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建立，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
徐达率二十五万大军北伐中原。一篇荡气回肠的讨元檄文。蒙古贵族把他们在草原上互相杀伐争权夺利搬到宫廷里来，四十年间换了九个皇帝。应天城里规模宏大的宫殿落成，经臣僚们再三劝进，朱元璋终于登上大明皇帝的宝座。
在王朝更迭之际，战争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无法停止它轰隆隆前进的脚步。朱元璋不能让他的将军们闲着，将军们也不能让他们的士兵闲着。福建平定之后，朱元璋复命廖永忠为征南将军，朱亮祖为副将军，率舟师由海道取广东；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南下取广西。两广一旦戡定，则南方诸省除了龟缩蜀中的明升小王朝和蛮荒之地的云南，中华半壁江山尽入朱元璋之手。诸雄剪灭，后患既除，他有了与元朝廷作最后决战的底气。
至正二十七年冬十月的一天，吴王宫的议事厅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朱元璋召集诸将讨论北伐中原的军事部署。朱元璋首先分析北方的形势说：“现在山东为王宣盘踞，河南扩廓帖木儿嚣张跋扈，关陇则是李思齐、张思道的地盘。他们互相猜忌攻讦，你打我，我杀你。元朝眼看就要覆亡，中原的老百姓却要遭受荼毒。现在我们将整军北伐，拯救生民于水火之中，大家看北伐军要采取怎样的进军路线方能取得胜利？”
平章常遇春不屑地说：“那帮蟊贼算什么？以我百战不败的精锐之师，去攻击元军安逸已久的乌合之众，还用选什么路线？挥军长驱直入，直捣大都，必如破竹之势，一旦攻下了大都，再分兵扫荡，其他城池自可不战而下。”
由于近期对张士诚、方国珍和陈友定的用兵太顺利了，有些将领们不同程度地产生了轻敌思想，也认为直捣大都是个好主意，但朱元璋事先与军师刘伯温仔细商定了作战计划，他立即指出直接进攻大都的危险性，他说：“元朝建立已近百年，大都的城防一定很坚固。倘若我孤军深入，一时攻城不利，被阻于坚城之下，后方又离得远，粮饷接济不上，而敌人的援兵又从四面八方赶来，岂不陷入危险之境？那时我军就进退两难了。”
众将听他这么一说，尽皆点头诚服，纷纷赞道：“主公运筹帷幄、深谋远虑，我等不及多了。”
朱元璋进而宣布他的作战计划：“北方诸敌中，王宣势力最弱，我军挥师北上，可由淮入河，先取山东，拆掉大都的屏障，然后移兵河洛，攻下河南，破其藩篱，再攻拔潼关而扼守之，占领它的门户。这样天下形胜之地均在我掌握之中，对大都形成三面包围之势，然后向其进兵，那时大都势孤援绝，很可能不战而克。大都既下，乘势西进，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均可席卷而取之。”
朱元璋说得很自信。长期的军事行动锻炼了他的指挥才能，尤其是得到了刘伯温这位军师的辅佐，他对每次战役的筹划部署相当细致。比如进军山东他就可利用运河漕运源源不绝地向前方转运粮草，以供军需。若孤军深入直攻大都则没有这样的便利，粮饷供应要艰难得多，而且有被敌军截断的危险。将领们明白了这些道理，都对他的部署异口同声地称赞，连常遇春也不坚持己见了。
进军路线确定之后，朱元璋宣布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大军北伐中原。常遇春勇冠三军，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以他作先锋，与参将冯胜分领左右翼，将精锐进击。右丞薛显、参将傅友德各领一军，独当一面。大将军徐达自领中军，运筹决胜，指挥策励诸将。这是北伐军的主力。另以征戍将军邓愈由襄阳北略南阳以北州郡，作为偏师，以分散和牵制元军的兵力。
任务既定，诸将均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朱元璋却又告诫大家，这次北伐的目的与以往群雄之间攻城略地不同，而是要削平祸乱，拯救生民，推翻腐败的蒙元统治，打下的城池即是我们自己的城池，百姓即是自己的百姓，因此，所经过的地方和攻克的城镇，不可乱杀人，不可抢财物，不可毁坏民居，不可焚农具杀耕牛，不可掠人子女，收留弃婴要归还其父母亲人。总之，要以王者之师的形象出现在中原人民面前。
朱元璋对北伐做了精心的准备。北伐是对元朝的正式宣战，他要获取北方人民、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同情和支持，争取元朝各级地方官吏倒戈相向，瓦解元军的军心士气。因此他命手下的文士们为他草拟告北方官吏和人民的檄文。数十篇文章送到他面前，读了都不甚满意。最后还是请宋濂命笔写就，他一看果然精彩异常，即令印刷发布，在大军北征之前即已在北方广为散发。
这篇檄文是这样写的：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之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是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
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承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则肝脑涂地，生者则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怜悯。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拒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胜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子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主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忧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宜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华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蒙古人侵占中原以后，元朝政府对汉人的统治是极其残酷的。他们把社会阶层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色目人是蒙古贵族在元朝建立前征服的西域各国人民；汉人是金朝统治下的汉族、女真、契丹等族人民；南人则是南宋统治下的江南各省汉人。社会等级森严，中央和行省的长官必须是蒙古人或色目人，再有才能的汉人也只能任副职。兵权则更不让汉人掌管，就连在军队服役的汉兵，打完仗后就要将武器上交。民间不许藏铁尺和杖之类准武器，私藏甲仗者处死。经济上的压迫剥削更重，朝廷随意把江南富庶之地划做王公后妃的食邑，少者一县到十几县，多的竟达三个路（府）数十万户。食邑属民除了向政府缴纳赋税，还要向领主交纳钱钞、丝、茶等。就这样，土地高度集中在元朝贵族手中，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都失去土地，沦为佃户，他们经受不了残酷的盘剥，往往被迫逃往他乡。种田的人逃走了，土地自然荒废，因而引发大饥荒，元末的红巾军大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引发的。
朱元璋自己就是在红巾军的一个分支里发迹的，虽然他在征讨张士诚的檄文里已经把红巾军称作“妖人”，且历数张士诚背叛元朝廷的种种罪行，然而现在到了举兵讨伐元朝的时候，他自然要捡起民族仇恨这个最有力的武器，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相号召，争取中原地区广大人民和汉族地方官吏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可大大减少军事行动的阻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篇文告产生了巨大的宣传效应。徐达率领的北伐军所到之处，山东、河南各州县的汉官、汉将纷纷降附，连济南、益都、汴梁等行省所在的名城都不战而降，蒙古人不是被胁降就是弃城逃窜。朱元璋闻讯异常高兴，因此更加对宋濂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他的一篇檄文可抵百万雄兵，做一个江南儒学提举显然是大才小用，遂聘请他为帝师，为太子讲经，并任起居注，常侍左右，充任自己的顾问。
宋濂的檄文历数了元朝历代皇帝的失德和废坏纲常的事例，诸如废长立幼，以臣弑君，以弟鸩兄，弟收兄妻，子承父妾，等等。其实这种事哪朝哪代都不鲜见，有些甚至还是习俗使然。纵观蒙古贵族把他们草原上互相杀伐争权夺利搬到宫廷里来的历史，自从第一个皇帝元世祖忽必烈死后到最后一个皇帝顺帝即位，四十年间走马灯似地换了九个皇帝，有一段时间竟在六年里六度易君！其中自然充满了血腥的杀戮与宫廷政变。
元顺帝即位后利用以毒攻毒的伎俩让专权的宰相互相攻杀，先后有伯颜、脱脱、哈麻等死于非命。但是顺帝和皇太子及太子生母高丽奇皇后之间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又拉拢掌握军权的贵族相互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皇权争夺战。
强悍的蒙古铁骑入主中原之后，立了功的贵族将军们封王封公，到各行省当土皇帝享福去了，中原的美女醇酒像锋利无比的蚀骨钢刀，把他们的强悍与野性剥蚀得干干净净，风驰电掣的数十万铁骑几十年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元朝政府可以倚仗的军力竟是两个蒙古贵族手下的义军。一支是起自河南的察罕帖木儿部，另一支是占领襄阳、亳州的孛罗帖木儿部。在红巾军起义时，他们经常奉朝廷之命四处征讨。当察罕帖木儿大军东出与山东的王士诚作战时，孛罗帖木儿乘机进驻晋北重镇大同。晋冀之地原本是察罕的防地，被孛罗帖木儿强占，他自然不甘心，两军于是打起了内战。
