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华尔街的玻璃天花板
中国留学生背景的华尔街精英中，自然不乏有识之士，也注重团队合作精神。像我的旧上司，曾任某大投行VP格林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进入那家投行，格林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就是因为他竭力向我们大老板推荐而最后定下的。
VP，Vice President的简称，就是“副总裁”，听上去很牛，不过在华尔街，只是中层头衔中的最高一级而已。
格林是国内某省的高考理科状元，清华的物理学士、硕士，中科院的天体物理学博士，来美国后又在耶鲁读了第二个博士，毕业后在华盛顿的一个试验室做了两年博士后。
鉴于他超强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每次部门招聘新人，部门总经理理查会让他去把关。那天我去面谈，第一个见的是白人埃瑞克，第二个见的就是格林。一看见一位亚裔脸的人走过来，我暗自祈祷，希望他最好不是中国人。因为以往我去大大小小的公司面谈，只要是白人，面谈这关我总能过。而碰到印度人和中国人就基本没戏。当格林确认我是中国人后，他出了一道最难的题目对我说：“你不要试图去找答案，只要解决问题的思路对就行了。”很幸运，我答对了，更幸运的是，格林是个有志向的中国人。他说：“中国人论聪明、论学历不比别的族裔差，我们所缺乏的就是抱成一团的精神。你放心，我一定在部门经理面前给你打包票。”
经格林不避嫌疑挑选进公司的同胞，还不止我一个。
格林是我在华尔街见到的最具野心的中国人。他毫不掩饰自己往上爬的企图，努力训练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坐到高级主管的位置上，握有用人权，使自己本民族的同胞享受平等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像陈冲那样花大钱，每小时150美元，请专业人员纠正他的英语口音，又去学校专门学习写公文报告，还经常去Toastmaster（一个全球性的非营利俱乐部，通过模拟练习和即时反馈，训练沟通能力，训练在不同场合说话的方式），还拿到了纽约大学金融专业进修班的结业证书。在我看来，以他的能力和学历，他做高管绝不差于其他族裔的人。
后来提拔格林为小组长，邀请我调入了他的小组。共事不久就发现他的脑子反应极快，做事干净利落，不愧为高考状元。而且方方面面，从金融到电脑到模型无一不通，更具备宏观能力，简直完美得无可挑剔。其实他那时已经在华尔街滚了十来年，要是白人的话，像他那样的能力，正常情况下应该是MD（“董事总经理”，华尔街高层中的最低一级）的级别了。
之后三年，每年年底我们部门都将申请格林升迁的名字报上去，并且有理查的强力推荐。可遗憾的是，他的升迁之路每次都被堵在公司顶层。有一次召开公司大会，格林大胆地质问公司CEO：“我们公司的升迁是不是只根据姓氏，而不是根据能力？”问得CEO一脸尴尬，顾左右而言他。
一直到去年，格林还是VP。上个月的一天，公司人事经理找他谈话，对他说，公司在香港有个董事总经理的空缺，他完全符合要求，只要他去报到即可走马上任。
格林毫不犹豫地说，我去！我祝愿他在新的岗位上能早日实现理想！
其实格林的遭遇，好似一滴水可以看到一片海洋，正是我们这批在华尔街资深中国员工的缩影（我也不例外），真可谓不如归去……
高考状元格林的境遇不由使我想起另外一位旧上司卫康。卫康可以说是ECN开发的鼻祖了，他早先是路透社属下的，美国第一家做ECN（电子通信网络）的Instinet公司的干将，在20多年前加入Instinet ECN的开发小组，并成为骨干，完成了其中最关键部分的设计和开发。当今的ECN就是以他们当时所确定的规范为标准的。我在他的手下做了一年半，学了许多在学校都学不到的本事。
