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香港周刊特派员
在人口七百万的弹丸之地，有十多种中文报纸，而且很多报纸的副刊天天刊登好几个专栏。在香港，专栏作家的人数比世界任何城市都多；至少当年确实如此。
一九九四年，我从多伦多搬到香港去有几个原因。首先，我觉得加拿大太冷了，冬天太长了，想去暖和一点的地方。记得那年冬天多伦多的气温算入风寒指数，天天下降到零下二十五度。我忍受不住，便去了古巴避寒一周，那里的气温高达二十五度，跟多伦多竟相差五十度。其次，我还是很喜欢中文，想在中文环境里生活。第三，我对香港回归中国的过程很有兴趣，想在当地亲眼观察，亲身体验那段很特别的历史时期。第四，我在多伦多认识的中国朋友们，当时恰好“洋插队”期满，拿到了加拿大护照以后，其中不少就往经济景气好又临近内地的香港去了。在华人圈子里，往香港去，可以说是那年很流行的事情。
既然在加拿大生活了六年半以后搬过去，我本来打算到了香港后找份英文相关的工作。所以，在一个老同学家放下皮箱后，我马上出去买了一份英文《南华早报》。当时每星期六的报纸中间都夹着很厚的分类广告，包括征人启事。我向几家媒体、公关公司寄履历表，其中最早有回音的果然是中文《亚洲周刊》，通过一次面谈，我就当上了他们的香港特派员。
就那样，我平生第一次在华人企业上班。虽然在广东话通行的香港，而且属于当地明报集团旗下，《亚洲周刊》却是用普通话营运的单位。同事队伍里，除了当地中国香港人以外，还有中国台湾人、中国大陆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以及从欧美回来的外籍华人。后来在香港文艺界打出名气的江迅，当时也刚刚从上海转来。记得我上班的第一天，向各位同事打招呼，来自中国台湾的副总编辑马上反应说：原来是个京片子。不知道人家是褒的还是贬的，我自己感到很高兴也很骄傲，因为曾度过一年青春岁月的北京，感觉上的确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其他同事们纷纷告诉我，每月都看我在多伦多写的专栏文章。
我在《亚洲周刊》待的时间不长，才几个月而已。在那一段时间里，印象最深刻的差事是有关越南难民的专题报导。当年香港有好多越南难民被关在收容所里，过着没有隐私、被剥夺人权的日子。记得港英政府的白人高级官员跟我公然说道：对于难民，不适用一般概念上的人权。我也去收容所里采访，那里有智力很高的华裔兄弟帮我当翻译。他们会说越南话、粤语、普通话和英语，能力突出，却没有用武之地。
从《亚洲周刊》辞职以后，我成了百分之百靠稿费生活的自由作家。虽然也接日本媒体、当地英文媒体的稿约，但是从此以后，用中文书写的稿量远远比日文、英文的稿量多了。当地华文报纸《星岛日报》《信报》《明报》《苹果日报》等纷纷约稿，另外有《信报财经月刊》《明报月刊》《姊妹》等杂志的专栏，我一下子就有了一个月五十多篇的稿约。那可以说是当年香港的特殊情形所致：在人口七百万的弹丸之地，有十多种中文报纸，而且很多报纸的副刊天天刊登好几个专栏。所以，在香港，专栏作家的人数比世界任何城市都多；至少当年确实如此。有那么多专栏园地，其中一部分请外籍作家来书写，该说顺理成章，何况香港是闻名的国际大都会。在香港媒体上，比我早用中文写专栏而受欢迎的外籍作家有澳大利亚籍的学者白杰明先生等。我的第一本中文书是到了香港的第二年，一九九五年初出版的《鬼话连篇》，是之前在多伦多时写的专栏文章集结成的书。
我在香港待的三年半时间里，写了好几百篇文章。其中，在《九十年代》月刊一九九六年二月号上发表的《香港社会的“人格分裂”》一篇引起的反响最大，后来被收录在台湾一所高等院校为外国人开办的华文进修班的教材里。当年，为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的“大选”，我从香港去台湾做采访，糊里糊涂之间还搭上了飞往马祖的小飞机，在连居民都撤退了的离岛，过了孤独的一夜。记得我从空荡荡的马祖街头给东京的男朋友打电话，对方很天真地说：“今天接到前线来电的东京人只有我一个吧？”我马上纠正他说道：“哪止于东京呢，是全日本，还说不定是全世界，因为我是留在前线的最后一个外国记者呀！”那次很特殊的经验，显然对我理解台湾很有帮助。
劝我去台湾亲眼目睹华人世界里第一次“台湾大选”的，是当年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作家张北海先生。一九九五年初，我为日本NHK电视台的纪录片节目NHK Special，从香港去纽约唐人街做了有关“人蛇”即中国非法移民的采访。摄影团队在纽约待的时间长达好几个星期，我偶尔一个人溜出去跟朋友见面。我和张北海先生以及他的另三位同事，都是在《九十年代》月刊上写专栏的同仁。虽然神交已久，可直接见面谈话，好像那才是第一次。在纽约唐人街餐馆聚会的时候，我从他们嘴里亲耳听到了当年国民党高干的公子们，如何在美国深造期间遇上保钓运动而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结果被写在国民党黑名单上了。感觉犹如看到活着的历史书。