察罕帖木儿被王士诚刺死后，他的养子王保保于军中继位，顺帝赐名扩廓帖木儿。扩廓领兵攻下益都杀了王士诚，回兵进驻太原，仍对孛罗虎视眈眈，严阵以待。
与此同时，元大都皇宫里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丞相哈麻阴谋废顺帝立皇太子，事泄被杀。皇太子和他的生母高丽奇皇后拉拢丞相搠思监和宦官朴不花，仍然处心积虑地阴谋废掉顺帝，他们拉拢掌握部分兵权的扩廓帖木儿以为外援。顺帝和他的宠臣御史大夫老的沙也针锋相对地以另一个军阀孛罗帖木儿为后盾。
当时朝中皇太子党势大，搠思监和朴不花商议先除去老的沙，老的沙只好连夜逃往孛罗帖木儿军中避祸。搠思监和朴不花掌握了朝政大权，逼迫顺帝下诏历数孛罗帖木儿拥兵自重图谋不轨等罪状，解除他的兵权，削去官爵。孛罗帖木儿拒不奉诏，于是朝廷命扩廓帖木儿发兵征讨他。
扩廓驻太原，而孛罗在离大都更近的大同，这时，另一个得罪了皇太子的权臣枢密院使秃坚帖木儿逃到大同。他与孛罗合谋以清君侧为名率十万兵马杀向京城，进入居庸关，至清河列营，并扬言要朝廷交出搠思监、朴不花两个奸臣，方肯罢兵。
皇太子和元顺帝慌了，只得将搠思监、朴不花二人缚送军营谢罪，孛罗帖木儿当即把他们杀了。朝廷下诏恢复孛罗官爵，加封太保，秃坚帖木儿也升任中书平章之职，孛罗方回师大同。
皇太子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一直认为扩廓帖木儿军事势力比孛罗更大，也更忠于皇室，因此他化装成商人，悄悄溜出大都，绕道至太原，矫旨令扩廓发兵勤王，讨伐逼宫篡权的叛逆孛罗帖木儿。
这一回真把孛罗惹火了，还未等扩廓兵发，他抢先亲自统兵进入居庸关，把朝廷的京郊守卫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他亲自带领秃坚帖木儿和老的沙入城见顺帝逼宫。顺帝无奈，只得下诏，任命孛罗为中书左丞相，秃坚为中书平章，老的沙为御史大夫，同掌朝政。过了一个月，又下诏改任孛罗帖木儿为右丞相，节制天下兵马。
皇太子兵败逃往太原。至正二十五年，经过精心准备，太子调集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良弼诸路军马进攻大都。孛罗帖木儿掌握朝政之后，对顺帝极为不恭，甚至与其宠妃私通，还公然在顺帝面前炫耀此事。顺帝养虎为患，深感忧虑，因此趁孛罗领兵抵敌战败、入宫奏事之时，在宫中暗伏壮士将他刺死。
孛罗死后，秃坚帖木儿兵败求降，但他和老的沙均被痛恨他俩入骨的皇太子下令处死。本来皇太子逃往太原时，以顺帝被孛罗等挟持为理由，想效法唐肃宗临武称帝的做法，要扩廓等拥立他为皇帝。谁知扩廓对元室忠心耿耿，称讨贼责无旁贷，废帝忤逆之事却不能干，他的大兵打到京郊时，高丽奇皇后又出主意，要他带重兵进宫，逼顺帝退位。扩廓又不从，离宫城三十里就命大军驻下，只带几个随从入朝觐见顺帝，顺帝对他抚慰一下，任命他为朝廷的二把手，中书左丞相，另一位老臣撒伯里为右丞相。
无论顺帝还是皇太子，都对扩廓帖木儿不满。顺帝疑忌他兵权太重，皇太子则怨恨他没有帮自己夺得皇位。扩廓本是汉人，与朝中蒙古贵族格格不入，他也不习惯宫廷中那种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生活，于是上书顺帝，请求出外带兵，于是顺帝封他为河南王，节制天下兵马，代皇太子出征。
至正二十六年，正当朱元璋出兵伐吴，攻下张士诚的淮东诸郡时，扩廓帖木儿回到河南军中，调度各处军马收复江淮。他用檄文调关中李思齐、张思道、孔兴、脱列伯会师于河南，共商南征大计。李思齐收到调兵令，勃然大怒，骂道：“我与你父交往时，你还是乳臭未干的小儿，竟敢传檄调我！”下令所部一兵一卒不许出武关。张思道等三将也不受节制。
扩廓帖木儿见军令不行，只好暂时把南征的事搁下，派其弟脱因帖木儿领兵驻济南，防止朱元璋北上，自己则率领主力入关攻打李思齐，声讨他不听调遣之罪。李思齐等四将军也会兵长安，在唐宫含元殿旧基上歃血誓盟，合力抵抗。
扩廓与四将军之间的内战整整打了一年。元朝政府再三命令扩廓帖木儿停战，专事南征。扩廓帖木儿哪里肯听，他只想把关中诸将的兵力据为己有，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朝中才有话语权。至正二十七年夏天，扩廓帖木儿派遣部将貊高率军渡河，从背后直捣凤翔，奔袭李思齐的老巢。貊高军中有些人原是孛罗帖木儿的旧部，半路哗变，胁迫貊高叛离扩廓帖木儿，并上书顺帝声讨扩廓违抗朝廷命令、拥兵自重图谋叛逆等罪行。元顺帝本来怀疑扩廓帖木儿是皇太子的党羽，又恨他不听命令与关中四将自相残杀，正想褫夺他的兵权，接到貊高的奏书，他立即升任貊高为知枢密院兼平章，总制河北兵马，并下诏解除扩廓帖木儿的统帅权，设立一个叫大抚军院的机构，由皇太子总制天下兵马。
扩廓帖木儿被解除统帅权后，心中十分愤怒，引兵据守泽州。貊高叛离后他的军力大减，偏偏又有部将关保背弃了他，率部投向元朝政府。顺帝见扩廓帖木儿势力大减，认为是消灭他的好机会，下诏令李思齐等军出潼关，与貊高合力围攻扩廓帖木儿，又令关保戍守太原，断其后路。扩廓帖木儿一怒之下，领兵直袭太原，尽杀元朝政府所任命的官吏，元顺帝因此以叛逆罪削除扩廓帖木儿所有官职，令诸军四面围攻他。
扩廓帖木儿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首先擒杀了两个叛将貊高和关保，重整军威。这时徐达的北伐军势如破竹地下山东，取汴梁，元顺帝慌了，只好重新与扩廓讲和，把一切过错都算到皇太子身上，下诏撤销抚军院，恢复扩廓帖木儿所有官职，晋升左丞相，总制天下兵马。
然而，此时徐达已开始向大都进军，终于停止了互相残杀的元军已回军不及，大都沦陷在即！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应天城里坐落于钟山之阳的规模宏大的宫殿群落成。宫殿的规划是依照唐朝法度，气势宏大。正殿名为奉天殿，其后为华盖殿，最后为谨身殿。三进大殿各翼带廊庑。奉天殿前有奉天门，殿左有文楼，殿右有武楼。谨身殿后面为内宫，前面是乾清宫，为皇帝起居理政之地，后面是坤宁宫，是皇后住地。两侧六宫依次排列。坤宁宫后有规模颇大的御花园，设有假山流泉，遍植奇花异草，为后妃宫人休憩之所。围绕诸殿宫室有坚固高峻的皇城，墙体厚四尺，上覆琉璃瓦盖，四角筑有角楼。环绕皇城开四张城门，正南是午门，东边是东华门，西边是西华门，正北为玄武门。
宫殿既已建成，自然要接纳它的主人。大宋“皇帝”韩林儿早已成了瓜步渡江底的冤魂，他自然是无福消受了。时间已到了至正二十七年年底，来春是否是一个新的纪元？应天城里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新皇帝登基的事。
既然建了新城，盖了新宫殿，又去掉了韩林儿这个障碍，朱元璋顺应天命登基做皇帝是板上钉钉的事，需要考虑的只是选择什么时机。由于北伐进展神速，朱元璋想着能迅速攻下大都，把元顺帝赶下皇帝宝座，那时自己开国登基自然是最好不过了。但到了至正二十七年年底，徐达的北伐军尚在山东境内作战，按照朱元璋的部署，还要打河南，占潼关，即使进军顺利，入大都也是明年下半年的事了。朱元璋考虑到南征北伐的军队用吴王的名义去讨伐天子之兵，纵使以军势强压，也难免底气不足，若自己提前登基做了皇帝，以改朝换代一代新君的名义去招抚各地的守将官吏，恐怕会顺利得多，这样更有利于军事行动的进展。
考虑妥当之后，他将这一点暗示给筹备登基大典的大礼使丞相李善长。李善长立即加快了筹备工作的进度。十二月中旬，他第一次率百官上表劝进，朱元璋自然要谦逊一番，称自己才德不足以御天下，过去提兵起事不过是为解除百姓之困苦而已，并无他求。这种假惺惺的谦让谁都知道只是一个过门，于是，百官的劝进表锲而不舍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递上来，朱元璋不得不表示允其所请，但他仍然表示还要祷告于上苍，看上天是否批准他做皇帝。
甲子日，朱元璋在新建成的天坛祭告于上天说：
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惟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群雄，息民于田野，今地周回二万里广。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亦不敢不告上皇帝祇。
是用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帝祇，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
经过李善长几个月的精心筹备，登基大典的各项礼仪，皇帝的冕服、卤簿、仪仗等尽皆准备停当。朱元璋和他的王妃们也已提前迁入新宫居住，只是几座大殿仍紧紧关闭着未曾启用，现在就等正月初四这一天到来。
正月初四这个吉日是太史令刘伯温选定的。江南的冬日不像北方，阴霾雨雪较多，到那天天老爷是否会放晴呢？吴王已经祷告上苍，届时如果老天不助兴，耽搁了他登基做皇帝可是要杀头的事，有人给刘伯温捏了一把汗。可他一点也不着急，因为他通晓天文地理，预测几天后天气的阴晴变化自然是容易的事。过去在战争中他对天气的预测屡试不爽，这让朱元璋敢于在祭告上天时豪赌一把，以增加自己当皇帝是受命于天的神秘感。
正月初四这一天果然天气晴朗，应天城内外张灯结彩，遍插旌旗。京都各卫的军马新盔新甲，禁卫森严。朱元璋在百官簇拥下由宫中出发前往钟山南麓的天坛，登坛祭告上天神祇，宣布登基，然后又转驾太庙，祭拜祖宗，追封其高祖考为元皇帝，庙号德祖；曾祖考为恒皇帝，庙号懿祖；祖考为裕皇帝，庙号熙祖；皇考为淳皇帝，庙号仁祖。
最后，朱元璋登上奉天殿御座，身着龙袍，头戴皇帝冕旒，接受百官朝贺叩拜，三呼万岁，在钟磬齐鸣雅乐吹奏声中，宣读了即位诏书：
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部蛮夷各处寇扰，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已皆戬定，民安田里。
