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世界朦朦胧胧地看到了中国，中国也朦朦胧胧地看到了世界。但是，历史终于走向了悲剧性的拐点——两种文明产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而且中华文明一败再败。到这时，悠久的中华文明不得不放下架子，开始认真地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但心态非常复杂。崩溃、沮丧、气恼、仇恨，包裹着更加变态的自大、保守、固执，使中国的集体精神一下子陷入污泥深潭。任何再辉煌的回忆，也只会加深失败的体验，结果，连秦、汉、唐、宋也一起失落，大家都处于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心情之中。
中华文化在当时的生存状态，可以用“僵滞”一词来概括。一切都源于成规，一切都不能改变，即使知道出现了大灾难也不知如何应对。这种文化生态，感受最深的是第一批外交官和留学生。他们处于两种文化冲撞的前沿。
我曾查阅过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一些资料，觉得很能说明问题，不妨在这里说几句。
郭嵩焘一八七五年准备出使的时候，中国上层文化界都在阻止他，理由是，与洋鬼子打交道，就不是正派人。连他的很多高层级朋友都认为，做外交官就是半个汉奸。比之于公元七世纪大唐长安出现过的世界多种文化密集交融的景象，这实在是中华文化的一场滑坡式的倒退。
郭嵩焘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倒退，因此特意写了一本书叫《使西纪程》来介绍西方文明。没想到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翻译名词，引起了中国上层文化界一致而又强烈的反弹。那些名词，是中国原有词组里所没有的，却反映西方文明新成果，例如“赤道”“经度”“纬度”“国旗”“新闻”，等等。郭嵩焘首先用毛笔把它们写出来，就成了对中国语文大逆不道的背叛。著名学者李慈铭认为，用中国字写下这些词语，“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这实在是一种完全失控的愤怒。另一位高官张佩纶，也就是作家张爱玲的祖父，也极为保守，认为郭嵩焘这样的“悖谬之人”，“势必混乱人心”。
郭嵩焘的“悖谬”，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翻译名词外，还表现在生活方式上。他的副手刘锡鸿曾经揭发他十大罪状，其中最严重的是在国外参加一些活动时遵循了西方的一些习惯，例如对没有官位的军士表示尊重、与外国商人握手、用外国银器装着外国糖果待客，等等。中国文化，在这里成了极度敏感的警戒线，那么令人厌烦。唐代玄奘翻译佛经时发明了多少词语？明代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时又发明了多少用汉文写出的数学命题？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晚期反而不可以了？这证明，当时的中国文化已经太弱太弱，弱得连一丁点儿自信都没有了。但是，既然有过了玄奘和徐光启，那就能反过来证明，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表现出来的不良文化生态，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本性。
郭嵩焘在欧洲外交界大受欢迎，他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成了欧洲人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人格媒介。只可惜，当时国内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都已经腐朽，使郭嵩焘立即成为围啄的对象。郭嵩焘终于被撤职了，作为中国文化有可能与西方沟通的代表者，怆然回国。在伦敦的三十几个国家的外交使团怎么也舍不得他。
郭嵩焘回来以后没地方去，只能回家。一八七九年他终于回到了故乡长沙。让人诧异的是，连故乡也彻底排斥他。上自长沙的巡抚，下至所有的官员对他完全不予理会。而且，长沙的街上竟然出现了“大字报”，上面写着，我们拒绝勾结洋奴的汉奸。郭嵩焘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郁郁寡欢，很快去世了。严复给他写了一副挽联，其中一句是“唯公负独醒之累”——大家都睡着的时候，只有他独个儿先醒了。这种“独醒”，必然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累。
在我看来，郭嵩焘事件不是外交事件，而是文化事件。
幸好，就在郭嵩焘去世二十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一切就不一样了。
现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有一种说法，认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割断了。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太不用功，把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当作了唐代或宋代。其实，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文化真的完了。因为十九世纪的中国文化，已在最腐朽的生态牢笼中奄奄一息。变革，乃至裂变，是中国文化要想继续生存的必然选择。中国文化终于作出了这种选择，是它仍然蕴藏着高贵生命力的证明。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因此你们更要懂得历史大道，不要倒退到极端保守主义一边。