几个月以后，我已回到香港，张先生则要通过香港去小时候住过的重庆。他小时候，就是八年抗战国民政府撤退到内地的时期。听说日军轰炸重庆超过五百次。做日本籍中文作家是多么尴尬的事情。幸好个子高瘦的张先生器量大得很，到了香港，带我去见以深居简出闻名的当地作家钟晓阳，然后还带我去他侄女张艾嘉家的派对！
跨越内地和港台的作家生涯
中文媒体、出版界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我的中文作家生涯，从香港开始，经过台湾，二〇〇五年终于抵达中国大陆。
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回归中国，我则回归日本。当时我刚刚结婚，在东京安顿下来，马上发现肚子里有了孩子。日本虽然是家乡，但是前后十二年，我都在中国内地、加拿大、中国香港生活。再说，第一次当上母亲，我对日本的生活以及工作环境觉得有点陌生。
记得老大儿子刚出生不久，我接到了诗人杨泽从台北打来的越洋电话。原来是《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三少四壮集”的稿约。一周一次的专栏开始上报后，我又很快接到台湾来电，果然是刚刚成立不久的大田出版社总编要跟我谈出书事宜。一九九九年，我的第二本中文书《心井·新井》由大田出版。之后，我写了前后三次的“三少四壮集”。编务从最初的杨泽，由焦桐、刘克襄轮流接棒，叫我惊叹不已：《中国时报》到底雇用了多少诗人、作家呀！那可是报纸头版上出现小公仔之前的时代。
台湾的报纸，虽然没有香港那么多，但是也有《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联合报》等几份，我都定期写过专栏。当初还有国民党直接经营的《中央日报》，约我写了一年的书评专栏“书海六品”，后来集结成《读日派》一书。《国语日报》则是给小朋友看的报纸，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汉字旁边都附着注音符号。我给他们写了一年的“东京书迷录”，后来集结成《123成人式》，乃是我的著作里较受欢迎的一本，后来也由江西教育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两个简体字版本。
在日本，学过中文的人可不少。尤其从一九九〇年代起，除了英语以外，最多日本人学的外语就是普通话了。我比别人幸运的是，大学时拿到奖学金去中国留学，有机会学习地道的中国话；然后，在多伦多住的六年半时间里，继续跟中国人、海外华人交朋友，并开始为香港杂志写专栏；转到香港以后，经过《亚洲周刊》上班的日子，接到了香港、台湾多份报纸的稿约。再说，通过写作，我见到了很多大人物。例如，香港文坛上名气很大的老文人：胡菊人、戴天、陆离。通过“日本通”蔡澜，见到了金庸先生以及旅居香港的日本奇女子羽仁未央。讲当地广东话的文化人，我本来不太认识的，后来经未央认识了刘健威、陈也、尊子。经老刘又认识了也斯、长毛、杜可风。我在台湾从来没有住过，所以直接交朋友的机会有限。只是住在香港的时候，参加媒体旅游团，去了一趟台湾，行程是当时做超级电视台副总裁的陈冠中安排的。那团里就有张小娴、陶杰，到了台北则跟杨泽、平路等当地文人聚餐，也有机会跟杨德昌喝杯啤酒。还有一次在台湾，替一份日本杂志展开为期一周的采访活动，见到了何春蕤、陈文茜、徐璐、黎明柔……后来搬回日本，靠着当初的传真机和后来的网络，都有幸跟《中国时报》的诗人们合作。中文真像哆啦A梦的任意门，有了它，就能到很多地方，认识很多人。
中文媒体、出版界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我的中文作家生涯，从香港开始，经过台湾，二〇〇五年终于抵达中国大陆，在北京《万象》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最早写的“我这一代东京人”成了我的招牌、名片。后来，广州《南方都市报》也邀我写为期一年的专栏“东京时味记”。我不能不去想“缘分”这回事，因为北京和广州，就是我年轻时曾留学的两个城市。所以，来自两地的稿约，给我的感觉犹如久违的家信。
东京郊外的中文作家
我天天居家坐在书房，面对电脑屏幕打键盘，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身边包括亲朋好友是没人知道的。这说不定是早期逃避母语的一个副作用吧。那么我得学会乐于寂寞，甘于寂寞。