今文武大臣及有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勉循舆情，于吴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以吴二年为洪武元年。是日恭诣太庙，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立太社太稷于京师。
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朱元璋宣诏毕，群臣又一次欢呼万岁。接着任大礼使的李善长手捧金册、玉圭宝玺，奉于马王后和世子朱标之前。礼官宣读诏书，诏立马氏为大明皇后，册封朱标为皇太子。
接着，礼官根据朱元璋拟好的名单，宣布对文武大臣的封赏：李善长为中书左丞相兼太子少师，并封宣国公；徐达为中书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并封信国公；常遇春为中书平章兼太子少保，并封鄂国公，其余文臣武将，一一封官晋爵，皆大欢喜。
新的王朝国号“大明”是经过一番斟酌的。朱元璋曾经供奉过的“大宋”皇帝韩山童自称明王，而他的儿子韩林儿继称小明王，朱元璋既然淹杀了韩林儿，为什么还要以“明”为国号呢？据说这是刘伯温的建议，因为元朝的覆亡，始于红巾军的兴起，各地的红巾军均是以明教为依托，以“明王出世”，改天换地相号召。虽然韩山童和韩林儿自称“明王”“小明王”有点滥竽充数，但到朱元璋一统天下，他内心确有“明王出世”的自负，所以他不反对以“明”为国号。而且从阴阳五行来说，新朝是起于南方的，南方为火，属阳，奉祝融为神，北方为水，属阴，尊奉玄冥，新朝建都金陵，恰是祝融的故墟。那么，以火制水，以阳克阴，以明制暗，恰是新朝必将取代旧朝的象征。明又代表光明，象征日月普照众生，神话中的“朱明”一词恰恰又将皇帝的姓和新朝国号连在一起，这样的巧合也实属难得，可谓祥瑞之兆。
大明朝的政府机构，设有中书省，掌管行政。中书省除左右丞相外，置平章政事若干人，左右丞及参知政事若干人。大都督府，掌管军事，置左右大都督。御史台，负责纠察百官，置左右御史大夫及御史中丞若干人。
朱元璋原想任命刘伯温为御史大夫，但他坚决不受，朱元璋只好任命他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而以汤和、邓愈为左右御史大夫。
大明王朝建立之初，由于朱元璋的信任，刘伯温得以施展才能，担任了许多重要工作，比如参与制定东征北伐战略，修建新城宫殿等。聪敏的他深知自己在得到朱元璋的赞许和褒奖的同时，必然招致李善长及其他淮西将帅的妒忌，他时时感到那位外表宽和、内心忮刻的李相爷在用一双鹰隼般的眼睛盯着他，决不会容忍他与自己平起平坐，一个御史中丞跟当朝宰相差了不少级别，倒也令他心安理得了。
理财高手李善长和军师刘伯温的贡献
他这个开国皇帝当得很辛苦：“戴星而朝，夜分而寝”，无论身体和心理上的弦都绷得紧紧的。幸好还有一个为他分忧解难的助手，左丞相李善长是个理财高手，他创立的盐茶法保证了国家赋税收入。朱元璋夜访御史中丞府，刘伯温趴在桌上绘制大明军卫图。
朱元璋登基做了大明朝的开国皇帝，自从他青年时投身郭子兴的红巾军，到后来提兵渡江，与群雄逐鹿江南，十几年的刀光剑影中，他脑海里由朦胧到清晰的那个目标终于实现了。当他身着衮冕登上奉天殿的御座接受百官朝拜时，当他驾临太庙给凤阳钟离太平乡的那几位农民先祖奉上皇帝尊号时，尽管当时面部的表情庄严肃穆，但心中的骄傲与自豪却油然而生，毕竟纵观华夏数千年历史，出身微贱而又在战乱中统一中国开创新王朝的能有几人？
但他并不能因为新王朝的建立稍许松一口气。相反，他这个开国皇帝当得很辛苦。每天从五鼓早朝至深夜仍在乾清宫秉烛批阅奏章处理政事，无论是身体和心理上的弦都是绷得紧紧的。正如他后来自己所描述的：“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戴星而朝，夜分而寝，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大概每一个有为的开国之君都要经历这样的阵痛。新王朝从战争硝烟中诞生，统治一个国家的机构、职官、礼仪和规章制度，一切都要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朱元璋有的只是一支强悍的百战之师和数十名功勋卓著的将帅。对于依靠他们打赢最后的北伐战争，消灭残元政权，朱元璋是蛮有信心的。他时刻关心着北方的战局，不时用信使对前方指挥官发出他的指令，比如他得知徐达在山东军中收留了一些元朝的降官降将，让他们仍领旧兵随军北伐的情况，他立即遣使书示徐达、常遇春：“闻大军下山东，所过郡县，元之省、院官来降者甚多，二位将军皆留于军中。吾虑其杂处我军，或昼遇敌，或夜遇盗，将变生不测，非我之利。盖此辈初屈于势力，未必尽得其心。不如遣来，使处我官属之间，日相亲近，然后用之，可无后患。”
比较起来，这一时期朱元璋最操心的还是：选拔擢用合格的人才，建立和健全庞大的各级国家管理机构。当时人才的匮乏，从国家最重要的政权机构中书省官吏的任命可见一斑。朱元璋任命的中书省除了左丞相李善长外，右丞相徐达和三位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廖永忠和左、右丞赵庸、王溥均在军中领兵作战，他们仅是挂一个虚衔而已，实际上偌大的中书省只有左丞相李善长在唱独角戏，后来才陆续起用杨宪、汪广洋等为参政。
其实，朱元璋自引兵渡江之初，即深谙打天下靠武将、治理天下要靠文臣的道理，开始未雨绸缪地网罗江南文士为其所用。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下太平，即用名儒陶安参幕府事，用八十岁的李习任知府。十六年至应天，又在元朝的地方官吏和文士中选拔了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担任各种文职官员。以后每克一城，必遍访当地名儒隐士，以礼聘之，最著名的如陈遇、秦从龙、范常等老先生，朱元璋对他们非常尊敬，并不强其为官，却过从甚密，言听计从，以师礼事之。至于他久已仰慕的江南大儒宋濂和文武兼备的刘伯温、章溢、叶琛四人，多次遣使礼聘，至正二十年四人应聘至应天，朱元璋大喜获得贤才，在京都筑礼贤馆给他们居住。刘伯温善谋略，成为他的军师重臣。而宋濂任江南儒学提举，常侍左右，做他的文学顾问和太子的师傅。当时新辟州府缺乏称职可靠的官员，叶琛、章溢都被派出任知府、按察使，叶琛死于洪都叛将之手，章溢后来与刘伯温一道做了御史中丞。
随着大军南征北伐，新辟州府越来越多，都要派能干而又可信的官员去管理。洪武元年八月，中央定六部官制，各部的尚书、左右侍郎、郎中等高级官员缺额不少。朱元璋一再令各地有司举贤荐能，礼聘贤士到朝廷来。他颁发诏书说：“天下的治理应由普天下的贤者共同承担。现在许多贤人隐居山林岩穴，不愿出来做官，这是因为地方官员敦劝不力呢，还是因为朝廷疏于礼待？抑或是朕德行有亏不能招徕贤士，而居于权位者阻塞不使上达？否则，自幼寒窗苦读的贤士大夫，岂有甘于没闻于世的？天下初定，朕诚心诚意地愿与儒士们讲明治道，若发现能辅佐朕治理国家的能人，各地有司一定要以礼遣聘之。”
幸好，朱元璋还有一个为他分忧解难的得力助手，就是开国第一功臣、中书左丞相李善长。
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比朱元璋年长十五岁，他年轻时书读得很好，后受徽商的影响，弃文经商，很快就发了财。朱元璋到滁州时，四十二岁的李善长特地赶去见他。朱元璋知他是定远的知名人物，就以天下兴亡问计于他。两人秉烛夜谈，李善长说：“秦末天下大乱，汉高祖刘邦虽出身微贱，为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起兵中不嗜杀人，五载即成帝业。当今元纲既坏，群雄崛起，天下土崩瓦解。主公家居濠州，距高祖家乡沛县不远，山川王气正应在主公身上。只要效法汉高祖所有作为，天下就不难平定。”一席话说得朱元璋极为高兴。他带领着徐达、汤和、冯胜等一批愣头青正试图脱离郭子兴自己打天下，正缺少一个年长的智者在身边时时点拨，于是留李善长为参谋，参与机画，主持粮饷，这正好发挥了李善长擅于管理经济的才能。嗣后的十几年，朱元璋有了李善长这个大总管，他和他的将帅们可以专心致志地攻城略地，转战南北，一切粮饷供给，军需后勤，全由李善长一手承担。对此，朱元璋评价甚高，把他誉为“汉初三杰”中的丞相萧何。萧何是汉高祖的第一功臣，李善长在战争中独当一面，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又率群臣劝进，将朱元璋捧上皇帝的宝座，自然就是大明王朝的第一功臣了。
李善长当了中书省左丞相，手握朝纲权柄，他为人处事小心谨慎。中书省官员匮乏，他也想提拔一些自己的亲信，然而，他深知朱元璋在用人上是大权独揽，对于大臣的任命绝不容他人置喙，因此，他在中书省只安排一些亲信当都事之类的小官。在人事问题上绝不去捋朱元璋的虎须，免遭皇上的忌惮。
他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国家财力的开发、各项赋税法规的建立和修订上。这是新的王朝赖以生存，国家机器顺利运转的根本。作为当朝宰相，国家的大管家，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朱元璋起事之初，他率领的红巾军也是靠杀掠富户抢劫官仓来维持军需供给。自从得了李善长这个大能人，随着势力范围的扩大，他开始在所辖州县建立正规的赋税制度，且比元朝政府杀鸡取卵式的苛捐重税略有轻缓，因而得到百姓的拥护，而使军食无匮。渡江定都应天以后，李善长先后在至正二十一年创立两淮盐法及茶法，实行盐茶专卖，商人纳币请引，凭引贩鬻盐茶。在各地遍设盐茶课，贩运私盐私茶者处以重刑；又设宝源局，铸制“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铜钱一并流通于市，对规范和促进繁荣市场起了很大的作用。
明朝建立以后，随着前方军事行动的进展，疆域日益扩大，新附州府征收赋税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淮北、山东及浙江、福建沿海也增加了数十座盐场，且浙南处州一带历来是盐盗猖獗、私盐泛滥的地方。李善长对立国后的国家财政赋税各方面的法规政策做了通盘考虑，仔细修正厘定，整理了一个方案。他以一个理财大师的缜密和审慎，写成洋洋万字的奏折，准备进宫奏请朱元璋批准施行。
