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去采访周云蓬的时候，要进绍兴一个公园拍点外景，公园管理处的人看见我们的摄像机，连票都不卖了。穿蓝制服的大姐说：“公园今天维修。”我们说：“拍鸟，不拍人。”“那也不行。”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情况要么上火，要么低声下气求一下，老周站在边上，蔫蔫地问：“鸟也修吗？”大姐被逼得只好说：“也修。”
我们手忙脚乱拿了介绍信，请示她的上级，当他们确认了我们只是拍摄“一个盲人歌手在绍兴的文化生活”后，放我们进去了，后面还有三五位很客气地跟着。
进了公园，周云蓬说：“领导是怕鸟有怨，一进门，孔雀跪一地。”
后边跟着的人短促地笑了两声。
绿妖乐得眼睛弯弯，我问过她为什么跟云蓬在一起，她说：“王小波小说里写，一个母亲对女儿说，一辈子很长，要跟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就为了这个吗？”
“有趣多难啊。”她说。
2
绍兴小街光净，桥上的青石头被磨得锃亮水滑，他和绿妖夹着手臂，不用盲杖，走得比谁都快。走过木店，他闻着刨花香，停下脚，让我们买几个新鲜的木陀螺。绍兴雨多，开着电暖气，围着暗红的光搓手哈气，桌上几个橘子，剥皮后又凉又沉又香。雨真冷，我说：“你一个北方人，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他觉得北京像汤，是水和火的结合体，老在加热，在锅里，咕噜噜，老汤，一百年，很浓，“能解饿，但就是不新鲜”。熬到后来，除了金刚一样的人，很多人都被煮成汤料了。
他说：“我老爱在半生不熟的时候蹦出来溜达。”
他说这是他的命，“人的一生往往围着一个动机转。音乐，也是第一句重要，有一个旋律动机的时候，这首歌的命运就注定了。”这个动机从他幼年开始，他妈带着他看眼睛，坐绿皮火车到处跑。“绝望是没有出路，一望一堵墙。不安是不知道看见什么，还有百分之五十。”
在去富阳的火车上，我们聊天，有人觉得盲人到这么多地方也看不到什么，他一笑：“现在过钱塘江了吧。”
边上的人都不知觉，“你怎么知道？”
“过桥的声音，比较空洞。”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人要被困住了，就想去新鲜的地方，每个地方的味儿都不一样，连鸡叫声都不一样，河南的鸡叫声就比西藏的暴躁些。”
这本书里大多是他到处乱跑的记录：翻跟头的手风琴者，大熊一样的胡德夫的手，一玻璃杯黄金一样的阳光，香港的两只牛蛙像老头一样咳嗽着聊天，海南每棵植物下各自“噼噼啪啪”的雨，一个人的春节——腊肉白米饭老熟的陈香。
就这么出出进进，停停走走，怕自己被砌在一种水泥模式里，“不管是自强不息式的意义，还是流浪在路上的意义，要是被绑架了，其实都是在表演，哪怕这个词多好听。”
“人嘛，害怕没拐杖。”我说。
“那也是一种绑架，我后来争取尽量不依赖某一个人或者某个地方。关键要看是不是诚实，如果内心的声音不是那样的，就别那样。”
3
他这种自我警觉性总是很强，用他的话说，“自由就是有权利不断地怀疑，或者有怀疑的可能性，怀疑就是自我更新。”
很多写诗唱歌的人不问俗事，老周关心世俗，他写崔健与罗大佑，也是写自己，“不愿意总被群体意愿附体……关键是谁也无法指认哪里才是自我的边界，并且……他们心很软，不会先锋到把时代远远地甩开。”
