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
寺院是汉语对佛教的宗教场所的通称——也可以说是雅称，因为在口语中，它也往往被称为“寺庙”。
如果考虑到历史上，寺院在文献中的别称可就繁多了。梵刹、伽蓝、道场、佛刹、净刹、精舍、兰若、丛林，都还是比较常见的，甚至还有人用檀林、绀园、旃檀林、净住舍、法同舍、出世间舍、金刚净刹、寂灭道场、远离恶处、亲近善处、清净无极园等描述性称呼。
称呼虽然有这么多，但最基本的还是一个“寺”。这里有必要先说一下这个名称的起源。
“寺”起先是中国古代对于政府部门办公场所的称呼，类似于后来所谓“衙门”“机关”“办公室”之类。两汉之交，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因之有不少西域的僧人传法东来。外国人来了，当然归负责外交事务的部门鸿胪寺安排接待，于是乎，僧人安置的地方也就被称为“寺”。久而久之，佛教大盛，政府部门的办公场所不再称寺，它倒成了僧人居住、经像安置场所的专称了。
至于“院”，它本来是四周建有围墙的意思，将它用作佛教建筑的称呼，始于唐代在长安慈恩寺为玄奘所建的翻经院。到了宋代，这一名称大为普及，官立的大寺有不少被称为院。
一般来说，“寺”和“院”是有所区别的。“寺”是总称、通称，而“院”则往往指“寺中别舍”，即寺的组成部分。一个寺可能包含若干院。当然，也有一些独立的佛寺被称为“院”，但终究不如“寺”那样普遍，而且其规模往往比寺小一些。
中国最早的寺院，是东汉明帝时创建于洛阳的白马寺。从那之后，在当时一些重要城市如建业（今南京）、广陵（今扬州）、彭城（今徐州）等地陆续兴起了一些寺院。但直到西晋时为止，寺院的数量都相当有限。
发展的契机出现在西晋末年。那一次的社会大动荡史称——永嘉之乱，堪称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转折。晋王室带着大量衣冠士族流亡到江左，凭借着南方这半壁江山建立起东晋。当时中原百姓也大量南迁，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北方人民大南迁的浪潮。而北方，则出现了纷纷扰扰的五胡十六国的局面。
真是说不清到底因为什么，就在那样一个干戈四起的岁月，突然间，佛教就像汽油碰着火星，呼的一下就全面铺开了。
可惜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对寺院的统计数据。事实上当时也不可能存在类似的统计。唐代僧人法琳在其所撰《辩证论》中，提供了一套从东晋以后各朝代的寺院僧尼数据，可以让我们大体观察到一个发展趋势。其中，寺院数据如下：
南方：东晋1768；宋1913；齐2015；梁2846；陈1232；后梁108。
北方：北魏30900；北齐43；北周93。
隋朝：隋文帝时3792；炀帝时3985。
这些数据的来源不得而知，其可靠性当然有待考证。不过，发展的趋势应该说倒也差不离。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数据的性质并不一致。其中，北齐、北周的两个数据都源于皇家立寺。估计后梁的数据也如此。
到了唐朝，唐后期会昌灭佛（845）前曾对天下寺院有一次“检括”（即统计），当时天下的寺有4600所，另外还有兰若40000所。这个数据是运用政府的行政力量得出的，应该讲可靠程度相当高。这些寺院在“会昌法难”中受到很大破坏，但之后不久又得以恢复。就寺院的总体数量及地理分布格局而言，这以后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有变化的只是寺院的内涵。