李善长入宫的时候，朱元璋正在批阅南征北伐的各路军情奏报。李善长跪拜行礼后，朱元璋高兴地说：“丞相来得正好，我军各路皆传来捷报：常遇春攻下了东昌，与徐达会师济南；南征军杨璟取广西虽遭遇元军的顽强抵抗，但在东乡打了个大胜仗，歼敌千余人；周德兴、张彬等相继攻下全州，略定道州、蓝山、桂阳诸州县，广西全境指日可下了。”
李善长道：“赖主上英明决策，前方将士英勇搏战，依臣看，消灭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良弼等残元余部，收复大都，将元嗣君赶到塞外荒漠里去的日子，应该不远了。我大明建立不久，久罹战乱的中原百姓即能脱离苦海，过上太平日子，他们一定会交口称颂陛下的圣德啊！”
朱元璋若有所思地说：“中原人民久经战乱，颠沛流离，如陷水火。我们纵使把蒙古人赶走了，把祸害他们的军阀消灭了，怎奈战争破坏太大，要让老百姓恢复元气，非有数年休养生息之功不可。朝廷必须花大力气加以扶植，你我君臣责任重大啊。”
李善长连忙恭揖道：“微臣蒙主上委以中书重任，未敢稍有懈怠。近日已将新附州府粮赋征收标准及盐、茶法的修订，各地课司的设立方案等拟定写成奏折，请皇上御览。”
“卿家动作很快啊！”朱元璋赞许说。
李善长呈上那份厚厚的奏折，朱元璋仔细看起来。他一边看一边点头，有时拿起朱笔在奏折上做个记号。
“嗯，很好。”看完奏折，朱元璋评价说，“丞相所虑甚周，这个条陈若能付诸实施，国家赋税收入必能大大增长，朝廷的各项开支方保无虞。不过朕有一事要与卿家商量。近日，徐达于报告军情之余，说到他在山东某些地方所见，田亩荒芜得很厉害，简直是赤地千里，一个个庄子里寥无人烟。一打听庄里的人全到外面讨饭去了。他找到一户人家，老汉出来叩见他，其余的家人都瑟瑟地躲在被窝里，原来他家四口人才一条裤子！老百姓如此艰难，因此朕准备颁发一道恩旨，凡新附州县免交今年所有粮税，俾使乡民缓过一口气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
“陛下圣德宽宏，体恤民艰。此一举措必深得新附州府万民之心，有利于统一大业。只是臣粗略估算一下，仅此一举所征粮税要减少数十万石之巨。方今军需繁浩，朝廷百官廪俸所需亦不在少数，缺了这几十万石粮还真不行。臣以为，要想个补救的法子，勿因缺粮而引起时局动荡。”
“朕有什么法子？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罢了。”朱元璋胸有成竹地说，“苏、杭、嘉、湖诸郡是盛产粮食的谷仓。张士诚在苏州城破时把征收赋税的鱼鳞图册全烧毁了，这龟孙子把当地人笼络得很好。朕听说至今还有人烧香纪念他。如此顽民岂能不加以惩罚？朕已下令将苏、杭、嘉、湖四郡诸豪族田籍收为官田，按沈万三家租簿课收税额，亩征税粮七斗五升。司农卿杨宪给朕算了一笔账，仅苏州一府即可增收税粮百余万石，岂有放着嘴边的肥肉不吃，反而求诸新附贫瘠之地的道理？”
“陛下圣明。只是臣恐吴地刁民心怀怨恨，会有聚众抗税之事发生。”
“他们敢！”朱元璋剑眉一竖，厉声说，“朕的官府军卫是吃素的？非但如此，苏杭地区人口稠密，朕还打算徙几万无业农户去濠州种田，让他们在朕的家乡自食其力。”
吴元年，朱元璋曾核定天下官田民田赋税标准，官田每亩税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最高的也只有亩税一斗二升。苏、杭、嘉、湖惩罚性的重赋竟增加十余倍！加以负责征税的司农卿杨宪逢迎朱元璋，除吴地外又在浙西诸郡加课重税，亩税有重达二三石者，江浙百姓不堪重负，弃土地逃亡他乡者络绎不绝。洪武三年，酷吏陈宁任苏州知府，催征赋税时竟用烧红的烙铁烫人肌肤，被人恶称为“陈烙铁”。
这种惩罚性的重赋一直延续到洪武十三年才稍有缓解，朱元璋令户部裁减苏、杭、嘉、湖赋税百分之二十，但最低亩税仍有三斗五升，高出其他地区许多。直至朱元璋死后第二年，决心实行宽政的建文帝颁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不过，江浙人民的宽松日子没过几年，燕王朱棣夺得皇位后，将建文朝实行的一切宽政全部废除，江浙两省的重赋依然如故。
李善长是理财高手，朱元璋对他奏疏中制定的国家财赋各种举措非常满意，尤其是李善长带来新铸的“洪武通宝”钱，这种铜钱较前朝的钱币厚实、漂亮，确能彰显新朝的新气象。朱元璋把那几枚“当五”、“当十”的大大小小的铜钱拿在手里把玩，爱不释手。高兴之余，他主动地跟李善长谈起遴选中书省官员之事。他有意让精明能干的司农卿杨宪入阁为参知政事，知吏、户、礼三部事。杨宪是朱元璋打下应天后提拔为官的读书人，与李善长毫无渊源。况且这个杨宪自恃受朱元璋赏识，又与刘伯温等江南文士集团经常有诗文往来，自不是李善长心目中理想的阁臣。他原想举荐太常寺卿胡惟庸担任这一职务，胡惟庸是他的定远老乡，朱元璋打下和州时即已归附。他从宁国主簿做起，历任宁国县令、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吴元年，经李善长推荐，召为太常寺少卿，随即升正卿。胡惟庸是李善长信得过的人，朱元璋也很欣赏他的口才。然而李善长在中书阁臣的任命上非常谨慎，深恐朱元璋怀疑他拉帮结党，此时眼看皇上要把他不喜欢的杨宪安排在他身边，他仍是不敢举荐胡惟庸任参知政事，而是采取迂回战术，提出了另一个皇上能接受的人选：时任山东省参政的汪广洋。汪广洋曾为常遇春参赞军务，也辅佐过朱文正治理江西，论政绩资历比杨宪强多了，完全可以压他一头，而且他也是准西集团的人。
朱元璋果然同意了他的这个建议，自然以李善长接受杨宪的任命为妥协代价。至于胡惟庸入阁的事，只能慢慢来，他相信这个能说会道的年轻人，有能力最终获得皇上的信任。
李善长告退后，已是午牌时分，内侍禀告道：“皇后娘娘请万岁回宫用膳。”
朱元璋果然感到有些饿了，他匆匆来到御膳堂，马皇后已令司膳将几十个食盒里热气腾腾的菜肴摆了满桌。皇上御膳正餐有三十六个大菜和十八个点心果盘，虽无传说中的龙肝凤髓，但东海的鲍鱼、海参，琼崖的燕窝、鱼翅，长白山的熊掌、狍足等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朱元璋看着满桌子的菜肴，皱起眉头对马皇后说：“我们两个人哪能吃得这许多菜？只怕这一桌菜花的银子够老百姓一家子吃一年了！”
马皇后道：“臣妾也觉得太浪费了。可尚食司太监说这是皇家御膳的规矩，他们也不敢擅改其制。”
“规矩！规矩！规矩是人定的嘛！”朱元璋生气地说，“国家初建，物力维艰，朕就是要破这样的规矩。以后御膳正餐只许上八个菜，把多的都撤下去！”
“奴才遵旨。”两名司膳诺诺连声，准备把多余的几十道菜往食盒里搬。
“等等，”马皇后阻止道，“陛下，撤回去还不是让御膳房那班奴才们偷偷吃了，不如把这些好吃的菜肴分送到各个宫里去，赏给各位宫妃娘娘吃。宁妃妹妹怀了孕，我给她挑几个清润养胎的送去。”
“嗯，就照皇后娘娘吩咐办，”朱元璋道，“传朕的旨意：以后御膳从简，御膳房的用度必须减下来，有蓄意奢侈浪费者，朕绝不轻饶！”
“遵旨。”
朱元璋每天大部分时间待在乾清宫处理政务批阅奏章。由于中书省阁臣配置不齐，各部、寺卿重大不决的事都要直接奏请皇帝，加上国家初建，政令未通，各地州府官迟滞未决之事甚多，频频上疏朝廷，因此朱元璋的御案上每天都堆集了数十份甚至上百份奏章等待他批阅。也许是初登帝位，他对每一份奏章的批阅、每一件政事的处理都非常谨慎，往往要细查其原委，甚至揣度奏事者的心理和目的，然后细细加以批复。平时他对出征将帅写信发指示，往往直截了当地用口语信笔为之；而对文臣们的奏折，在批阅时既力求通达，又讲究文采，且字迹都十分工整，似乎是怕臣下们瞧不起他这个出身微贱的布衣皇帝。
因此，他每天都要辛勤工作到深夜，待一切政务处理妥当，才回后宫休息。
这一天，兵部一封言及某些行省卫所辖区指挥紊乱的奏折被留中了，朱元璋想起他委托御史中丞刘伯温草拟军卫法的事。按说军卫法的创立应该是大将军徐达与大部督府的事，但徐达与诸将统军北伐，一时回不了，而朝廷颁布军令政令等又刻不容缓，朱元璋想起刘伯温博古通今，对军事体制和韬略素有研究，于是将拟定军卫法的任务交付于他。刘伯温慨然答应了，现在进展如何？朱元璋突然想去刘伯温那里看看。
“来人！速为朕备驾，去御史中丞府。”他吩咐内侍。
“奴才遵旨。”
御史中丞府就在出皇宫不远的地方，朱元璋只带了一班侍卫，微服简从，一会儿就到了。
刘伯温仓皇出迎，跪拜在地：“不知陛下驾到，微臣有失远迎。”
“先生请起。”朱元璋笑着扶起他，“朕夜不能寐，特来看看先生。”
“陛下请。”
刘伯温陪同他步入府内。朱元璋见刘伯温书房内灯火通明，便径直走了进去。只见桌上铺着一张大纸，上面密密麻麻画着一些大圆圈、小圆圈、三角、小旗等符号，以及交叉辐射的线条和说明文字。朱元璋猜到了他的所作为何，却故意问道：“先生这是在干什么？想学诸葛孔明摆一幅八阵图吗？”
“老臣受陛下之托，对我朝的军卫制度思考再三，心中已有了一个轮廓。只是因兵源、建制、隶属关系等头绪太多，想用一个图表勾画出来确乎其难。因此搞成了这样一个蜘蛛网式的东西，惹陛下见笑了。”刘伯温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蜘蛛网？啊，有趣！那么朕就是盘踞在蛛网中心的那只大蜘蛛了。请先生试为朕说说。”
“纵观历代兵制，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迄于宋、元，从兵源上说无出于征兵制与募兵制两种。二者各有优劣，臣力图创立一种可集两种兵制优点于一身的新制，姑暂名其为‘卫所制’。军队的建制分卫、所两级。以五千六百人为卫，设指挥使统之。每卫辖五个‘千户所’，每所一千二百人，‘设千户’统之。千户之下为‘百户’，领一百二十人。百户下属二总旗，每总旗辖六小旗，每小旗领军十人。这些基层单位大体如我军现行之制。不过战后诸将所部需统一编制，统一调配于各省卫所戍守，屯军操练。而大将则归于京师，在大都督府充职。战时由朝廷指派大将任主帅，就近调取各卫所驻军出征。待战争结束，各卫仍回原驻地，将军交纳帅印，仍复原位。”
朱元璋对最后这一点特别满意，他赞赏道：“先生此制，其创意在将不专军，军无私将，可解决自唐宋以来历代之痼疾：将军拥兵自重，飞扬跋扈，朝廷莫可奈何，常常导致叛乱祸国之事丛生，百姓深受其害。先生可谓为国家社稷做了一件大好事。”