记得十八岁那年，我高中毕业却没考上大学，在东京代代木的补习班待了一年。有一天，在语文课上，老师说了一句：学外语能吃饭。那句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牢牢记住了。第二年上大学，其他科目我不能说读得多认真，只有作为第二外语选修的汉语，比谁都努力学过。当年还没有电子辞典，更没有网络，我把买来的纸本中日辞典、日中辞典，一本一本地查坏，同时一点一点地扩充了词汇。然后，大学四年级去中国留学，两年后回到日本时，对一般水准的沟通，我已经不觉得有困难了。那年如果没被报社录取，我都考虑上半年的课去做职业翻译。
因为从小喜欢写作，能当上中文作家，我觉得非常幸运。尤其刚回日本，在东京郊区定居下来就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八个月以后抱上第一个小娃娃那一段时间里，我能够一路维持写作，最大的原因是我的编辑都在大海那边，想见都见不着，根本开不得什么会，只要写好文章用传真机或后来的电脑网络交上去即可。
从一九九九年起，我在台湾每年都出一到两本书，也长期在各家报纸上写专栏，在宝岛读书界，我逐渐有了点名气。而且在台湾发表的文章，也会给香港、大陆、南洋各地的媒体转载，托中文的世界性之福，我在很多地方有了读者。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偏偏在我住的日本，几乎没有读者书迷。在广大日本人当中，中文水平高到能自由阅读的人少之又少。个别来自台湾、大陆的朋友们，收到我寄过去的书，会看，会说喜欢，但跟一般读者还是不一样。结果，我天天居家坐在书房，面对电脑屏幕打键盘，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身边包括亲朋好友是没人知道的。这说不定是早期逃避母语的一个副作用吧。那么我得学会乐于寂寞，甘于寂寞。
从二〇〇五年起，我任职于明治大学，教的是初级到中级的普通话。为了给学生们看，我写了一本日文书《中国语はおもしろい》（《中文很好玩》），由讲谈社出版。书中介绍我自己从日本经中国大陆、加拿大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一路学中文、交朋友、写文章过来的幸福历程。幸亏，这本书卖得还行，生命力够强，已经十余年都在日本各家书店的书架上，叫作者几乎每年都听得到新读者的读后感。
在二〇一五年夏天，我应邀去香港书展演讲，在会场见到了一位新加坡记者。后来，她介绍我去做二〇一六年新加坡文学四月天活动的主讲嘉宾。通过几天的交流活动，我有幸认识到蔡志礼、林高等当地重要的华文作家。新加坡是中文这个任意门帮我打开的最新一个华人地区，也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给我介绍看香港杂志的陈志成老师后来搬去的地方。记得他是马来西亚出身，来东京外国语大学读硕士，在爱知大学、日中学院等几所日本高等院校教汉语后，跟一位日本籍女老师结婚，双双回南洋发展去了。
回顾我过去三十五年学中文过来的一条路，实在有很多恩人：早稻田大学、日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广州中山大学的老师们；我在中国大陆、加拿大、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各地交上的朋友们；跟我邀稿的各家媒体编辑们、当地同行们；还有一直鼓励我写下去的可爱读者们。学会说中文，叫我能够去不同的地方旅游、生活、工作；学会写中文，叫我在各地拥有了知音。
我一贯深感中文很好听、很好看、很好玩、通行度很高，也在行动上和内心两方面都给了我很大的自由空间。日本人不习惯说“我爱你”。不过，我们所说的“谢谢”（ありがとう）一句话倒包含着英文“I love you”的意思。谢谢中文。谢谢我通过中文认识的所有朋友们。
从中文俗语学人生真理
我以往事业不如意的时候，常告诉自己李白说的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反之，出了点名气却马上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只好说着“人怕出名猪怕肥”来安慰自己。
学外语会扩大我们的世界。每套语言都有自己的文化，所以每一门外语自然就成为通往另一种世界观的门路。