我想请大家讨论一下，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文化有哪些事，值得我们记忆？
王牧笛：就像我们这门课程开头时秋雨老师说的那样，甲骨文的破译让大家重新感知了伟大的商代，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让大家重新感知了伟大的唐代，意义很大。还有西方文化，比如油画、话剧、外国音乐等的传入，也很重要。
吕帆：废除科举，开始使用白话文。一些新式学校大量出现，国民受教育程度有很大的提高。还有像胡适、严复这些新学者的涌现，民主与科学的提倡，这些都与北京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有很多留学生出去学习了新知识，回国报效。
余秋雨：好，我们还是投个票吧。大家把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化事件按其重要性写在纸上，然后统计一下，列出一个排名次序来。
(学生投票)
王牧笛：秋雨老师，投票的结果出来了。
排名第一的是创办《新青年》，提倡科学、民主；
排名第二的是推广白话文；
第三是大量兴办新学校；
第四是破读甲骨文，商代浮出水面；
第五是发现敦煌藏经洞；
第六是废除科举；
第七是派遣留学生；
第八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学者的出现；
第九是鲁迅、郭沫若、周作人、冰心、徐志摩等作家的出现；
第十是引进油画、话剧和外国音乐。
余秋雨：感谢你们罗列得那么齐全，可见你们对中国文化的这个重要转型期很关心。不像有些学者，眼睛里只有古文和外文。
让我们对当时的文化学者表示深深的敬意，而不要站在今天的立场去嘲谑他们。应该明白，他们虽然有不少局限，但在整体上比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高尚得多、勇敢得多、深厚得多。他们在国耻的焦躁中没有选择躲避，而是立足文化从事改革。他们几乎没有获得当时政府的支援，反而常常受到政客的迫害。在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局势中，他们很少有机会进行创建，他们享受不到欧洲启蒙主义时期那些思想家的荣耀，几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但他们居然做出了那么多重要的事情。有的事情，是在他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例如甲骨文和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他们也都一一到位，立即从事研究，并获得可观成果。
他们实在太不容易了，这些我们祖父、曾祖父一辈的学者。
在你们所排列的这些成果中，有两点不太起眼，却有特殊意义，我需要说一说。一个就是推广白话文，这是中华文化在自身形式上的一种新生。虽然以前也有白话文，却不是主体语文，而文言文又连带着那么丰厚的历史传统，一旦要被替代会遇到极大的文化阻力和技术问题。但是，无法想象的奇迹发生了，白话文的推广居然取得了成功。从语法的创建、范文的写作、教育的接纳、传播的普及，全靠一些文人一一做成。这么一件大事，做成的时间并不太长，实在让人惊叹。
普及白话文并不是废止文言文。一切传统的文化经典仍然很好地保留着，但中国文化必须建立能够表述现代科技、国际时讯、民间心态的文本，那就不能不推广白话文了。总的说来，这件事做得很漂亮。被你们排列在第九的那些作家，他们最重要的贡献也在于早早地建立了白话文的审美自信，这比他们传达的思想更有效。
另一个不太起眼的文化亮点，是中国现代学者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破读了刚刚发现的甲骨文。这件事我在今年开课之初曾仔细讲过，现在课程临近结束又不能不提到，实在是一种天意。因此，还想再说几句。破读甲骨文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文化奇迹，证明中国文化人不仅有面向现代的勇气，还有面向远古的能力。连孔子、司马迁都没有见过的甲骨文，突然出现在兵荒马乱的现代，这是对一个民族数千年文化贯通性的一大考验。能不能破读，便是这种文化有没有中断的试金石。考验通过了，文化的魂魄和历史的韧性一起回来了，中国人终于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清楚地知道——我们是谁。
因此，我多次说过，中国在二十世纪前期所做成的两件文化大事——推广白话文、破读甲骨文，证明中国文化并没有失去生命，甚至也没有失去高贵。
中国文化毛病很多，到了现代更多。我们惋叹过明、清两代在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下只出了曹雪芹和王阳明这样寥寥几个顶级文化创造者，但到了近代、现代、当代，连出现曹雪芹这样的小说家、王阳明这样的哲学家的希望都没有了。在这样一片令人沮丧的格局中，即使仅仅推广了白话文、破读了甲骨文，沮丧之气也会消释大半。更何况，你们投票选出的项目远不止这两项。
至于中国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我已在凤凰卫视《秋雨时分》栏目中整整讲了一年。每天都有，因此很长，我们就不再重复讨论了。很想把那个栏目整理出来，印一本书，书名已经想好，叫《古洞一年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