刘伯温笑了笑，说道：“臣之设想，只是纸上谈兵，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只怕还有不少难处啊！”
朱元璋知道他所虑的是自己手下那班骄悍成性的功臣战将能否听话地交出自己的军权，因而解释道：“朕举事之初，即与诸将相约：患难与共，富贵相依，打下江山来共享尊荣，以战功之多寡论赏，该封公的封公，该封侯的封侯。人生在世拼搏一生，无非求个封妻荫子，安享尊荣富贵。若还有谁心存非分之念，拥兵自重，那他就是自绝于朕了。先生尽管按此思路草拟兵制，不用怕它得不到实施。”
“另各行省设都指挥使司。都司统率境内各卫、所，上听命于大都督府。大都督府虽有统军权，军令权则归兵部。凡都督、都指挥使以下统兵官概由兵部任命、升迁、调动。兵部自然要秉承圣意。国家有事，中书省和大都督府请旨于皇上，皇上下诏，兵部方可驰令调动都司卫所军队参战。”刘伯温继续阐述他的设想。
“兵者凶也，军队的调动必须慎之又慎。历史上发生过不少权臣矫旨调兵造成祸乱的事例，先生有何万全之策？”朱元璋又问。
“陛下听说过虎符吗？”
“秦汉时调兵皆用虎符，符的一半置于统兵将帅之手，那仍是将有专兵的年代，到后来逐渐形成唐代的各地节度使拥兵割据的局面。我朝无论是各省都司还是镇守关隘的总兵官，朕都不想让他们拿着那铁疙瘩，产生拥有一半兵权的感觉。”
“臣以为可以仿虎符之意，造一种调发走马符牌，分别藏中书省及大都督府。有诏发兵，省、府以牌入内府请皇上宝印之后，地方都司验过符牌方可发兵。”
“如此则甚为妥当。”
朱元璋和刘伯温就军卫法的方方面面详加商讨，不知不觉外面已闻“梆梆梆”更鼓三敲。刘伯温连忙惊呼谢罪道：“啊呀，已经三更了，耽搁了陛下的休息，老臣死罪！”
朱元璋哈哈笑道：“没关系，没关系。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何况我们君臣还议成了这么一件大事呀！烦先生尽快将军卫法草拟成章，交付廷议。这也是先生对我朝的一大贡献啊！”
“老臣领旨。”
“来人！摆驾回宫。”
朱元璋车驾驶出御史中丞府时，街上已经寂寥无人，只有远处传来打更人时断时续的更鼓声。
留守二卿与手持密诏的监视者
北伐军势如破竹。徐达攻下沂州，将反复无常的王宣父子斩首示众。洛水河边的一场恶战，脱因帖木儿的五万精兵全军覆没！定都金陵的都是短命王朝，朱元璋要驾幸汴梁考察。临行时他托付李善长、刘伯温留守，却又密诏杨宪，令他暗中监视朝政。
北伐军势如破竹。
徐达、常遇春按照朱元璋的部署，由淮安北上，直逼鲁南重镇沂州。镇守沂州的就是山东的土皇帝王宣。王宣原是一名治河的小官，战乱中招募乡兵万余，割据一方。后受元平章也速招抚，率兵从朱元璋手中夺回徐州，被元朝廷封为义兵都元帅，与他儿子王信一同镇守沂州，所以朱元璋对他恨之入骨，视为必须拔除的第一颗钉子。
徐达兵至城下，先将一封谕降书射入城中。王宣父子见到谕降书，秘密商议了一番，第二天即直接对大明皇帝朱元璋写了一封极为卑恭的求降表，遣使送到徐达军营，并带来犒劳王师的牛酒金帛。徐达随即停止了攻城的部署，将王宣的降表飞送应天。朱元璋没想到山东第一仗这么顺利，随即派使臣徐唐臣至沂州，授予王宣江淮平章政事，准其归降效命。哪知王宣父子并不是真心归降，而是缓兵之计，王信已秘密潜出沂州，前往莒州、高密等地招募义兵前来救援解围。由于王信的救兵还未赶到，王宣将徐唐臣迎入驿馆住下，夜间调集甲兵准备劫持使臣。幸亏徐唐臣警觉，从王宣支支吾吾的言语中发现有诈，连夜化装逃出驿馆，缒城而下潜至徐达军营告变。徐达勃然大怒，随即命令冯胜大举攻城。冯胜驻地的沂水河堤高过城门，他命令扒开河堤，使河水倒灌入城。王宣盼儿子的援兵未到，却被倒灌的河水淹得七零八落，无奈只好竖起白旗投降。徐达令他写了一封信让王信停止抵抗，但是一条道走到黑的王信反把徐达派去招降的镇抚孙惟德杀了。徐达怒斥王宣父子反复无常，立命将王宣斩首示众，以为敢于抗拒王师者戒。
王宣被杀，周边其他州府军事力量均不足以抵御明军，于是在徐达的招降攻势下，峄州的赵蛮子、营州的周辅、海州的马骊，以及沭阳、日照等地的守官守将，纷纷不战而降。
然而，在山东中部重镇益都城，徐达的大军遭遇到元宣慰使普颜不花的顽强抵抗。益都城墙颇为坚固，守城官吏也是清一色的死硬派。明军架起火炮、云梯强攻了三天三夜，终于将城攻破。普颜不花诀别母亲和妻子儿女，上城决战，终于被明军擒获，不屈被杀。城破之后，元总管胡睿、知院张俊自杀。普颜不花的妻子抱着一双儿女跳井身亡。
徐达乘胜向胶东进军，连克东平、东阿、济宁、莱阳诸城，而此时常遇春也另率一师拿下了东昌，与徐达在济南城会师。至此，山东全境只剩下北部一座孤城德州，那是通往大都的咽喉，元朝设有重兵把守。徐达遵循朱元璋的战略部署，暂时不去攻它，转而还师南下济宁，马步舟师溯黄河而上，攻入河南境内。
河南是元丞相扩廓帖木儿的老巢，虽然扩廓此时还在太原与皇太子党及李思齐等关中四将杀得不可开交，但其弟脱因帖木儿的五万精兵仍驻守在洛河北岸。扩廓的外祖父、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鲁温驻守洛阳。另外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是镇守汴梁城的元朝大将李克彝，他联络驻守陈州的另一骁将左君弼和左丞竹贞，互为掎角之势。
徐达进入河南境内后，首先攻下永城、归德（今商丘），进而与陈州的左君弼军对峙。左君弼原是巢湖的盗魁，在朱元璋起事之初即曾勾结元中丞蛮子海牙与朱元璋、俞通海等有过一场恶战。徐达不敢轻视他，将此情况报告给朱元璋。有人向朱元璋献计说：“左君弼的母亲妻子住在合肥，左君弼是个孝子，只要把他母亲、妻子抓来，就能逼左君弼归降。”
朱元璋果然遣将到合肥将左君弼之母请到应天，将老太太安排在驿馆优礼厚待，且给其妻送去许多金帛首饰等物，同时遣使致书左君弼道：
曩者兵连祸结，非一人之失，予劳师暑月，与足下从事，足下乃舍其亲而奔异国，是皆轻信群下之言，以至于此。今足下奉异国之命，与予接壤，若欲兴师侵境，其中轻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国乃足下父母之国，合肥乃足下丘陇之乡，天下兵兴，豪杰并起，岂惟乘时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乱世。足下以身为贾，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复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天各一方，以日为岁，足下纵不以妻子为念，何忍忘情于父母哉？功名富贵，可以再图，生身之亲，不可复得。足下能留意，盍幡然而来？予当弃前非，待以至诚，决不食言！
朱元璋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登基称帝，但他并没有以皇帝的身份谕降左君弼，而是以父母亲情劝他，表现了对左君弼的相当尊重。可是左君弼接到书信之后并无回复，但也未为难使者。朱元璋知道他在犹豫，一面命徐达暂缓进攻，一面派人将左君弼之母送往陈州，令其母子团聚。朱元璋此举终于感动了左君弼，在军力对比悬殊的态势下，他终于放弃了殊死一搏的打算，邀同竹贞率所部万余名士卒前往徐达军营投诚。
镇守汴梁的李克彝得到左君弼、竹贞叛降明军的消息，心里顿时凉了半截。汴梁虽是古都，城垣完好，但他失去了左君弼那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为自己的屏障，汴梁以东是一片开阔的平原，根本无法阻挡徐达的虎狼之师。于是，在得到明军已向汴梁进军的谍报后，慌慌张张地收拾辎重弃城而逃。徐达不费一弓一矢顺利占领了汴梁城。
大军在汴梁休整了两天。由于进入河南以来一直没打什么大仗，常遇春等将领求战心切，随即整军出虎牢关，向河南首府洛阳扑去。
脱因帖木儿的五万精兵是奉其兄扩廓之命阻击明军的主要军事力量。原来扩廓将其布防在济南阻止明军北上。但由于山东战场全线崩溃，脱因帖木儿为了保存实力，在徐达、常遇春合围济南之前撤往河南，企图守住自己的老巢。现在明军追踪而至，脱因帖木儿退无可退了，于是在洛河北岸摆下背水之阵，准备在这里与明军决一雌雄。
徐达率诸将登上城北的伊阙山视察地形，只见洛河北岸元军连营十里，旗帜整齐，刀矛林立，知脱因帖木儿并非等闲之辈，因此嘱咐率先锋部队冲击敌营的常遇春道：“看来扩廓帖木儿让他弟弟脱因在济南阻击我军北上未果，又派他在此守卫他的老巢，此番必有一场恶战，常将军小心。”
常遇春道：“脱因这小子在济南溜得快，在这里逮着他了，这番老子绝不让他跑了！”
战斗中脱因的部卒训练有素，左右翼卷杀过来，并将常遇春率领的数百精骑围在中央，惨烈的白刃战在洛水河畔展开。
徐达见先锋部队受阻，令旗一挥，冯胜、傅友德各率一军掩杀过去，又把脱因帖木儿的数万步骑分割成几段，在洛水河边展开激战。毕竟明军势大，龙门山下，洛水河边地势狭窄，脱因帖木儿见自己士卒死伤惨重，只得在部将保护下涉过洛河浅滩仓皇退往城中。可怜他的五万士卒在河滩上死的死、淹的淹，没了主帅指挥之后，更是如丧家之犬，不是丧生在洛河滩上，就是弃戈跪地向明军投降。
金戈铁马杀声震天的战场，顿时平静下来。这时的洛阳城里却已乱开了锅。逃回梁王府的脱因帖木儿秉承兄长之命，要保护他的外公、梁王阿鲁温逃往关中。但是年届八十、步履维艰的梁王无可奈何地说：“孤家宗室这么一大帮子人逃得了吗？况且关中李思齐、张良弼等人又是你兄长的对头，他会收留我们？你还是收拾残部找你兄长去吧，别管我们。”
梁王是个老滑头，他久闻朱元璋过去待元朝宗室很客气，他是当今元主的叔父，他若放弃抵抗以洛阳降明，使这座历朝古都不受兵燹，保存住历代帝王十分尊重的城郭典籍，岂不是一大功劳？当此性命攸关之时，他也顾不得什么忠君气节了。他自己躺在床上动不了，命人捧了河南行省平章印信和梁王宝玺，以及留守汴梁的官员名册前往徐达军营请降。
徐达接受了降表，代表朱元璋对梁王抚慰了一番，然后在全城发布安民告示后，亲率大军进驻洛阳城。
洛阳城的陷落标志着明军北伐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徐达立即遣使向朝廷奏捷，并将缴获的元室重宝、梁王及其宫妃官属等解送应天。可怜风烛残年的梁王阿鲁温，在受了战争的惊吓之后，经受不住路途的颠簸劳累，在还未到达金陵的半路上就一命呜呼了！
朱元璋接到前方的捷报，自然是非常高兴。