例如，中文俗语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对从小讲汉语长大的人来说，该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吧。可是，对日本人来说，并不如此。在日文里，跟朋友相干的俗语中，最常听见的是“類は友を呼ぶ”，跟中文“物以类聚”差不多，贬多于褒，印象很消极，犹如“朱に交われば赤くなる”，即中文“近墨者黑”。所以，当第一次听到“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之际，我觉得非常新鲜，好像视界一下子扩大了很多。原来，朋友不仅会把我们引上邪路，也会帮我们往外发展。这跟日本人最怕“给人家添麻烦”的心态实在很不同。
又例如，中文俗语“有得必有失”，在日文里也没有意思相同的说法。这句话反之像英文的“You cannot have a cake and eat it too”（不能保留蛋糕的同时把它吃掉）。我之所以喜欢它，因为个中的道理有物理学的根据。好比“物极必反”这句话，也叫人联想到物理学家摆坠子的实验，合理得显然没有反驳的余地，跟日本俗语常见的精神主义呈现明显的对比。
自从开始学汉语，我从中文俗语学到了不少人生真理。例如“好汉不吃眼前亏，好马不吃回头草”。那是我看老舍原作的话剧《茶馆》演出时记住的。一种很合理、很健康的处世方法，在日本文化里却没有类似的说法。也许是武士道影响所致吧，日本人有甩不掉的自灭倾向，犹如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吉田松阴所言：虽知如此定失败，情不得已大和魂哉（かくすれば、かくなるものと知りながら、止むに止まれぬ大和魂）。哎！
于是，日本荣格心理学第一把交椅，已故河合隼雄先生在《心的处方笺》一本书里，要提倡合理性处世方法时，说的是一句“既然要跑，该放下一切”。意思很清楚，就是劝你不要依依不舍地吃着“回头草”。可惜，还是没有马回头那样视觉化的效果。“很具体”而“视觉化”是中文俗语的强势。像“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句话，每次听到，在我眼前就出现一个人穿着本来白色的一套内衣，不知为何糊里糊涂地跳进黄河，出来的时候全身呈现黄色的尴尬画面。
我总觉得中文俗语的世界观比日文俗语的乐观、幽默，例如“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我非常喜欢个中的乐观心态。辞典说，这句话翻成日文便会是“穷则变，变则通”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出自《易经》的这句话，现代日本人一般都不明白。反之，生活中，更多人用的是美国式的假西班牙语句子“Que Sera Sera”。这是一九五六年的希区柯克电影《擒凶记》的主题曲，歌词重复地唱“Que sera sera,whatever will be will be”。记得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我已故的姥姥一直将这句话挂在嘴边。我这次查询才得知西班牙语的造句有问题，但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不知道。总之，意思接近“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就是了。
有趣的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中国刚开始做生意的一九八二年，就打了广告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好幽默的一句文案，确信不是日本人想到的。如今上中国网络搜寻“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后句，未料出现的答案竟是“有路必有丰田车”！
说到幽默的俗语，我就喜欢“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相当于日文的“手前味噌”（自我吹嘘，说自己家做的味噌特别好吃），但是画面具体得多了，简直那老王的表情和堆得高高的西瓜都想象得出来。
听起来不大文雅的俗话，表达出来的人生哲理，有时会给人活下去的勇气，例如“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么说，活下去不再需要什么正当的理由了，多么好。
