，单篇发表的数十篇不算，仅专著计有《虚构之刀》《阅读大师》《细读精典》《新阅读大师》《小说密码》《电影密码》。其中六成以上为姚吴所整理，工程量不可谓不大。
说起来那也仅仅是姚吴所做的一小部分而已。
另外一个部分对师父大元来说同样重要，姚吴成了儿子的朋友。两个孩子之间最初确定下一个有意思的称谓，儿子叫他老大。这个称呼一叫居然也已经超过了十一年！
大元对当老师讲课这件事的热情只维持了前面四年。
在大学里的聚徒教学，远不如林散之在自家院落里来得惬意。大元为两堂共九十分钟的课程，正常备课要两天，因为他要读一整本书，要对书的作者做一次系统梳理，要把讲的内容尽量让听众（学生）消化理解并受益。因此他备课相当辛苦。但是他发现许多学生根本兴味索然，这一点大大挫伤了他的积极性。
他不能怪学生，因为毕竟绝大多数听课的都是工科学生，对学理学工的学生讲小说的妙处，多多少少有那么几分对牛弹琴的意味。说事倍功半也显得温柔了。
四年之后的老师生涯已经令大元相当郁闷，他的学校没有文科传统，期待如北大复旦那样的文学氛围，恐怕至少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郁闷，并且绝望。
其间有另外一桩事情勾起了他的兴致。
他的老朋友老谭知道他一直喜欢电影，怂恿他捡起电影来做。老谭执掌一家大的影视公司，可以给他投一些资。
第一步当然是策划电影剧本，有启动资金的运作与当年拍摄《寂寞邀请》就很不一样了，正所谓鸟枪换炮。
策划班底有资金支持，三哥马上移师上海；姚吴也有了一份薪水，可以减少对家庭的依赖。那个回合热热闹闹，大元的一个导演朋友一个广告人朋友一个在法国学电影的朋友都聚合在上海，可是三个和尚没水吃，无论如何也没能弄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剧本来，最后只能无疾而终。一个小制作的商业运作最终流产，在那个年代是常有的事。
这个回合令人沮丧。也让大元尝到了做电影不容易的滋味。
但是这一次之后，却给大元带出了一项副业，做电视剧本。当然这也是老谭的约请，老谭是大公司大手笔，签了合同马上给了部分定金。这让大元的写作第一次有了收入预期，同时也有了时间约定和法律条文的约束。
大元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赌徒》时的情形，当时迫于交稿日期临近，陀氏第一次尝试雇一个速记员，他准备以口授方式写小说。一本书他只一个月就完成交稿。《赌徒》之后居然成为世界名著。
大元常年伏案，形成很严重的腰伤。写作的坐姿对腰伤患者是极难承受的考验。剧本的要求很具体，每集不少于一万五千字，二十集就是三十万。以大元先前的写作进度，平均每天两三千字之间，完成剧本要十足的一百多个工作日，加上耽搁加上日常工作，恐怕少说要半年。他的腰伤绝不可能给他那么久的时间。
他决定尝试口授。在过去的时间里，姚吴已经跟他磨合得有一定基础，预想应该行得通。
儿子和姚吴玩得很好，两个人经常会做夜半长谈。大元太忙碌，时而只能将儿子托付给姚吴。儿子十三岁到十七岁这四年里，儿子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心里话都倾倒给老大，其中包括了长大过程中对自己妈妈和对大元的看法。
而儿子对自己的看法刚好是大元的盲区。
对于大元而言，他的生活中首要的肯定是儿子的饮食起居和教育；其次是他作为教师的职责所在，备课，讲课，行政（系主任）；再其次是以老谭为主的外部社会带给大元的生计（电视剧本写作）和爱好（电影剧本创作，电影拍摄）的机会；再再其次，他是单身男人，他需要交友，需要恋爱。
这四项内容中，每一项都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照料一个男孩的生活和教育已经足够两个成年人终日忙碌了，从早上叫床开始，到早点，到送走孩子去学校，到买菜，到买衣，到买各种学习用品日用品，到两顿正餐，到督促作业，到解决季节更替带来的诸多问题，到与儿子老师学校的沟通，到陪孩子玩，到给孩子讲观察世界认知世界的方法，到用各种方式培养孩子的眼力。所有这些之外，还有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家务中的搞卫生。一百四十平方米的大房子，日常搞一次卫生大约两小时，大元把其中每周一次的拖地任务交给了儿子，儿子的另一项任务是洗碗，洗每天晚餐后的碗。
教学最大的工作量是备课，不赘。系主任要面对五十个教师，数百个学生，日常的大事小情可想而知。这足以占掉一个大男人一天里绝大部分时间。
至于生计和爱好两项，八年屈指一算，计有五部电影的策划及剧本写作，每个少则三五月多则半年以至更久；计有五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写作，总计约两百万字；计有六部专著约一百余万字。所有这些都是大元当下和日后的生计基础。薪水实在太有限了。
交友和恋爱的事就省略不提了，谁都知道那需要多少时间、精力、金钱和感情的付出。
这么说下来，大元对儿子心里面的东西肯定会有盲区，儿子不主动说出来，他当然无从知晓。大元承认他和儿子在情感方面交流不多，也因此觉得很歉疚。
他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文字《给儿子打欠条》，他的歉疚之情跃然纸上。
大元在电影电视方面的运气不太好，自编自导拍了一部电影，一直停留在初步剪辑阶段已经七年之久；所有的五个长篇连续剧都只停留在剧本阶段。加上先前在海口拍的电视电影搁浅，他对影视的热情无论如何该画上休止符了。
自打1991 年离了婚，他的感情之路同样坎坎坷坷。他从未想过日后再不成家，可是成家的好运气却总是不曾光顾他。他对婚姻需要缘分这件事笃信不疑，唯一的解释便是缘分不到。
他在那几年里状况该算是比较差，据姚吴的说法，经常是面带菜灰色，脸颊常有水肿状态。他情绪低落，经常处在疲惫状态，这种时候他唯一的调节便是跑一次海南岛。
姚吴说师父每次从海南岛回来，精气神总会有比较大的改观。所以只要看到师父的心情差脸色灰的时候，他就提醒师父去海南岛转转。这成了师徒之间的一个小秘密。
前妻说她有一个机会去德国完成一个项目，为期一年。她征求大元意见，可否让儿子休学一年去欧洲转转，或者干脆到欧洲去上学。大元问儿子自己，儿子说他想去。2004 年内儿子走了。
大元和儿子之间的四年蜜月期结束了。
那一年还有一件很坏的事情发生在大元身上，严重糖尿病。
儿子走了之后，姚吴成了师父身边仅有的一个人。工作仅仅是师徒二人之间的一部分，他们之间更多的时间在交流。姚吴成了大元说心里话最多的那个人，如果没有姚吴在身边说说话，那些年大元的日子当真很难过。
姚吴目睹了师父那些年里的低落，阴郁，躁狂，甚至厌世。用他的话说，师父那几年的日子过得不好，很不好。只有两件事能让师父的心情光明朗照，一件是去海口，一件是去柏林看儿子。去海口容易，每年都可以去；如果想每年都去柏林就太奢侈了。从2004 到2008 年，他也只去了柏林两次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