现在，山东河南两省已尽入大明版图；广西战事进展顺利，周德兴攻下了全州，乘胜向梧州、南宁进军；廖永忠、朱亮祖率舟师由海道入广东，经营广东多年的元左丞竹贞率部归降，岭南各州俱下。南方的战事已无后顾之忧，朱元璋已在盘算对元军残余势力作最后的攻击，实现改朝换代一统天下的大业。
作为马上得天下的皇帝，过去无论是与群雄逐鹿江南，还是与元室分庭抗礼，每一次重大战役朱元璋都是亲自指挥，运筹帷幄，现在正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时候，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亲自去前线指挥他的将军们，不能让他们有任何闪失，另外，北伐大军横扫鲁豫两省，取得辉煌战果，他也应对将士们亲赐犒赏，鼓舞士气，因此，他决定于四月下旬驾幸汴梁。
朱元璋定都金陵，是取其襟江（长江）带湖（太湖）、龙盘虎踞之形胜。无疑，与江南群雄逐鹿，这里有地形上的优势，是再好不过的根据地；但是以金陵做一国之都，他一想起历史上在这里定都的那些皇帝，不论是东晋的司马氏和后来的宋、齐、梁、陈及南唐李后主，都是国势衰微，不得不偏安一隅。他朱元璋雄才大略，临御天下，岂能与那班窝囊皇帝类比？所以终其一生对于建都在哪里始终没有定见。他久慕汴梁是宋太祖开国后欣欣向荣的都城，亦是华夏文明的策源地之一，早就想去考察一番。自然这个意图他不便向他的臣僚们透露，免使朝廷人心浮动。
在北巡之前，他召见左丞相李善长与御史中丞刘伯温，将国务托付他们两人。他说：“朕此次去汴梁，因太子年幼，无监国之能力，但有两位卿家留守，朕可以放心地去。朕离京之后，凡朝中事务，丞相可全权处理；御史中丞则负责督察百官，处理刑案。重大事件两卿商酌办理，若有不决者可驰报，由朕批决之，幸勿草率从事。”
李善长与刘伯温是文臣之首，两人受此重托，自然叩头领旨谢恩。不过这时刘伯温隐隐感觉到：皇上对将国务交付李善长是否有些不放心，要他这个御史中丞从中监督。这样，本来心胸狭隘，对江南文士集团怀有敌意的李善长会如何想？也许今后他俩的关系更难处了。
不过，李善长和刘伯温万万没有想到，朱元璋在临行之前，又将中书省参政杨宪密召入殿，让他暗中监视朝廷之事，若有他认为处理不当的，可直接驰报。朱元璋还当场写了一张手谕赐给他，许他超越中书省相机行事。这样，皇上离开后的京城，形成了互相制约的奇怪的三头统治。
皇帝的圣驾浩浩荡荡离开了京城，踏上了北巡之路。一路上，朱元璋巡视州府，了解民情，还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提拔或处分了一些地方官吏。数日之后，车驾抵达河南境内。早有北伐军留镇归德、陈州等地的将领前来请安护驾。
车驾行驶在一望无垠的广袤平原上，车辚辚，马萧萧，旌旗猎猎，烟尘滚滚。朱元璋的眼前仿佛重现两千年前诸侯们驱着排山倒海的战车逐鹿中原的情景。每到一处历史遗迹，他就命车驾停下来，在随行侍臣们的陪伴下去凭吊一番，与冥冥中千百年前逝去的历史人物作一次心灵的对话。
当车驾阻滞在一处黄河渡口，他在将军侍臣们的簇拥下登上高高的黄河大堤，眺望浑浊的黄河水滚滚向东流去。此时正是黄河涨水时期，河水几乎平了两边的河岸，水势汹涌，但是远处仍是有人驾着羊皮筏在中流搏击，这让他忆起四年前兵围武昌灭了大汉国，他在长江舟师上壮志抒怀的情景。那一次的前后两年，他征服了江淮流域，现在他又把黄河的中下游收归自己的版图。这一次，他又将统帅自己的百战之师扫荡蒙元余孽，直捣大都，一举完成统一华夏的大业。望着滔滔远去的大河，胸中豪情激荡，可惜这次宋濂、刘伯温等词臣们未随驾前来，否则一定要在他们帮助下，吟咏一阕比苏东坡的《赤壁怀古》更为慷慨激昂、具有帝王气概的绝妙好词。
车驾到达汴梁城，整齐的城垣和高大的城门给朱元璋留下气势恢宏的印象。街道房屋平正宽阔，布局井然，很有帝都的气派。只是所有建筑都显得陈旧，有些灰头土脸，商铺市肆更显凋零冷落，比起应天城的繁华景象差远了。
汴梁地处华夏的中央，它头枕黄河，足踏中原沃土，自然是建都的理想地点。然而，朱元璋以一个军事战略家的眼光打量它，觉得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缺乏地理上的屏障。加之，悬在它头顶的黄河简直是一把利剑，在战争中随时有被敌人扒开口子淹没都城的危险。因此经过几天考察之后，他初步打消了迁都到这里的念头。
其实，还有一层历史的原因。北宋的徽宗、钦宗二位皇帝就是从这里被金人掳去的，亡国之都给他抹上一层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朱元璋是很迷信的，他笃信阴阳风水，他要让自己开创的朱明王朝千秋万代地延续下去，不能让继任之君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之下。
朱元璋下令将汴梁路改为开封府，设置州府官吏。徐达、常遇春等将领相继从各个战场回到开封，在行宫朝见了皇上。朱元璋对立了功的将军们一一嘉勉，按照他们的战功赏赐了数十斤不等的黄金。
接着，他在行宫召开了御前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大将军徐达首先报告说：“臣与常将军率师北上，先平定齐鲁，继回师下河洛，扩廓帖木儿虽令其弟脱因领兵五万驻守济南阻击我军，但为了保存实力，始终不敢与我接战。直至我军进逼洛阳，脱因才被迫背水一战，终至全军覆没，仅以只身逃遁。现在扩廓帖木儿在太原逡巡观望，而李思齐、张良弼等辈，龟缩在关中，自知势力不济，畏我如虎，谅他们不能成为我军的威胁。至此，元大都已不能指望外面的救援，人心慌乱。我军挟战胜之余威，趁此北上进兵，臣估计攻克大都只在秋风扬起之时。”
朱元璋点头道：“徐皇兄所言固是，现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我军已占据绝对优势。只是朕要通报你们的是：元朝廷内部的纷争已经停止，顺帝撤销了太子的抚军院，重新任命扩廓帖木儿为左丞相，总制天下兵马。扩廓擒杀了背叛他的关保和貊高，再也无人掣肘。他这个人是个难得的将才，朕久欲招降他终不可得。如今他与元朝廷和好，虽暂驻军太原作逡巡观望状，难免有朝一日成为我军北上的最大阻力。”
常遇春对皇上屡屡提及扩廓如何了得，心有不服，忿忿地说：“臣愿率一军入山西与王保保那厮决一高下，就算不能将他擒来见陛下，再不济也要让他一兵一卒也出不了娘子关！”
朱元璋知道常遇春的脾气，也不怪他莽撞，只是解释说：“常将军勿躁。朕忖度扩廓帖木儿在山西按兵不动，一则对元朝廷反复无常有怨气，另外也有保存自己实力的想法。也许我们打到了大都城下他仍然会袖手旁观，那又何必主动去惹毛他，自树强敌呢？”
徐达及诸将连连点头附和说：“还是皇上想得周到。”
朱元璋又道：“朕此次北巡，发现北方土地平坦辽阔，宜以骑战为先。应选骁勇战将作为先锋，徐皇兄亲率水陆两军，作为后应。以运河漕运供给粮饷，再调集益都、济宁、徐州诸军，会兵于山东境内最大的水陆码头临清。德州是守卫大都的第一重门户，元必驻有重兵，朕拟遣常将军领兵五万先拔去这个钉子，然后进兵青州和通州，直捣元都。那时他孤城一座，外援已绝，自然会内部崩溃，惶惶然作鸟兽散。这样，大都可不战而下。”
听了皇上的部署，众将皆心悦诚服赞道：“皇上圣明，皇上圣明。”
朱元璋又命大将冯胜道：“明日，冯将军即率部向潼关进发，仍按原定计划袭取潼关，得手之后，若张良弼、李思齐西逃，不必穷追，我们不要陷在对他们的战事中。可选将分兵守关，你仍回汴梁，随大将军北征，毋得有误。”
“臣领旨。”
冯胜率部西袭潼关。潼关是陕西关中的门户，李思齐与张良弼两军久驻关中，他们均是元朝廷倚重的边将，因朝中太子与扩廓的宿怨，他们与扩廓帖木儿互相拼杀势力削弱了不少。明军攻占洛阳后，离潼关仅数百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李思齐与张良弼均在潼关外构筑了外围防线，连营数里，声气相连。
冯胜兵至，在十里外扎营，并未马上进攻，只是故意闹出很大的动静，人马喧嚣，旌旗蔽日，给敌军造成恐惧与威胁。等到下半夜，冯胜派遣一批军士携硫磺火箭等火具，借着青纱帐的掩护悄悄接近张良弼的军营，“嗖嗖嗖”火箭直向营帐射去，顿时十几座营帐噼噼啪啪着起火来。
张良弼从梦中惊醒，只道是明军前来劫营，立刻点起兵马迎敌。黑暗中遇到李思齐派来支援的骑兵，以为就是袭营的明军，双方厮杀起来。一直杀到天明，李思齐亲自赶到，方才明白是自家人杀自家人，双方伤亡了数百名兵勇。眼看拂晓后明军就要发起进攻，张良弼自知立营不住，匆匆拔营退入关内。那边李思齐见明军势大，自料无法抵敌，也慌不择路地绕关而过，移驻四十里外的葫芦滩。
黎明，冯胜指挥大军对潼关发起攻击，守关的李思齐部将抵抗了一阵，眼看明军如潮水般涌上来，实在抵挡不住，只好弃关而逃。结果，李思齐弃下辎重营帐，向凤翔逃窜，而张良弼则远走鹿城。冯胜入关后向西追击了一阵，一直追到华州，那里的守将也已闻风逃遁。这时，冯胜的副手都督郭兴提醒他，皇上已下令不要穷追，方才收兵回潼关。
冯胜遵照朱元璋的旨意，留下郭兴与金兴旺两位都督率部镇守潼关，阻止李思齐等向山西、河南蠢动，以免牵制北伐大军的行动。然后，他率部返回汴梁，向朱元璋复命。
潼关既已拿下，李思齐、张良弼溃逃远窜，北伐军已无后顾之忧。这时朝廷中有事待朱元璋处理，于是他准备起驾回应天，临行前他召集徐达、常遇春等大将，郑重地告诫他们说：“中原的老百姓久为群雄所苦，流离失所，备遭磨难。故朕命你们率师北征，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元朝其祖宗入主中原，统一天下，有一定的功德，惜其子孙不能爱惜人民，滥施横暴，故受到上天的厌弃。元朝的暴君有罪，他治下的人民却是无辜的。在以前改朝换代的战争中，往往对战败者肆行屠戮，这种违天虐民之事，朕实在不忍为之。今后诸将凡攻克一个城池，不许肆行焚掠和胡乱杀人。俘获元朝的宗戚，均要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不许虐待，更不许滥杀。这样才能上达天心，下慰人望，以符合朕伐罪安民的本意。以上诸项，若有恣意违抗，不遵朕令者，朕将严惩之，决不轻赦！”
诸将自然异口同声地答应：“臣等谨遵陛下圣训，决不违犯，请陛下放心。”
洪武元年闰七月，朱元璋从开封起驾返回应天。
卖官鬻爵，李彬被斩
皇上不满意中书省完全置于李善长个人掌控之下，杨宪感到责任重大。小小七品都事李彬竟敢卖官鬻爵，他身后是什么人？杨宪夜访刘伯温，亮出了皇上的密诏。李彬被捕，丞相府里乱成一团。李彬被斩在祈雨台前，刘伯温跟李善长结下梁子，被迫告老还乡。