我以往事业不如意的时候，常告诉自己李白说的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反之，出了点名气却马上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只好说着“人怕出名猪怕肥”来安慰自己。有这一句话比没有强不知多少。当家人亲戚带来麻烦的事情，则在嘴里喃喃自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会觉得自己并不孤独。是的，只要能感觉到自己不孤独，人生就可以活下去了。
中文俗语和日文俗语的差距，有时来自环境之不同。比如说，中文讲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翻成日文便是“腐っても鯛”（腐败了还是鲷鱼）了。果然是大陆环境和岛国环境之不同产生了两个乍看很不一样的俗语。想起来都很不可思议，一九八〇年代初，我去北京留学的时候，郊区黄沙飞扬的马路上，还偶尔看得到关外农民拉着骆驼进城的画面，因为骆驼能载的货物比马多很多。近距离看了几次骆驼以后，就自然晓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指的是什么意思。同一条路（也就是如今的北京西三环路）上，当时也看得到毛驴。近距离看了几次后，对当地点心“驴打滚”的取名要“拍大腿”了。奇怪的是，“拍大腿”翻成日文是“膝を打つ”（打膝盖）。这句话说得太奇怪了，因为打了膝盖，手肯定会疼！
中秋月上捣年糕的兔子
在日本，中秋明月上的兔子不是捣药而是捣年糕的。这是因为，中秋赏月的习惯从中国传到日本来了，月亮上的兔子形象也传到日本来了，但是“嫦娥奔月”的故事则丢在东海上空。
有一天，老公从外面回来，好兴奋地告诉我：“今天听说，长崎人扫墓时是放烟火的！”“真的吗？”我听了目瞪口呆，因为从来没听说过日本有这样的习俗。我们在东京每年几次为祖先扫墓的时候，要带的只有一桶水、一把花儿、几把线香，如此而已。至多有人带死者生前喜欢的香烟、食物等。但是，烟火？从来没听说过。老公看到我惊讶的表情，进一步补充说：“烟火也不是用手拿的‘线香花火’（纸捻花），而是往天空放射的‘火箭花火’呢。”啊，原来如此！
长崎不愧为江户时代日本仅有的四个对外开放港口之一，历来有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地的华人贸易船到来。据说，在江户初期即公元十七世纪初的长崎，总人口六万中，华人人口多达一万。他们要么出身于“三江”（浙江、江苏、江西），或者出身于福建，把华南文化传到日本来了。所以，如今全日本只有长崎人扫墓放烟火，肯定是华夏文化的影响所致。
其实，我在侯孝贤早期的作品《冬冬的假期》里就看过，苗栗铜锣人过中元普渡，除了家家摆桌以外，还会不停地放鞭炮和烟火。想起那画面来，长崎的习俗也似乎顺理成章，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不过，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扫墓该是安静、沉重的场合。相反地，说到烟火尤其“火箭花火”，不外是夏天穿上“浴衣”（棉布和服）跟朋友一起赴“花火大会”凑热闹看到的东西。一静一闹，在脑子里怎么也配合不上来。但实际上，全日本最有名的“隅田川花火大会”就是从江户时代为安慰流行病死者的灵魂开始的，只是如今的日本人忘记其来历罢了。
日本的传统文化，很多都来自中国。早期有从日本去中国的遣隋使、遣唐使，中期有去宋朝取经的和尚们，然后有江户时代长崎迎接的众多唐船，都运输了物品和文化。所以，日本的传统节日，如元旦、“豆撒”（立春前晚撒豆驱邪）、端午节、七夕、盂兰盆节、中秋赏月等，没有一个不是来自中国。奇怪的是，日本人忘记了这些节日的来源，普遍地确信是“国粹文化”。也许是江户时代长达两百年的“锁国”政策所致，也许是近代日本夜郎自大的风气所致。总之，闹出笑话来都往往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
比方说中秋赏月吧。明治五年（一八七二）以后的日本，一口气废弃农历而彻底改用阳历，所以如今在日本的挂历上也好，报纸上也好，哪儿都没写着农历日期了。平时，这样过日子没有什么问题；然而，本来以农历日期为标准的传统节日怎么过？这可以说是日本全民性的笑话，已经闹了一百五十年。
日本的端午节，日本的七夕，日本的盂兰盆节等，都是在阳历五月五日，阳历七月七日，阳历七月十五日强行的。可是，中秋赏月就很难了。要是阳历八月十五日过节而天上没有圆月的话，可怎么办？再说，阳历八月十五日还是酷夏，根本不是中秋呢。对此，日本官民采取的办法是：首先，把中秋日期改为阳历九月十五日。这样子，至少比阳历八月十五日多了些秋意。然后，每年到了阳历九月中旬，就通过电视新闻节目或气象预报，告知全体国民今年月亮哪一天圆满。如果心急了，也可以上网查查看，你会发现日本有很多“旧历御宅”早就算好“二〇××年的中秋圆月是哪一天”。
