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
这门课程的进行方式比较特殊：一、师生之间有很多讨论，每次课后学生都会提出很多文化问题要我快速作答，名曰“闪问”；二、全部课程都由香港凤凰卫视播出。
我们的课程在电视台播出的第一个月，就有很多读者来信要求出书；从第二个月开始，参与课程的一些北大学生已经成了“亚明星”，不少观众能够随口说出他们的名字。一位台湾教授问我：“男学生都那么帅气，女学生都那么漂亮，学问和口才都十分了得，是不是你特意挑选的？”
我说：“没有挑选，这是青春的自然美色。当这种美色与古老话题联在一起的时候，新旧之间互相映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魅力。”
这本书的初版叫《问学余秋雨》，是一个根据录音整理的粗疏版本，但在内地很受欢迎，很短时间内就销售了十二万册。据读者反映，大家最感兴趣的居然是“闪问”部分。台湾顶级出版家高希均教授、王力行女士读了之后竭力主张此书在台湾出版，又建议加入台湾大学学生对我的“闪问”。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把初版书稿交给一部分台湾大学学生传阅，然后请他们提出问题。台大学生提出的问题很快就来了，我一一作答，还在台北的“人文空间”与他们进行了当面交流。
相比之下，北大学生的问题比较锐利、重大、活跃、有趣，台大学生的问题比较含蓄、雅致、诚恳、天真。我把与两所大学学生的问答，放在全书之前。
由于两所大学学生的共同参与，新版的书名就成了《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这书立即在台湾成了畅销书，据报道，也成了马英九先生巡视台北书展时首先购买的书。但现在看来，书名太长了，便改成《北大授课：中华文化四十七讲》。同时，“闪问”部分又作了较多增删。
书中的主体内容，就是我在北大开设的课程。这是一部我心中的中华文化史，明显侧重于早期。理由是，那一时期创建了中华文化的奠基元素，安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相比之下，后来那些漫长的历史走廊，尽管故事多多，则不妨快步走过。这种格局，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已经有过书面表述。
我与两所大学的学生进行了那么深入的心灵交往，感到十分愉快。文化可以滋润生命，生命也可以滋润文化。中华文化的前途，就看有多少年轻而又美好的生命来滋润它。
参与我课程的北大学生早已毕业，都在从事着很有意思的工作。我与其中几位还保持着联系，经常一起吃饭、聊天。正是近几年的交谈，为我们的“闪问”增添了新的内容。
余秋雨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写，
二〇一二年九月六日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