我们在绍兴的小店里吃芋艿，二十五块钱要了四个菜、三碗黄酒，白米饭随便加，他说：“这要是在北京，饭店不是自己房子，租金贵，老板肯定说，这还了得，为什么不用地沟油？”
他写的都是这类的感受，没有以世界名著爱好者和业余思想家自居，面对公共性问题也是从个人出发，“有人伤害了你的朋友，或者伤害了你关心的人，你也觉得很疼痛，疼痛和幸福都扩大了。”
不过他一边写社会新闻，一边自我责问，觉得这种限时的紧张要求不从容，每周一期的专栏，有的时评写的时候看得出有点急，有锻字炼句的痕迹，一觉得勉强，他就把专栏又停了。
绍兴他家的房后，有条河，寒绿色，他坐在河边的石台上抱着吉他随手拨弄：“生活和弹琴一样，不能只紧，也不能只松，得这么松松紧紧地沤出来。”
这本书里，我最喜欢他写父亲的那一篇，是一件事在心里沤了多少年，悲酸欢慨，滚热过，又放凉了，凝结在心，又从心里顶出来的。
老周讲过一个故事，也许可以用来说一下文字的标准。他住圆明园时，一个艺术青年掉进了河里，一开始文质彬彬，冒出一个头，对岸上人招手：“能不能救一下？”
沉下去再浮上来的时候喊：“救一下。”
再浮上来的时候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救命啊！”
写文章得写到这个份儿上——不吐不快，没有苦吟，也不用琢磨，连修辞都是一种烦琐，诚实道出就是。
4
老周在这本书里写的多是别人，但从别人身上倒映出了自己。
当年老罗要给曾轶可录专辑，很多朋友都不赞成，老罗说他找了周云蓬来配乐，还租了最好的录音棚。大家笑“把他俩拉在一起……”，老罗一路说，边上的人一路哈哈哈，等他说到最后曾轶可不肯来，他们摆了一张空椅子在中间，照了张没有歌手的乐队大合影的时候，边上的人已经乐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有个哥们儿连喘带笑地说了一句“我早就告诉你……”老罗把小杯子往桌上一顿一推，拔腿走了，边上的人拽袖子没拽住，差点把碗筷都带到地上了。再怎么叫也不回来了。
后来谁也不提这事了。过了两年多，我才听老罗说：“那天我没回来，可不是因为生气。”
我看了他半天：“你……不会吧……”
“就是啊，眼睛通红，回来没法看。”他说，“跟好朋友说说委屈还不行吗？”
我这次看了老周在书里写这个事儿的过程，费了那么大劲，一句埋怨讥诮没有，到最后是老周建议大家照这张合影作为纪念的，“我们一起碰杯，感觉这个事没白做。在老罗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要学习他那种一腔血性，虽千万人吾往矣，敢于把自己置身于荒诞中，不怕丢失中年人最宝贵的面子的良好品德。”
我一边看一边自惭，看看人家老周。
那之后不久，有个导演想采访老周，我和老罗作陪。席间谈起中医，老周挺中医，老罗反中医，两人越谈声音越大，老周扶案而起，气得有点哆嗦，一股子黑沉沉的摧城拔寨的气。老罗也站起来了，也是一团黑，两人两只大动物一样咻咻地对峙着，堵得满肚子话说不出来。我们一边笑一边往开拉。绿妖推着老周先走了，老罗发了半天牢骚才算。
到了春节，老罗见了我，按捺不住：“我想给他发个短信……”又摸出手机给我看，“结果他先发了一个，‘可春节不好过，我们吵过架……’”——是老周自己唱过的歌词改的。
呵呵，男人这种动物，脸上能有这种扭捏的心潮澎湃，一个是跟姑娘说话的时候，一个是跟兄弟言归于好的时候。
几个月后两人见面，老罗正感着冒，带了一袋中药，对着老周装可爱：“为了你，我连中药都吃了。”老周说：“我先发那条短信，就是怕被你抢了先机。”
老周写“被老罗喜欢的人是比较有福的”，被老周喜欢的人也是。
5