即使身边没有“旧历御宅”的朋友也不要紧，每年到了九月，日本的传播媒体一定告知国民哪一天可以看到一年里最美的望月。秋天空气清澄，只要该晚天晴，月亮就显得额外清楚了。电视播音员也绝不忘记告诉大家：月亮上捣年糕的兔子，今晚可看得清清楚楚啦。没错，在日本，中秋明月上的兔子不是捣药而是捣年糕的。这是因为，中秋赏月的习惯从中国传到日本来了，月亮上的兔子形象也传到日本来了，但是“嫦娥奔月”的故事则丢在东海上空。结果，凝视着在月亮上使劲挥杵的兔子形象，古代日本人共同下的结论就是：中秋望月上的兔子在捣年糕。
究竟为什么捣年糕，从来都没有解释。反正，中秋赏月嘛，要找来芒草插在瓮里，然后把团子和蒸芋头叠成金字塔形状，就准备好了。日本超市虽然有卖月饼，但是没有人告诉日本民众那是中秋赏月时该吃的应节食品。那么，日本人到底什么时候吃月饼？当然一年四季都吃啊。日本月饼发祥地，东京新宿的中村屋面包店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卖月饼呢。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社会，走“脱亚入欧”路线，结果导致了忘本悲喜剧。直到今天，日本人都讲“地支”却忘了“天干”，知道自己属虎还是属龙，但是对于甲乙丙丁完全没谱。在历史课学过“辛亥革命”，却不知道“辛亥”指年份。大家对甲子园的高中棒球大会很熟悉，却不知道“甲子”也指年份。
当有人问我为什么学中文，我都回答说，欧洲知识分子一定要学拉丁文，循着一样的道理，亚洲知识分子也一定该学中文，因为都是各自文化的渊源。望着中秋明月想象上面捣年糕的兔子，也许傻乎乎得可爱，但至多卡哇伊而已吧？
风靡一时的月琴消失在日本
明治时代的学生、文人，要么自己一个人或者跟朋友们一起弹着月琴唱“清乐”歌曲，简直像二十世纪的大学生、社会青年们纷纷拿着吉他唱美国民谣、披头士歌曲一般常见、普遍。
在日本明治大学给学生们看电影《海角七号》，总有人问我：“茂伯弹的那乐器叫什么？”果然，二十一世纪初的日本年轻人对月琴完全没有印象。于是，我给他们讲：那是从中国大陆传来的四弦乐器阮咸，到了中国台湾后变成了二弦月琴；尤其在屏东恒春地区流行，如今恒春镇有“月琴之乡”的别名；最有名的曲子是当地的盲人琴手陈达一九六〇年代灌唱片的《思想起》；他有原住民祖母，所演奏的曲子里也有“平埔调”等受了原住民文化影响的作品云云。
年轻学子们不知道，但其实十八、十九世纪，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月琴曾风靡一时，乃坐“唐船”到长崎来做贸易的“唐人”们，逗留期间给“丸山艺伎”传授的“明清乐”传播到日本各地去的。原来，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士农工商”的阶级区别划分得很严厉：武士阶级碰不得属于庶民的三弦，反过来庶民碰不得专属和尚的尺八等。相比之下，从国外传来的“明清乐”超乎阶级和性别的划分，其重要乐器月琴又较容易学会，总的来说自由得很，犹如一九六〇年代发自美国而风靡一时的民乐。于是《茉莉花》《九连环》《算命曲》《四季》《纱窗外》等俗曲，当时许多日本人都弹着月琴用原版中文歌唱，有音乐史家认为成了如今日本很流行的“演歌”的源流。
江户时期的主要开放港口长崎，到了十九世纪所谓“幕末”时代，有许多爱国志士跑去要跟当时为数几百的外国人接触。至今很受欢迎的历史明星坂本龙马，据说也去过十多次长崎，总共待了一百天以上。其中一次，他还带着新婚妻子楢崎龙去，当自己忙于跟同志们联络并策划推翻幕府的时候，把她托在当地的文化富商兼革命赞助者小曾根干堂家。他女儿小曾根菊恰巧是月琴名手，导致楢崎龙迷上弹着月琴歌唱“清乐”。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写的小说《龙马行》里面，就有楢崎龙演奏月琴娱乐新婚丈夫的场面。今天，位于龙马故乡高知县高知市的纪念馆，展览出曾属于坂本龙马的一把月琴，而且偶尔举行演奏会。
月琴在日本的流行延续到明治时代。当时的学生、文人，要么自己一个人或者跟朋友们一起弹着月琴唱“清乐”歌曲，简直像二十世纪的大学生、社会青年们纷纷拿着吉他唱美国民谣、披头士歌曲一般常见、普遍。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作家，其长篇随笔《武藏野》至今仍令人难忘的国木田独步，就留下了一个人在房间里弹月琴想东想西的描述。