这里面牵涉到对寺院的分类。上述唐代寺院数据中已经透露出了一点信息：当时既有“寺”，又有“兰若”。这是唐代以前对寺院最重要的区分。当时虽然按照寺院的创建由来以及经费来源而有“官寺”与“私寺”之别，但说到底，寺院的差别只是规模。大的、正规的是“寺”，小的、简陋的为“兰若”。
显然，上述《辩证论》中北魏寺院数量30900，它是包含一部分“兰若”在内的。当时有人在上奏中称：
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立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
这种局面，显然不是那一时、某一地所特有的，应该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遍的状况。
唐代禅宗的兴起为寺院的内涵分化注入了活力。禅宗称寺院为丛林、禅林、禅阁等。会昌灭佛后，诸宗衰微，唯禅为盛，很多寺院出现了专修禅宗的局面。于是，渐渐地也就出现了禅寺和教寺的区分。五代时，吴越王钱镠（907—932在位）将江南的教寺改为禅寺。到了宋代，且有“五山十刹”之制。
五山十刹又作五岳十刹、五岳十山，为禅林官寺制度中最高与次高的寺院，享有免税等特权，由史弥远奏请而创设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五山即：（1）兴圣万寿禅寺（杭州径山），（2）景福灵隐寺（杭州灵隐山），（3）净慈寺（杭州南屏山），（4）景德寺（宁波天童山），（5）广利寺（宁波阿育王山）。十刹指：（1）中天竺山天宁万寿永祚寺（杭州），（2）道场山护圣万寿寺（湖州），（3）蒋山太平兴国寺（南京），（4）万寿山报恩光孝寺（苏州），（5）雪窦山资圣寺（宁波奉化），（6）江心山龙翔寺（温州），（7）雪峰山崇圣寺（福州），（8）云黄山宝林寺（浙江金华），（9）虎丘山云岩寺（苏州），（10）天台山国清忠寺（浙江天台）。后来，天台教院亦设教院的五山十刹。这些寺院都分布在东南一带。
元、明时期，将寺院统一区分为禅寺、讲寺、教寺三类，法派与寺院之间形成固定的对应关系，世袭罔替。其中禅寺之“禅”，指禅门各宗；“讲”则指天台、华严诸宗对佛教教理的讲说；而“教”则专门指诵念真言密咒、演行显密法事仪式。这种状况一直通行至近代。
不过，近世以来，由于佛教整体力量的衰微，各宗派也渐渐地有名无实。其分类标准更重要的是“丛林”（或称“十方”）与“子孙”。前者是传贤，后者则只传法子法孙。前者属佛教共同体所有，可以开堂传戒，接待外来僧众；而后者则是某些特定僧众的私产，不接待云游僧众，甚至可以以某种代价实施转让。
当然，以上都是就佛教文化而进行的分类，如果考虑到依止的僧众，则显然，寺院还可以分为僧寺和尼庵两类。唐宋以后，某些大寺院为了照顾异地的事务，往往还有别院、下院的设置。无疑，那些佛教建筑在建制上并不具备独立作为寺院的资格。
从理论上说，中国早期的佛寺建筑，沿袭了它在印度的布局形式。即，多在中央设一个方形的佛殿，殿外建僧房围绕，殿内则在正面安置佛龛。到后来才逐渐呈现出民族特点，形成新的面貌。但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大抵都是晚近的实物，最早的不过唐代。而且，由于中国自然环境的限制，建材多以木料为主。这一点，与中国传统建筑的总体特点是一致的。
尤其能够体现佛寺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血肉联系的是，中国古代有很多寺院是由某些高官大户“舍宅为寺”而来。因而寺院与传统民居建筑的布局原则并无明显区别。
传统民居建筑的布局包括廊院式、纵轴式、自由式，因而寺院的布局大体也不出这几种形式。