杨宪受朱元璋的赏识，升任中书省参知政事，这是从二品的大官，地位居于左右丞、平章之下。由于上述官职均由在外征战的武臣兼任，而另一位参知政事汪广洋尚未到任，所以在中书省杨宪应是仅居左丞相李善长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不过杨宪到任以后，发现中书省完全是铁板一块，全是李善长的人。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左右司的郎中、员外郎、都事、检校、照磨等，碰到杨宪总是恭恭敬敬、垂手侍立一旁，向“参政大人”请安问好，可始终没有谁来向他请示汇报什么。李善长本人并不在中书省衙门内，他除了上朝就待在新修的丞相府里，可是杨宪分明感觉到，偌大的中书省完全是按照他的意志在运转，这里的每一位官员都服膺于李相爷的铁腕之下。
杨宪隐隐地感觉到，皇上正是不满意这种现状才派他来中书省的。以皇上的英明神武，他是不愿意看到中书省这个国家行政首脑机关，完全置于李善长个人掌控之下；它所体现的只是丞相李善长的意志，而不是居于国家权力顶峰的皇帝的意志。朱元璋在他北巡之前，将杨宪安排到中书省来，还特地赐给他相机行事的密诏，足见皇上对他寄望之深，也说明自己的责任重大，若不能在中书省站稳脚跟，做出一番事业来，岂不有负皇上的厚望。
杨宪上任之初，也曾亲去丞相府拜谒他的顶头上司李善长相爷。李善长明知朱元璋让杨宪出任参知政事，是来中书省掺沙子的，但他身居丞相高位，根本没把初出茅庐的杨宪放在眼里，官样文章似地应付了他几句，就哈欠连天地示意他可以告辞了。对于李善长的故意冷落，杨宪恨得牙发痒，这时他差点忍不住把皇上那份密诏亮出来，杀杀李善长的威风！
杨宪在中书省管不了事，但皇上命他监视朝廷的官员，若发现不当即可密报，他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于是他不动声色地命令几名亲信分头到中书省各个部门去打探情况，每天详细向他汇报。那几名亲信的身份是中书省的衙役，他们在各个部门走动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虽不能刺探到什么机密，但了解哪个部门的动向和人员进出情况却绰绰有余。
几天后，杨宪得到了一条重要的信息：有一名叫李彬的左司都事，他的视事处每天有不少人来往。那些人个个衣着光鲜，有的是地方官员，有的是商贾模样，一打听原来这些人都是来找李彬都事求职的。当时京城里正进行大规模的营建，六部衙门、八大亲王府、国子监、功臣庙等都在陆续兴建。李彬管的大概就是这些工程的营缮监管人员的任命。这自然是一些可以大捞银子的肥差，所以人们趋之若鹜，其中自然免不了有卖官鬻爵的猫腻勾当。杨宪的那名亲信不经意地打听一下，果然证实那些求职的人无不是拿着大把大把银票来的。
杨宪决心把这事作为突破口。他心中暗自思量，李彬纵使是李善长的亲信，但他小小一名七品都事，哪有那么大的权力，敢于卖官鬻爵？在他身后必然有一条张着血盆大口的大鳄！为了拿到他们的犯罪证据，他不能不投入一些本钱来进行试探。
一天，中书省左司都事李彬的视事处外面来了一位锦衣华服富商模样的人，他出手阔绰地从袖筒里拿出一锭银子塞给值班的衙役，对他说道：“麻烦贵价通报一声，在下应天张朝奉求见都事大人。”
衙役见钱眼开，道声：“官人稍等片刻，小的即去通报大人。”
没多久，那个张朝奉就得到了都事李彬的接见。他开门见山自我介绍道：“在下祖居应天，世以营缮工程为业，在京都业内颇有些声望，前几年沈万三承修水西门到玄武门之间的城墙即由在下承包。近闻朝廷有扩建王府一条街、新盖十座王府的浩大工程，都事大人身居要津，总揽工务，不知在下能否有幸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李彬瞥一眼这个衣着光鲜的人，冷冷地道：“大官人也许弄错了，下官身为左司都事，只是负责选拔任命各项工程的营缮和监理官员，承包工程的事下官是管不着的，你要去找别的人。”
张朝奉心想：当了工程监理官员还怕揽不到活吗？那还不是一码事？于是进一步地说道：“不瞒大人说，在下虽不算富甲一方，但也广有资财，对赚钱已经没多大兴趣了。只是世以营缮为业，颇具这方面的才干，有心为朝廷效力做一番事业，也为自己留点名。若大人不弃，玉成在下这点小小的心意，在下自当感恩图报。”
这样的人李彬见得多了，世上没有不想赚钱的商人，要赚钱就得先投资，你若“玉成”了他，他自会感恩图报，这就是直接要你报价了。李彬考虑这个人的资历才能做一个王府工程的营缮总监自然是胜任的，这就有了和他谈判的基础。不过李彬不想让他太顺利地满足愿望，借口还须向上司禀报，约他过两天再来谈。
经过再三接触，李彬以营缮总监责任重大，需要缴纳适量的保证金为由，让张朝奉交付了十万两银票的保证金，另外五万两银票则是对都事大人玉成此事的孝敬，换取到一纸“王府工程营缮总监”的任命书。
往后的几天，京城里一些在李彬那里获得官职的人相继失踪了，杨宪亲自审问了那些人，在严刑追讯下，他们一一签字画押承认了向李彬行贿买卖官爵的事实。
杨宪要对李彬下手了，他以“张朝奉”名义付出的十五万两银票不能白交。于是他带着一干证据连夜造访御史中丞刘伯温，因为只有负责督察百官的刘伯温才有下令逮捕李彬的权力。
刘伯温对杨宪夤夜造访感到有些惊讶，他们同朝为官，平日也有些诗文交往，但杨宪是山西人，并未完全融入江南文士集团这个圈子内，且杨宪、夏煜、高见览等人均为“检校”起家，专司“伺察搏击”，告发朝廷官员的阴私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刘伯温、宋濂等人从骨子里看不起他们，但也从不敢得罪他们，彼此相敬如宾罢了。今番杨宪来访必有重大事故，刘伯温不敢怠慢，首先开口祝贺他道：“宪公蒙圣上恩宠，荣升参政，伯温未曾造府恭贺，失礼失礼！”
杨宪谦让道：“中丞大人说哪里话来？大人乃国之重臣，皇上北巡付以监国重任，只因学生初到中书省，诸事繁杂，没有及时来向中丞大人请示讨教，望乞恕罪。”
“哪里哪里？宪公过谦了。”刘伯温知他是有事而来，直率地问道：“参政连夜来此，必有重大事件相告伯温。府中无外人，但谈无妨。”
“学生近日闻悉，在中书省有人接受贿赂，买卖官爵，贪贿犯罪达数十万两之巨。御史台可曾与闻此事？”
“啊！”刘伯温大吃一惊，面部表情有些尴尬，“皇上北巡不久，竟有这等事发生！中书省乃国家行政首脑机关，何人如此胆大妄为？杨参政仅是听闻此事，还是已经拿到贪贿犯罪之人的证据？”
杨宪把一干人犯行贿买官的供状拿了出来，同时向刘伯温讲了自己为取得证据，派遣亲信伪装营缮商“张朝奉”花了十五万两银子买了个“王府营缮总监”的经过。他这样做为的是结案后能要回那些银票。
刘伯温看着那张十五万两银票换来的任命书，不禁惊异这位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杨参政竟然如此有心计。此人在皇上出巡之前调到中书省，行事又如此出格，莫非他身负某种秘密使命？
这时杨宪开口说道：“据学生查悉，左司都事李彬负责京城各大营缮工程的官员任免事宜，他不过一七品小官，竟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卖官鬻爵，其身后必然有人撑腰。学生以为，要查清此事，御史台应立即将其拘捕严鞫。”
刘伯温对李彬这个人不甚了解，只知道他是李善长的亲信之一。他隐隐地感觉到了这件事可能牵涉到李善长或他家的什么人。刘伯温深知李善长在朝廷中的地位是任何人不能撼动的，皇上北巡虽然委托他与李善长共同监国，但作为丞相的李善长享有处理朝中事务的全权，自己仅负督察百官的责任，处于辅佐地位。李彬这个案子如果与李善长有什么关联，身为御史台的负责人在采取行动之前就必须特别谨慎从事了。
“中书省内部有人买卖官爵，参政大人可曾通报李丞相知晓？”刘伯温将了杨宪一军。
“啊！学生这几天急于查清案子，还没来得及去相府禀报。”杨宪颇有些尴尬，不过他马上理直气壮地说，“学生以为，御史台负有督察百官之责，现李彬贪贿犯罪证据皆在，是中丞大人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杨参政所言极是，纠察百官惩治贪贿下官责无旁贷。只是万岁出巡，委托左丞相全权处理朝中事务，此事下官还需与李相爷通气。”
杨宪见刘伯温屡屡拿李善长来压他，心中十分愤怒。他知道刘伯温是投鼠忌器，恐此案牵涉到李善长本人，影响他与李善长的关系，故此要先与李善长通气，使其有回旋的余地。他们如此官官相护，这案子怎么能查个水落石出？自己的一番苦心岂不白费了。
心里一急，他凑近刘伯温，压低声音说道：“学生请中丞大人看一样东西。”
“什么？”
杨宪不慌不忙撕开内衫衣襟，取出皇上手谕递给刘伯温。刘伯温看了大吃一惊：杨宪如此有恃无恐，敢于藐视李善长的权威，原来他奉有监视朝政的密谕！他强自镇定地将皇上手谕交还给杨宪。
“参政大人请将圣谕收好。”
“学生这也是不得已啊！”杨宪解释道，“一干人犯均已抓到，暂时羁押在兵马司。这李彬若任其逍遥法外，一旦他们串供翻案，学生怎么向皇上交代啊！”
刘伯温心想：皇上既有手谕许他便宜行事，只怕他的密奏此时已在驰往汴梁的路上，此案无论牵涉到什么人也得办了。于是，他与杨宪相商，御史台派中丞章溢与杨宪共同查办此案。当夜即由御史台派出官兵抄了李彬的家，将李彬及相关官员缉捕到案。
李彬被捕，丞相府里乱成了一团。刘伯温虽在第二天及时知会了李善长，并且暗示此案另有通天的神秘人物参与其中，御史台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时李善长才醒悟过来，自己虽位高权重，却不该漠视了那位不起眼的参政杨宪的存在！
李彬被捕之时，在他家里抄出了十余万两赃银，这距杨宪掌握的他买卖官爵所得赃银总数八十余万两相差甚远。御史台继续讯问时，李彬闭口不答。
丞相府里，李善长气急败坏地把他的长子李祺叫来，劈头就一顿臭骂。
“你和李彬，你们干的好事！目无王法！”
李祺还硬着脖子强词夺理：“父亲，李彬他卖官鬻爵，与孩儿何干？”
“与你无干？不是你在后面撑着，他有那么大胆子吗？再说，八十余万赃银只抄得十余万两，其余的到哪里去了？”
“那谁知道？他们去审，去问好了，谁敢说是落我们家了？”
“混账！你知道李彬落谁手里了吗？大刑伺候之下，他能不一五一十地招出来？到那时我们这个家全让你毁了！”
“这……”