然而，曾经那么普及的月琴，忽而从日本社会上消失。那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打起来的时候。新兴国家日本人民的爱国热情燃烧到脑袋来，社会上，突然间视月琴为“敌性乐器”了。根据著名诗人萩原朔太郎在《日清战争异闻——原田重吉的梦》里的叙述，竟有人向月琴师傅家扔石头，骂人家为卖国贼。结果，怕受牵连的日本人纷纷把乐器卖出去，旧货店门口挂着的众多二手月琴，看起来犹如一大堆晒干的花枝一般。可怜，文化在政治面前完全无力。
一百多年后，来自中国的“女子十二乐坊”有一段时间在日本很受欢迎，首张专辑Beautiful Energy卖了将近两百万张。以流行音乐形式演奏中国音乐的美丽女子们，主要是拉二胡，弹琵琶，弹古筝，打扬琴，吹笛子。虽然资料上有弹中阮的臧晓鹏，她作为“女子十二乐坊”成员活动的时间似乎不长，很快就回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去，继续走古典演奏家之路了。中阮属于阮咸类，起码形象上跟月琴有所相似。可惜，日本人重新发现圆月形乐器的机会错过了。
所以，看着《海角七号》，日本学子们觉得茂伯弹的那个乐器真有点特别。他们到了台湾，有机会看到月琴吗？到了长崎，其实坂本龙马的妻子楢崎龙寄宿并学了月琴的小曾根家至今仍有子孙。在当地，“明清乐”被指定为“无形文化财（文物）”，由“长崎明清乐保存会”同仁给年轻一代传授下去。
学外语能吃饭
上了大学开始学中文，我学得格外努力，除了“跟它谈恋爱”以外，另有一个因素，就是：学外语能吃饭。
“学外语能吃饭”，这一句话是我十八岁上代代木补习班的时候，教现代文的堀木老师说的。啊，原来如此。我听后马上存于脑中的记忆库里去了。上了大学开始学中文，我学得格外努力，除了“跟它谈恋爱”以外，另有一个因素，就是：学外语能吃饭。
现在回想，堀木老师说的一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不过，我最初靠它吃饭的其实是母语日文，然后是英文，最后才是中文。
我从中国留学回来以后，加入日本大学生的“就职活动”行列，顺利考入了《朝日新闻》，该是中文成绩突出的缘故。然而，开始工作以后，完全没有机会用中文。不仅如此，还有上司特地在大家面前跟我说清楚：绝不让你做中国特派员。是百分之百的职场霸凌。
我决定提交辞呈去加拿大读书；这回得自己挣钱生活了。上完了三个月的多伦多大学英语补习班以后，看当地报纸的分类广告，得知日文报纸《日加时报》在招记者，于是报名，接着被雇用。当时，多伦多有三份日文周报，《日加时报》是其中历史最短的一份，老板夫妇是四十岁左右的第一代移民，雇用四五个日本女性。我成了除老板夫妇以外唯一的记者，主要任务是去采访日本社区的活动，回到报社写成文章。
我在那里待了五个月，然后上了约克大学政治学研究生院，本来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做学者的材料，结果给弄成半个精神病人了。主要是英文能力不够，看学术书太辛苦，要写论文连打字机都不会用，在图书室当助理，人家说的一句话到底是玩笑还是挖苦都搞不清楚。加上北国的冬天太长、太冷，人际距离很远，去大学的辅导室，值班的心理医生说：你回国就好了。我哪里有脸就那样回国去？不如先退学再想想下一步怎么走。
当时，在日本，昭和天皇去世，年号变成了平成。那是我前半辈子里最冷漠的冬天。然后，我再找另一家日本人开的媒体公司“Japan Communications Inc.”去上班，做英日翻译、主持日语广播节目等。开始做翻译工作后，我很快就发觉自己的日文能力明显比别人强。说起来也许理所当然，毕竟我是从大学时起就为商业媒体写文章赚稿费的，也出过一本书，还当过专业记者。原来在国外，我的日文能力可以换来金钱。
那是全世界大变动的一九八九年：在德国，柏林围墙倒下来，接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一个都倒了。换句话说，天天发生着大事件。我想回到新闻界去，于是开始上当地大专赖尔森理工学院的夜间部，成功地读完了一学期的课程以后，正式申请入该校全日制新闻系。那时，我已经二十九岁了，比同学们大了十余岁，还好班上还有三个同学比我年纪大，其中最大的是六十岁的退休护士。
在新闻学院，跟我最要好的朋友是当地出身的华人女生汪瑛。她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新加坡人。汪瑛是跳级上的大学，比其他人还年轻，而且由于脊髓肌肉麻痹，从小坐电动轮椅走动。我跟小十几岁的汪瑛学到的事情很多。当时的我对自己的英语能力还没有信心，不知道怎么措词时，请求汪瑛的意见。例如，刚在学校食堂买了一杯热茶，却被一个男同学撞到，茶杯掉了。我该怎样责备他才对呢？汪瑛告诉我：I believe you owe me a cup of tea（我相信你欠我一杯茶）。厉害不厉害？她毕业后做了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电台节目监制，跟青梅竹马的男同学结婚，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几年后，我住在香港的日子里，替日本电视台去纽约唐人街访问中国偷渡客，发现那些“人蛇”遇到的困难、荒谬事件特别多，例如家乡的亲人被绑架勒索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在当地协助我们的华裔记者告诉我：就是人穷多见鬼。