廊院式应该是出现最早的一种布局形式，它的结构最为紧凑。它的特点是在每一座佛殿或佛塔的周围建筑环绕的廊屋，形成一个个独立的院落——如果某个寺院足够大，当然可以拥有若干个院落；而每个院落则根据所崇祀的主神或主要建筑物标以不同的名目，如观音院、弥勒院、塔院等。这当然是最符合中国传统建筑思路的一种布局形式。
自由式显而易见堪称另一极端，它的特点是一切见机行事，不拘泥于任何固定的法则。这种形式往往多见于地形变化较丰富的地区。但是这种布局绝不是乱来，它往往在不对称中求均衡，于变化中求统一。因而总体上看，各部分仍很协调，别有一番情趣。
纵轴式则介于上述两种之间。它是将主要的殿堂布置在一条纵轴线上，一般顺序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等，每个殿堂的前方或左右各配置一些配殿，由此形成四合院或三合院的布局。佛塔的位置则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或在院落之前，或在之后，或在附近。这种布局最大的特点是排列很规整对称，很方便香客有层次地欣赏。
佛寺的主要建筑一般有“伽蓝七堂”之制，这是寺院平面布局的典型。它渊源于印度，但传入中国后有诸多变化。一般指山门、佛殿、法堂、僧堂、厨房和浴室、厕所。虽然这七堂并非佛教某一宗一派所独有，但主要是在禅宗的大力提倡下才得以推广普及的，当然也因宗教礼仪和教义的不同而有种种细微的差异。
考虑到佛寺建筑和法物设施千差万别，以下分山门、各殿、佛像三个部分分别加以叙述。
山门
山门也就是整个佛寺的正大门。因寺院大多居山林之中，即使建于平地、市井，亦有远离尘嚣、托诸山林之志，故亦称山门。
山门显而易见是佛殿组织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一般有三个门，故亦称“三门”。
三门并立，各有含义。居中的为“空门”（空解脱门），左侧为“无相门”（无相解脱门），右侧为“无作门”（无作解脱门），总称“三解脱门”。意思是一入此门，即可得解脱。古人常称某人出家为“遁入空门”，亦取义于此。
一些大的寺院如杭州灵隐寺，山门有两道。其第一道山门称外门，在外门与第二道山门之间安排着形状不一、大小不等的放生池，因为其中多种莲花，又称莲池。
山门通常盖成殿堂式，称“山门殿”或“三门殿”。殿内的塑像一般是两尊金刚力士，属护法神“天龙八部”。金刚力士手执金刚杵，又名“执金刚”。实际上也即俗称的“夜叉”神。还有人称之为“哼哈二将”。
由于职守所关，这“哼哈二将”虽然面貌雄伟，但都怒目作嫉恶如仇状，俗语“怒目金刚”是也。他们头戴宝冠，上半身裸体，两脚张开，所不同的只是左边的金刚怒目张口，手中的金刚杵作击打之势，而右边的金刚则怒目闭口，手中金刚杵平托着。
殿堂
殿堂是寺院中各主体建筑的总称。其中又有区别：殿是供奉佛像、让信士瞻仰礼拜祈祷的地方，而堂则是僧众说法行道和日常生活的处所。
按照中国古代的营造法则，一般喜欢把主体建筑安排在南北中轴线上，东西两侧布置附属设施。寺院的主体建筑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因而这些正殿一般都坐北朝南，占据中线；其东西则设置一些配殿，如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
寺院的生活区分布于两侧。其中，左侧（东侧）往往是僧人自身生活的空间，包括僧寮（僧人宿舍）、香积厨（厨房）、斋堂（食堂）、库房（办公室）、客堂（接待室）等。右侧（西侧）则是旅客的借宿区，称云水堂（上客堂），意为容纳四海来客。
将僧人的生活区与游客的旅宿区分置两侧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各大寺院的情形都有点不一样。不过无论如何，将这两者区分开来是一个原则。而相对更为原则的是对各殿的布置，彼此的位置相当固定，几乎很少变化。
天王殿