卫康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电子工程学士、纽约大学的金融硕士。他不到两岁就跟着父母从香港移民来美国，小学、中学、大学都不曾学中文，娶的太太又是新加坡人，英语是母语，卫康的自我认同原本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是当然的美国人。可偏偏每次参加大型的聚会，碰到高鼻子蓝眼睛的人，闲聊中总会问他：“你从哪儿来？”如果聚会的地点不在纽约，他会说：“我从纽约来。”这样的回答显然不能令对方满意，疑惑地再加上一句：“是吗？”要是聚会在纽约，他回答：“我是本地人。”同样也不能使对方满意，便会刨根问底儿：‘Really？ But where are you originally from？’（“是吗？我是问你最早从哪里来的？”）其实卫康知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可他就是不想使这些人满意，偏偏说：“我是美国人，就是从美国来的。”嘴上虽这样回答，可心里却捉摸开了。为什么“他们”老这样问呢？如果问起“最早”从哪里来的，大家就都不是美国人了，美国应该是印第安人的天下，可如今的印第安人又在什么地方呢？
由彼及此，到了2000年的一天，卫康终于请了一个月的长假，带着全家开始了寻根之旅。他们先去了广东，又到了北京、上海、西安、杭州和云南，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一回到纽约他便自觉自愿地学起了中文，每小时30美元。想到在中国看不懂商店招牌，听不懂中国话，深觉有愧炎黄子孙的脸面。现在有人再要问起“你从哪里来？”他就会大声地说：“我从中国来。我是中国人！”他对我说，中国文明比美国早了五千年，比欧洲都早了上千年，作为中国人的后裔，我很自豪！我很高兴他找到了归属感。
9·11事件后，我们在世贸的办公室毁了，搬去新泽西州上班半年。那会儿，我们公司租了几辆小车，让住家相近的同事几个人同坐一辆车去上班。我和卫康住得比较近，编为一组。而那时他在学中文，正好逮着机会，于是我们一路上谈天说地，我教他背简单的唐诗，说普通话。他惊讶我的中文这么“纯正”，很是羡慕。他说：“你中文比我的中文老师还好，早知道我跟你学，每小时付你50美元。”我笑道：“我们同是中国人，跟我学，免费。”
身上毕竟流着中国人的血液，他的中文水平进步神速，虽说还不能读与写，但一般的口语可以了，只是听起来美国味儿挺浓的，不见他的人，光听他说话，洋腔洋调的挺好玩。
遗憾的是，9·11事件后BRUT ECN业务一路下滑，一年半后被纳斯达克收购，我所在的部门一锅端，连卫康也不能幸免。他1998年与Instinet的十来个人一起被BRUT ECN挖脚跳槽过来，在他的主持下，BRUT开发了自己独特的、最高效的交易平台，使BRUT没几年就成了当时五大ECN之一。这中间的辛劳、苦劳只有他自知。而我给他讲的最后一个成语故事竟然是“飞鸟尽，良弓藏”，生活是多么的讽刺！
后来据他说，他度假回来找工作非常不顺，华尔街的大环境本身就不好，做了几年高级主管，他对于具体的技术生疏了，CTO的职位有限，到公司当CTO，本来就不易，而对他这张“中国脸”来说，可能性就更小了。曾去过好多家投资银行面谈，都因位置不合适而作罢。
看来，在华尔街，华人的天花板一直很有限，这是多么不公平。
13.失业后如何寻找新工作
2011年年底到2012年年初，美国失业率已攀升至25年来的最高点，仿佛谈虎色变，人们被媒体所报道的失业率吓坏了，担惊受怕哪一天桌上的电话铃响起，被告知“你被裁员了”。随着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经济学家预测，明年失业率将达到10%。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失业率上升速度最快的一年。
而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也创下了4.1%的纪录，这是美国政府1992年开始跟踪记录的。按照这样的失业速度，如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将在某个时候会失业，或从事半职工作。
如果不幸失业了怎么办？是自暴自弃等着拿政府的救济呢，还是面对现实，积极地想办法争取重新开始？希望下面的小故事，能给不幸失业的人带来启发和希望。