我看老周在书里写尧十三，就找来听，他用贵州织金话唱《雨霖铃》——
我要说走嘞，之千里嘞烟雾波浪嘞/啊黑拔拔的天，好大哦……拉们讲，是之样子嘞，离别是最难在嘞/更球不要讲，现在是秋天嘞/我一哈酒醒来，我在哪点/杨柳嘞岸边，风吹一个小月亮嘞……
想起我在台湾采访过一个1949年离家的老兵，问他：“你家里没房了，没人了，你为什么还这么想回去？”
他说：“人总是要有个窝的，小狗也一样，这个窝是个烂棉花也行，有它从小闻的味儿。”
中国人现在不管在哪儿，总像老周说的，有那种“身在外地”的感觉，是一种焦虑。像地下河一样，日夜都不停，焦虑都不自知。
民谣里头有这个千百年来的味儿，张佺、玮玮、小河、李志、马木尔……唱的都是自己的窝，人要没有这几根沾土的草茎连着，活着活着就干枯了。
“啊，黑拔拔的天，好大哦”，就这几个字，这么一个调，从古到今的苦乐哀愁在里头，但人听了能有一个宽解，就是老周说的“人不是完全活在当下，你有很多延伸在古代里面，也伸在未来，是一个纵深的、完整的人”。
人活着，情动于衷，嗟叹不足，歌之咏之，只要槐花还开，杨柳还摆，风还吹着小月亮，民谣就还在，它会自己长，带着腥味儿从硬土里拱出来，白天黑夜，种子被鸟带走，被风吹来，带着青湿之气，它自己要找出路，绳子捆不住，石头压不了，把水泥地淹了，钻过篱笆，在水边暗暗会合，蔓得千枝万枝。
它不与什么对抗，它就是要按它的一股子天性自在地长。
在绍兴他写字的窗子底下，周云蓬指给我看过，小木窄门里头那个老太太用电子琴伴奏唱革命歌，气壮山河，日夜不息。他写：“我起初放雷鬼、死亡金属，加以对抗，都不管用。后来想起邓丽君，找了一张邓丽君全集。”
一腔自顾自的柔情，把火红焦亮的东西都渗透了，浇得没声了。
6
有天我在《收获》上看了史铁生写给王朔的信，觉得写得实在好，非跟谁分享一下不可，就突兀地发给周云蓬让他看。
史铁生和王朔谈的是信仰，这种事最难谈，人人各有经验，我非要说我天眼开了，你也否认不了我的经验。这种个人看法旁人很难置喙。但史铁生的信写得又平实，又幽默，又痛快，他说自己很多事也没想明白，但人和人谈话，不是比高低。他反对绝对武断，“行嘞，听我的，这事儿我就给你办了”，因为让人不明白的事儿最容易抓人，承诺你一个真理、一个终点，挺容易让人入迷，跟着就走了，可却不能多问，“听我的不得了，老这么问东问西的，咱这事可就瞎了。”
他说：“这里头最容易孕育一种霸道。”
史铁生觉得“但凡全能的或者宣称全能的，我都听着邪乎”，他觉得没有一条路是有终点的，只能是这么走，碰到什么拆解什么。
我是觉得周云蓬在这点上和史铁生挺像——诚实。我想了想，诚实是什么？诚实就是精神上的一贯性，不相信什么突变和顿悟，对别人手拿把攥的东西，总要有一点疑问。他跟我说过：“要像划船一样，自己有个舵，不要逆流而上，那也是一种做作。但是允许个人把舵左偏偏，右偏偏，船为什么要有这么个东西，因为个人有一方向，人要有一点调整。”
所以他在“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之后加了那句“永远不听话”。不相信谁定的方向，只愿意见招拆招，这样才不会被什么绑架，包括自我。
我们采访结束告别的时候，很多人一起吃饭，大家忍不住夸一下“老周是一个精神强大的人”，“他比我们明眼人看得还清楚”。
周云蓬听了一会儿，朗诵了一句“请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吧”。
众人哄笑而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