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孝立储
贞观二年（628年）六月庚寅[1]，李治出生于长安东宫的丽正殿。贞观五年（631年），被封为晋王。贞观七年（633年），不到任所而接受并州都督之职。
李治幼而聪慧，端庄安详，宽厚仁慈，和睦兄弟。开始由著作郎萧德言教授《孝经》，唐太宗问道：“你认为这部《孝经》中什么最重要？”李治对答道：“孝道最为重要，幼年侍奉双亲，长大后侍奉君王，最后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君子侍奉君上，到了庙堂之上想着为国尽忠，退居在家的时候想到是劝谏君主的过错，纠正其恶。”唐太宗听闻大喜，说道：“你如果按此行事，完全能够事奉好父兄，做好臣子了。”贞观十年（636年）六月，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晋王李治才九岁，悲哀思念之情感动了左右之人，唐太宗多次加以安慰，从此特别受到宠爱。不久被任命为右武候大将军。[7]
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晚年，由于宠爱第四子魏王李泰，而导致太子李承乾与魏王一方争夺储位。贞观十七年（643年），由于李承乾与汉王李元昌、城阳公主的驸马杜荷、侯君集等人勾结，打算先下手为强起兵逼宫，结果事情败露，李承乾被废黜。唐太宗打算立四子李泰为储君，李泰许以唐太宗将“杀子传弟”，表示将来将皇位传与胞弟晋王李治。李泰又以汉王李元昌事恫吓与李元昌交好的李治，李治将此事告诉李世民，而被废的李承乾也坦承自己谋反是因为李泰对太子位有所图谋。于是李世民下定决心，带着李治驾临两仪殿，在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等重臣面前因为诸子诸弟争位之事而欲拔剑自杀。长孙无忌等出面阻拦，表示晋王李治可立为储君。同年四月七日，唐太宗亲驾承天门，下诏立李治为皇太子。[8]唐太宗每次上朝，常令李治在旁边，让他观看自己决断各种政务，有时候让他参加议事，唐太宗多次称赞他的才能。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将讨伐高句丽，命令李治留守定州。等到唐太宗基本确定了发兵日期之后，李治神色悲哀，整天啼哭，因而请求驿站飞马传递自己生活工作起居的表章，并传递边境情况的报告，唐太宗都同意了。用快马奏事，从此开始。等到唐太宗大军凯旋，李治跟从唐太宗到并州。当时唐太宗生了个大毒疮，李治亲自用口吸毒脓，扶着车辇步行跟从了多日。[7]
即位初期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驾崩于终南山的翠微宫。二十七日，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少师、黎阳县公于志宁为侍中，太子少詹事、兼尚书左丞张行成为兼侍中、检校刑部尚书，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代理户部尚书高季辅为兼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太子左庶子、高阳县男许敬宗兼礼部尚书。二十八日，李治回京。[9]六月一日，高宗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二岁。六月十日，诏令其舅父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英国公李勣为开府仪同三司。以二人为辅政大臣。七月三日，有关的部门请求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以避讳唐高宗的名讳。唐高宗因为贞观时先帝“世民”二字没有避讳，所以没有同意。有关衙门上奏道：“先帝两个名字，在礼制上不偏向某一避讳。皇上既是单名，臣下不应指斥。”唐高宗听从。八月，河东发生地震，唐高宗下诏派遣使者前去慰问，免当地赋税三年。同月，以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八月十八日，将唐太宗安葬在昭陵。[10]九月十二日，加授鄜州刺史、荆王李元景为司徒，前安州都督、吴王李恪为司空兼梁州刺史。二十四日，赠梁国公房玄龄为太尉；赠申国公高士廉为司徒，赠蒋国公屈突通为左仆射，都可在太宗庙庭配祭。[11]
唐高宗
永徽元年（650年）正月六日，高宗立嫡妻王氏为皇后。七日，封长子陈王李忠为雍州牧。九月，高侃击擒突厥车鼻可汗，高宗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
永徽二年（651年）正月，西突厥贺鲁自立为沙钵略可汗。七月，沙钵略可汗攻入庭州，高宗派遣梁建方率军征讨。永徽四年（653年），房遗爱、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薛万彻、柴令武等人谋反，密谋拥立荆州王李元景为帝，事情败露。二月三日，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都被处死；李元景、巴陵、高阳公主都被赐以自杀。左骁卫大将军、安国公执失思力发配到辒州充军；侍中兼太子詹事、平昌县公宇文节发配到桂州充军。吴王李恪、江夏王道宗、蜀王李愔等因得罪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或死或贬。[12]经过此事，高宗皇位的重大威胁势力被铲除。
乾纲独断
早在李治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与大他四岁的太宗才人武氏私通；唐太宗驾崩后，武氏依唐后宫之例，入感业寺削发为尼。永徽元年（650年）五月，唐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日入感业寺进香之时，又与武氏相遇，两人相认并互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
永徽二年（651年）五月，唐高宗的孝服已满，武氏便再度入宫。同年，百济侵犯新罗边境，兼并新罗大片领土，新罗派使者金法敏恳请唐高宗“诏百济令归所侵之城”。高宗于是诏令百济国王曰：“朕万国之主，岂可不恤危籓（新罗）！王（百济国王）所兼新罗之城，并宜还其本国。”然后“解患释纷，韬戈偃革，百姓获息肩之愿，无战争之劳。”若不从命，便支持新罗同百济决战，“亦令约束高丽，不许远相救恤。高丽若不承命，即令契丹诸蕃渡辽泽入抄掠。王可深思朕言，自求多福。”[5]
永徽三年（652年）五月，武则天被拜为二品昭仪。她再次入宫，深知王皇后的心意，遂对王皇后卑躬屈膝，百依百顺。王皇后不断在高宗面前称赞她，更加深了高宗对她的宠爱，为她提供了步步登高的阶梯。而同时王皇后、萧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后，高宗决心要废王立武，改换皇后。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事先征求有关大臣的意见。
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褚遂良参与过太宗很多军政大事的决策，被太宗视为“忠烈”之臣。太宗临终时，特意向他们两人托付后事，并明确表示：“我仁孝的儿子儿媳，如今就托付给两位爱卿了。[13]太子自幼仁孝，这都是你们了解的，一定要好好辅佐他！”同时又对高宗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你即位之后可以不用愁了。”[14]显然，废立皇后是非听取这二位顾命大臣的意见不可的。高宗先礼后兵，自己亲自前往长孙无忌住宅表明态度，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等人也曾劝说长孙无忌顺水推舟，都无济于事。接着，高宗又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人入内殿，征求他们对改立皇后的意见。李勣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借口有病，根本没有入内。于志宁胆小怕事，不明确表态；褚遂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