父子俩的对话是在李善长的书房里秘密进行的，但却没有避开另一个人：李善长的定远老乡——太常寺少卿胡惟庸。他见李善长急了眼，忙出面安抚道：“相爷勿躁，李彬不是御史台抓的吗？我想刘伯温顾及他与相爷的关系，也许不会逼得太急。”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刘伯温滑头得很，他把这案子交给章溢和杨宪去办，自己在一边坐山观虎斗。”
“杨宪不是中书省的人吗，他会与相爷作对？”
“哼，看来皇上北巡之前是有意把他安排到中书省的，我没把他当回事，太大意了！看来这个案子就是他挑起来的。”
胡惟庸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沉思片刻后说道：“如今之计，只有暗中稳住李彬，要他一个人把此事担起来，不要牵涉到大公子。”
“万一他为了逃脱罪责，不想一人承担呢？”
“如今能救他的只有相爷了，不怕他不答应。”
“可是，他交不出八十万两赃银。”
“那倒好办，只需如此便可。”
胡惟庸附在李善长耳边悄悄授计，李善长听了心方稍定。少顷，他叱喝李祺道：“还不快去办？”
在杨宪的严刑审讯下，得到李祺授意的李彬巧舌如簧地为自己辩护道：他虽官卑职小，但任命京城工程营缮官员是他职责范围，无需报上司批准，所收八十万两银子大部分是交纳的保证金，现存在京城的某钱庄里，自己接受十余万两孝敬银子是实。御史台果然派人到他所说的钱庄，提取到六十余万两银票，钱庄老板还画押具结，称银票确是李彬存在他那里的，他自然不会透露这些银票的真正来历。
刘伯温十分庆幸这个案子圆满结案。一年前，以李善长为首，由刘伯温、陶安、傅献等参与制定的大明《刑律》已颁布施行。朱元璋有鉴于元律的弛纵，力主以严刑峻法治国，对于官吏的贪墨更是严惩不贷。比如官员监守自盗者，赃银四十贯（折四十两银）者绞；官员受贿六十贯者斩，甚至还附加剥皮实草等酷刑。李彬贪污达数十万两之多，自然难逃一死。
结案后刘伯温于静夜仔细将此案破获经过字斟句酌地草拟奏折上奏汴梁行在。对于案犯李彬自然要求明正典刑，流徙家属，抄没家产，其余人犯一一量刑不等。他在奏折中强调此案的破获全赖中书省参知政事杨宪发现犯罪苗头后明查暗访，应居首功；而御史台负有监督百官之责，理应予以配合。刘伯温深知此事明里暗里涉及左丞相李善长，杨宪这个政治权势的暴发户在与老谋深算的李善长较量中虽然赢得了第一回合，但将来鹿死谁手未可预料。睿智的刘伯温不想卷入权势斗争的浑水中去。
这时，管家进来通报：“太常寺少卿胡惟庸大人来访。”
刘伯温不觉一愣：这胡惟庸为何夤夜来访？他估摸必与李彬一案有关。吩咐道：“请他在后堂相见。”
“是。”
这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定远同乡，至正十五年归附朱元璋于和州。因为他口齿伶俐，能说会道，授元帅府奏差之职。后任宁国知县，得李善长的赏识，荐为太常寺少卿。刘伯温知道他是李善长的心腹，难道李善长特意派他来为李彬说情，让御史台给皇上题奏时从轻拟罪？
“中丞大人晚上还在书房操劳，真是个忠勤王事不辞劳苦啊！”胡惟庸一脸谄笑地恭维刘伯温。
“哪里，哪里！伯温才疏学浅，蒙皇上错爱，委以御史台的重任。李彬一案纷繁复杂，下官不得不详细拟奏向皇上报告此案的经过，因此在书房待晚了。”
胡惟庸单刀直入地问道：“在中丞大人给皇上的奏折里，李彬该定何罪？”
“这桩案子是我大明建立以来第一大案，李彬卖官鬻爵，涉案金额已达数十万两之巨，按照新订大明刑律，主犯李彬必须斩立决，并抄没家产，流徙家属。”
“中丞大人也知道，这李彬虽是一小小都事，却是李丞相李大人所提携的亲信下属，此案虽与李丞相无涉，但若斩了李彬，李相爷面子上也难看。万岁出巡期间，大人与李相爷同受圣命肩负监国重任，大人能不顾及自己与李相爷的关系吗？”
“依太常卿之见，伯温应如何为李彬定罪？”刘伯温眯缝着眼睛问道。
“依学生之见，大人可以此案涉及面广、头绪未清为由，将李彬定为斩监侯，一切待皇上回京后再做决定。这样，大人在李相爷面前也说得过去了。”
胡惟庸屡屡以李善长的权势相要挟，反而激怒了刘伯温，他愤而起立说：“大明刑律是左丞相领衔制定的，伯温不过是参与者之一。难道丞相能因私而废法吗？伯温身为御史台官员，只能按律定罪奏明皇上。丞相若有不同意见，他自可直接向皇上奏闻。”
胡惟庸讨了个没趣，只得怏怏地告辞而去。
胡惟庸走后，刘伯温怔怔地坐在书案前看着那份已经拟好的奏折。天明奏折就要寄发了，现在屈从于李善长的意志将李彬的定罪改一下还来得及。不过此时他身上那种士大夫刚直不阿的本性占了上风，终于长叹一声，将那份奏折一字不改地盖上了御史台的大印，并用蜡丸密封妥当，只待天明以六百里加急发出。
朱元璋先后收到了杨宪和刘伯温的奏折，自己北巡才几个月，京城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贪污案，抄没赃银竟达八十余万两，这个胆大包天的狗奴才李彬真是罪该万死！朱元璋若在京城，盛怒之下会下令剥了他的皮。刘伯温按照新定的刑律给有关罪犯的定罪恰如其分，他没有理由不准奏。可是杨宪的密奏中却说：“李彬区区中书省小吏，竟敢公开卖官鬻爵，贪贿银达数十万两，臣以为其身后必有后台，乞陛下明察。”李彬的后台是谁，杨宪所指分明就是左丞相李善长！然而御史台的审讯记录李彬一口咬定卖官系他一人所为，赃银也是从他家中和寄存的钱庄抄得。刘伯温的奏折中自然不会提胡惟庸夜访求情之事。可见刘伯温在处理此事时极为慎重，极力维护国家重臣的威望不受损害。而杨宪却不管不顾，矛头直指李善长，此人野心不小！
本来朱元璋可以提前返京处理此事，但他转念一想：朝廷中的权力争斗终归会有的，历朝历代概莫能外。让他们闹去，闹得越凶越好，到时候自己可以以高屋建瓴之势，轻而易举地收拾残局，把至高无上的皇权掌握得牢牢的。
因此，他批准了御史台对案犯的定罪，准予立即执行。而对破获此案有功的杨宪予以褒奖，并且暗示回京之后将对他更加重用。
其时，京城正遭大旱，五六月间连续三十余天未降滴雨。江浙一带本来常年雨量充沛，为何出现此等怪现象？于是有人风言风语说是灭东吴触犯了天怒。自然这话不会传到朱元璋耳里。老天爷不下雨，京城有关的部门唯一的办法就是搭起高台祈雨，皇上不在就由皇太子率领丞相百官在台前一一行礼，祈求上苍施降甘霖普救众生。一连三天，天空仍然只见火辣辣的太阳高悬着，旁边没有一丝云彩。官员们见祈求无望，也就不再来行礼了，只令高台下那班僧道们好好地诵念经文，看他们的佛祖爷能不能去雨师风伯那里求求情。
正在这时，皇上对李彬案的批奏到了。刘伯温突发奇想，祈雨中宰杀牺牲不足以感动上苍，现有皇上的批奏，我何不在祈雨台前杀个活人去冲一冲，兴许能感动上苍。于是他下令将李彬一干人犯从大牢中提出，牵至祈雨台前，诵经的僧道们顿时被那班荷枪执刀的士兵们吓呆了，一个个目瞪口呆停止了诵经。刘伯温喝令他们继续诵念。御史台的官员大声向围观的民众宣读了李彬的罪状及皇上批准斩立决的御旨，监斩官一声令下，擎着鬼头刀的刽子手手起刀落，跪在地上的李彬一颗首级顿时滚落一旁，鲜血从脖腔子里喷涌而出。吓得那班僧道们连忙用宽大的袍袖遮住面孔，嘴里喃喃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时，坐在轿子里的刘伯温下意识地探头望望天空，骄阳下仍无一丝云彩。他摇摇头，喝令起轿回署。那班陪斩的同案犯早已吓得面无人色，有的竟已瘫倒在地，屎尿都被吓出来了。
朱元璋安排好北伐军事部署，于七月中旬回到京城。李善长率领百官至龙江码头迎驾，李善长和刘伯温为首参拜，朱元璋扶起二人，和颜悦色地说：“朕忙于北方军事，二卿留守京师，数月之间，朝中事务处理得当，京都秩序井然，二卿为朕分忧，辛苦了！”李善长见他丝毫未提李彬之事，也暂把一颗忐忑不安之心放了下来。
不过，朱元璋回宫之后，又秘密召见了杨宪，杨宪主动交回了那份密诏，朱元璋当即把它在灯上烧了——这种东西自然不宜留下。朱元璋对杨宪的忠诚能干褒勉有加，答应在适当的时候将他由中书省参政提升为左丞。朝廷废除平章一职后，左右丞就是通向丞相最近的阶梯了。杨宪心里美滋滋的，他深知朱元璋表面对李善长客客气气，但他俩君相之间的矛盾已深，总有一天会爆发，那一天就是他取代李善长相位的时候！刘伯温匆匆忙忙把李彬斩了，企图断了活口，使皇上回銮后难于深挖卖官案的后台。可是杨宪仍不死心，往后的几天他又设法查明：李彬供称存在钱庄的六十万两赃银纯属子虚乌有。经过杨宪的一番拷问，钱庄老板供出那六十万两银票是李彬被捕后数日才由相府大公子李祺亲自送过来的。李彬卖官的后台如果不是李善长，至少他的儿子李祺难逃干系。
杨宪把这一爆炸性的消息匆匆报告给皇上，朱元璋当时脸上有些愠怒，但他当即令杨宪把钱庄老板放了，一切审讯记录都烧掉，此事绝对保密，不许外传。
在由汴梁返回京都的路上，朱元璋就仔细想过，大明朝建立伊始，刑律初定，就出现涉案数十万两的贪污案，按照他的脾气，不借这桩案子杀一批人抄一批家，不足以体现他的严刑峻法震慑朝纲的本旨。可是偏偏这桩案子明显涉及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当朝宰相，第一功臣李善长。现在新朝虽已建立，但北方的军事征伐还未完成，自己的大部分精力仍然集中在军事指挥上，国家的管理重担仍然靠李善长一个人挑起来，他制定的一项制度或颁行的一个政令，往往涉及国家每年百万、千万两银子的税收，数十万、百万担粮赋的收入。可以说，朱元璋现在仍然和几年前与群雄逐鹿江南时一样，后勤粮饷完全依靠李善长经营筹划，没有他国家就会瘫痪！罢罢罢，如果李善长真的在李彬案中有什么不干不净，弄了几十万两银，就当朕把某项赋税的一个零头赏给了他吧！古语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不是没有道理的，投鼠还须忌器，李善长就是国家的大器，千万动不得。
李彬案很让李善长没面子，杨宪得到皇上的褒奖，他一时也奈何不了他，于是把怒气撒在刘伯温身上。京城一直没有下雨，李善长在朝堂上公开上了本，说刘伯温戮人于求雨坛壝之下，触犯了天怒，是大不敬之罪。李善长带了头，一些怨恨刘伯温执法过严损害了自己利益的朝臣也相继在皇上面前诋毁刘伯温。
一时间风雨飘摇，使本来淡泊名利的刘伯温对朝政彻底灰了心。纵使朱元璋念及他过去的功劳没有处分他，他也不愿在京都这是非之地久留了。他本来是一个文人，由于战争的原因误入了官场。辅佐朱元璋立了一些功绩，人们将他比作汉初三杰的留侯张良，他为何不学张良激流勇退隐入山中呢？
正好这时刘伯温的原配夫人死了，家乡来人告丧。他立即毫不犹豫地修本以妻丧告老还乡。朱元璋考虑到他目前的处境，批准了他的奏章。于是，刘伯温迅速打点行装，静悄悄地离开了喧嚣的都城，回到了浙江青田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