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被难以自拔的负罪感包围，后悔在讨论某本书的时候没讲该讲的，为什么没有说这件事情或者那件事情呢？讨论一本书的时候，我曾有过最好的时机可以说某件事，但一直没说。最终，我意识到读书会带来的最大礼物，是让我有时间和机会问母亲一些问题，而不是告诉她一些事情。
当然，读书会让我们读了很多的好书，让我们细细品味、思考、享受，让母亲在通往死亡之路的过程中得到慰藉，让我度过没有母亲陪伴的日子。
自从母亲去世以后，很多人都提到他们和母亲一起讨论过的书。许多人的人生曾经触动过母亲或者被母亲触动，比如布莱恩神父，他在曼哈顿管理德拉莎莉学院，这是母亲最喜欢的学校之一；还有我的“兄弟姐妹”：莱·康、约翰、莫莫、黛丝、维尼，这些人过去都是难民，他们都会跟我提过去与母亲聊书的对话内容，以及母亲坚持让他们阅读的重要书籍。
也有很多人跟我分享他们曾经跟濒临死亡的所爱之人，像是父亲、兄妹、孩子或伴侣一起阅读或讨论书籍的经验。
母亲的纪念仪式在她固定上的教堂——麦迪逊大街的长老会教堂举行，在一个下着大雪的二月。父亲请他经纪公司的艺术家埃玛·柯克比演唱了莫扎特的《天主赞歌》。我们三个兄弟姐妹都致了辞，尼科作为下一代人的代表也致了辞。舅舅回忆童年往事，说大姐要他好好读几本书，这样才能和大人有得聊，和女孩子也是。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前任主席就母亲为难民所做的贡献致辞。哈佛招生院长讲述了与母亲在一起的工作，包括在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办公室期间。还有一位朋友在致辞中将母亲称作榜样、朋友、导师。金斯博鲁学院的校长是极少数母亲愿意与之一起购物的朋友，她讲述了她们在一起旅行的时光，以及她从母亲那里学到的关于生与死的感悟。
华德·凯瑟是母亲的毕生挚友，以前每天早晨都会给母亲打电话。他讲了与母亲到罗马大学的旅行，说母亲对每一个人包括年轻男人微笑而引起的误会。当时，他警告母亲说：“玛丽·安，你必须停止对陌生人微笑！”在她的纪念仪式上，他说：“谁能预见到，她正是如此度过了余生——对陌生人微笑。”
我经常会想起母亲教给我的东西：每天早晨都要整理床铺，不管是否喜欢；收到礼物立刻写感谢的卡片；即使在一个地方只度过一个晚上也要打开行李；没有提前十分钟赴约，就等于迟到了；愉快地倾听，哪怕你不愿意；每天告诉你的伴侣（孩子、孙子、父母）你爱他们；在书桌上使用衬架；手头上准备很多礼物，这样永远有东西可以送给别人；偶尔庆祝；对人要友善。
母亲去世至今将近两年了，我偶尔还是会有给她打电话的冲动，特别是在我看书或知道她一定会喜欢这本书的时候。尽管她已经不在了，但我还是能够告诉她这些。正如我告诉她，美国政府承诺捐款三百万美元修建阿富汗图书馆。在本书出版的时候，喀布尔图书馆已经落成。我相信母亲已经知道了这些。
母亲的朋友马丽娜·韦西为她撰写了一则讣告，刊登在伦敦《卫报》上。讣告的开头是这样的：“玛丽·安·施瓦尓贝，享年七十五岁。半个多世纪以来，她是我最为亲密的朋友。我们认识的时候，玛丽·安是学校里的女生代表，也是优秀的学生领袖。玛丽·安是杰出的倾听者和老师，这些特质甚至延续到为人祖母的实践中。”
讣告谈到了母亲的激情以及工作成就。结尾处写道：“如此充沛的精力蕴含在一个纤小安静、面带微笑、衣着优雅的女性身上。她衣装传统、外出午餐，也经常去世界上条件极端恶劣的地方。她曾是巴尔干半岛的选举监督，曾在阿富汗遭遇过枪击。玛丽·安目睹过最艰险的事情，却对美好的事物深信不疑。”
我觉得马丽娜写得再恰当不过了。母亲曾经告诉过我，不要对恶视若无睹，要相信我们可以用行动来改变它。她对于书籍的信念从不曾动摇，她深信书籍是人类兵工厂最为有力的武器，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读，不管是电子的（即使她不看）、印刷的或有声的，都是最好的娱乐，也是参与人类对话的方式。母亲还教导我们，你可以改变世界，书籍是最必要的。书籍让我们明白生命中需要做哪些事情，以及该如何向他人传达。在这两年里，我们一起读过几十本书。在医院里度过的几百小时当中，母亲带领着我，证明了书籍是如何让我们越来越亲近，并保持这种亲密的，即使我们原本就是一对相当亲密的母子，即使我们中的一人已经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