我在纽约一家证券公司的老同事罗伯特斯诺，原先是做金融产品销售的，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罗伯特清醒地意识到这次找工作可不像以往，因为他的许多朋友丢了工作后，都挣扎在寻找新工作的征途上，毫无进展；想继续回到“游戏”中去，就必须将自己职业生涯中所掌握的每一项技能，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由于长期从事销售工作，罗伯特养成了做事有条不紊的习惯。失业后，罗伯特没有自怨自艾，他马上到文具店，买了一本硬封面的笔记本。他发誓：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每天所有的活动，包括跟谁打电话，说了些什么话，做了哪些运动，感想如何。甚至连每天吃了些什么，都做详细的记录。
为了保持高昂的斗志，每天早上九点钟，罗伯特必定打电话给失去工作的朋友们，互相问个好，并商量这一天应该如何度过？而礼拜六早上，罗伯特则联络小区里的邻居，也是最近才失业的前首席营运官、前首席财务长。他们聚在住家附近的咖啡馆，交流面试心得和体会，相互传授面试的小技巧。
不像有些人，一失去工作便爆炸性地发履历，罗伯特则在他的笔记本上排列了一长溜的人名，像他的销售计划书——15个依然在领导岗位上的老同事。然后他坐定下来给他们写电邮。其中有一个老同事，罗伯特已好几年都没有联络了，老同事在网络产品销售公司上班。罗伯特写道：我期待着新工作。几分钟后，回信来了，只有简单一句话：给我电话。
做销售的都知道，见到潜在的买家只跨出了第一步，关键必须弄明白人家需要什么？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人家为何非请你不可？于是罗伯特搜罗了这家网络公司所有的信息，包括CEO接受采访的报道。他把这些信息进行分析、整理和归纳，并且详细记录在PowerPoint的演示文稿里，就像做作业那样，规划着怎样得到这份工作？又如何在头三十天、六十天或九十天里完成销售任务。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在面试中，罗伯特的表现是完美的。最后一轮面试，也是罗伯特的第7次面试，当他谈到怎样把从前的客户拉过来时，面试他的经理走到黑板前写了一些想法，罗伯特站起来拿起笔，和经理肩并肩在黑板上来来回回一同讨论战略。
令人不可置信的是，失业两个半月，罗伯特便得到了新聘约。他所做的无非是定时给朋友去电话，与邻居交流找工作的经验，搜罗研究信息资料，七轮面谈，以及黑板上的一个灵感。当然，还有他的饮食日记。
不可否认的是，当今失业的现实是残酷的，尤其是纽约的金融行业，我认识的好些朋友中，单据我所知的，就高达每四个中失业一个，平均已经失业了半年以上，有的甚至已长达十个月。我自己也有过两次失业的经历，对于失业的滋味感同身受。目前的形势下想重新找一份工作，关系网固然重要，还必须具有开创性的思维方式，单靠传统的方法似乎不灵光了，必须到市场上去挖掘隐藏的机会。
像我的朋友大卫，失业后去教堂做义工，据他说，是上帝在做工，这些年来，因为工作太忙，周末杂事又多，离上帝疏远了。在教堂里，他非但得到了心灵上的安宁，而且还通过教堂“就业网络支持组”，不久就找到了新工作，不可思议的是，新工作比原来那份工作收入更高，更有发展前途。大卫感慨道，真是上帝在“做工”啊！
还有一个找工作的最佳途径，那就是加入当地的专业协会。我太太在多伦多的一个朋友苏姗，任职于无线电台的广告部，她感觉工作即将不保，便加入了当地的专业协会，同时继续上班，并强迫自己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当“这个时刻终于到来时”——失业，苏姗在一次协会的活动上高声呼吁“谁要我？”结果经专业协会的介绍，失业仅仅一个礼拜，苏姗就坐在了新的办公桌上。
虽然“船到桥头自然直”，可面对严峻的失业率，如果我们善于运用巧思妙想，便能及时化解面临的危机，这样不是更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