那一句中文俗语说得太对了，偏偏日文里没有意义相同的成语。没有成语并不等于没有事实。说实在，我在加拿大刚开始的几年里，遇到的倒楣事件也非常多。虽然我在经济上从来没有真正窘迫过，但是，单单一个外国女子在人生地不熟的异邦，又不大会说当地语言，就很容易陷入“人穷多见鬼”的田地了。果然那两三年，我的心情一直不佳，好比头上始终罩着黑云。然后，有一天上新闻学院的课，我忽而发觉：刚刚老师说的一句话，我从头到尾每一个词儿都听懂了。那时，我抵达加拿大已过了两年九个月。
我去中国留学两年，跟中国人的沟通基本上没有问题了。相比之下，学好英文的过程，既漫长又曲折。若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学英文算起的话，中学六年、大学四年，再加上到了加拿大以后的两年九个月，经过总计十二年九个月的苦学后，终于敢说学会了。
对自己的英文能力有了信心，我开始做媒体工作了。例如，替加拿大航空公司编机舱杂志的日文版；替多伦多日本商工会编会报等。旅居加拿大的日本人不多，移民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则不大会说日文了，更何况读写。在那么个情况下，我的日文能力算是珍宝。差不多同一时间里，我也开始用英文写散文发表在当地报纸、杂志上；在多元文化社会加拿大，谈移民经验，涉及到跨文化观察等话题的文章，始终有需求。不久，香港杂志上的中文专栏都启动了。就那样，我专做媒体工作就能凑到足够的钱生活，不用上新闻学院了。
然后，我离开多伦多，搬去香港了。在香港，旅居日本人可不少，我的日文能力大概不会有“物以稀为贵”的优势吧。所以，打开周六《南华早报》的分类广告栏目，我找英文媒体、公关公司的征人启事，寄出了好几封履历表。出乎预料之外，最早有反应的是中文《亚洲周刊》。总编辑说看我的专栏早已知道我快要搬来香港，并一口答应支付跟我在加拿大时一样水平的薪水：一个月三万五千块港币。说实话，我真有点吃惊了，因为之前听朋友们说：在英国殖民地，英文工作待遇好，中文工作收入低。也没有错。《朝日新闻》香港特派员告诉我：他们付给当地助理的薪水是每月一万，乃不够独立生活的。反之，每月有了三万五千，就能租个小公寓过中产阶级生活了。恐怕我是外国人的缘故，做中文工作都适用外文待遇。我想起来代代木补习班的堀木老师说的那句话：学外语能吃饭。老人家说得真有道理。
在香港，跳槽是家常便饭。我在《亚洲周刊》待的几个月里，一个一个同事都提交辞呈换工作去了。有时，工作人员跟上司吵起来，一方拿出支票本开张相当于两个星期薪水的单子，就当场炒鱿鱼；那在当年香港不仅合法而且常见。本来当采访主任的郑镜明，去了《星岛日报》以后，约我写“边缘人”专栏，帮我找来了其他报纸、杂志的稿约。香港媒体给不同的作家付不同水平的稿费。给我最高稿费的是《苹果日报》：一个字两块港币。那么，一天写五百字，一个月写三十余篇，就等于上班赚来的薪水了。
回归中国前夕的香港，经济好得不得了，传媒业又挺发达。后来，我替台湾媒体、大陆媒体写稿，酬金都没有超越过当年《苹果日报》的水平。另一方面，我一九九七年回日本以后，几乎专门替台湾报刊写稿、由台湾报社出书，也勉强保持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后来开始去大学教书，是为了确保孩子们长大以后的学费，光光要赚生活费的话，以笔维生并不是不可能。
这么多年来，我能用中文写文章生活，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因素。首先，中国的经济逐渐发达，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其次，网络的普及，使越境通讯变得既方便又廉价。一九九七年我结婚之前的一年里，在东京、香港两地之间，打国际电话花的钱竟达三百万日圆，即当年我年薪的一半以上。现在呢，几乎免费了。
我这辈子遇上的恩师有好几位，告诉我“学外语能吃饭”的堀木老师绝对是其中之一。如今我自己在大学教书，每一学期都不忘告诉年轻学子们：学外语能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