天王殿在寺院中如果出现，它总是被布置在中轴线上、紧挨着山门的第一重。殿中一般供奉着弥勒菩萨，或为大肚弥勒，或为天冠弥勒。弥勒菩萨坐北朝南，其背后则供奉着韦驮菩萨（护法神），面向北。
弥勒为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姓弥勒，字阿逸多。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序列中，他是未来佛。但在中国汉地佛寺中，弥勒佛的化身为五代时吴越的布袋和尚，即大肚弥勒。
据《宋高僧传》卷二十一记载，布袋和尚为五代后唐时僧，其姓氏、乡贯、生卒年俱不详。有人说他是四明（今浙江宁波）人。法号契此，人称长汀子布袋师。经常背着个布袋，身材肥胖，大腹便便，言语、行为常出人意表，居无定所寝卧无常。由于其长相喜气，平常又颇能示人吉凶，预测时雨，世传为弥勒菩萨的应化身。死后江浙之间便将他的形象作弥勒佛供奉，在民间很有人气，很快普及到其他地方。
弥勒菩萨后面的韦驮菩萨，又称塞建陀天、私建陀天、建陀天、违驮天，天字之前的都是音译。或称韦将军、韦天将军，这当然是采用了汉语的表达习惯。此神本为婆罗门教中的战神，最初流行于南印度，传到北印度后被大乘佛教吸收为伽蓝的守护神，为南方增长天王手下八将之一，四天王三十二将之首。受佛陀咐嘱镇护东、西、南三洲。在我国，据《道宣律师天人感通传》《法苑珠林》所载，唐初的道宣律师曾感得其像，此后伽蓝中塑韦驮菩萨像便非常普遍。韦驮手持宝杵，面向释迦。
弥勒东西两旁供奉着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为帝释之外将，传说须弥山的半山腰有一由犍陀罗山，山有四头，四天王各居护其中之一，因而称之“护世四天王”。东方持国天王身白色，名提多罗吒，怀抱琵琶，为帝释天的主乐神；南方增长天王身青色，手中持剑，名毗琉璃，能令他人增长善根；西方广目天王，名毗留博叉，能以净眼观察护持人民，手中缠蛇或龙，身红色；北方多闻天王身绿色，名毗沙门，手中托塔或抱伞，或右手持伞、左手持银鼠，能护持人民财富。
天王殿作为第一重殿，有显正去邪之意。四大天王也是用以考察众生善恶，保护佛、法、僧三宝的。韦驮天王手持宝杵，更是为了护持佛法、镇压魔军。四大天王各有从者，俗称四大金刚。
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可以说是佛寺中最重要的一个建筑，即正殿，俗称“大殿”。它位于天王殿以北，占据着整个佛寺的中心位置。大雄是对佛的尊称，指佛有大力，能降伏“烦恼魔”“五阴魔”“死魔”“自在天魔”等“四魔”。《法华经·涌出品》曰：“善哉善哉，大雄世尊。”《法华经·授记品》云：“大雄猛世尊，诸释之法王。”既然如此，佛寺中供奉佛像的正殿也就称大雄宝殿。
宝殿正中供奉的佛像称为“本尊”，又称本师、本佛、主尊。它显而易见是一座佛寺中最重要的供奉对象。各个时代、各个宗派之间主尊有很多变化，常见的是一尊、三尊两种类别。
供一尊佛的，一般当然是供奉佛教的缔造者释迦牟尼佛。常见有三种姿势：
① 成道相，表现的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道时的情景。佛祖结跏趺坐（盘腿打坐），左手横放在左脚上，名为“定印”，表禅定之意；右手直伸下垂，名“触地印”，意为大地可以对释迦牟尼成佛前为众生牺牲自己作出证明。趺坐的方式极有讲究。
② 说法相，表现的是佛祖在法会上为弟子说法时的情景。结跏趺坐，左手横放在左脚上，右手向上屈指呈环形，名为“说法印”。
③ 旃檀佛像，佛祖站立，左手下垂，表示能满足众生愿望，名“与愿印”；右手屈臂上伸，表示能解除众生苦难，名“施无畏印”。
供三尊佛的，安排方式主要有“三身佛”和“三世佛”两种。
三身佛，身为聚集之义，所谓三身即法身、报身、应身。三身佛的中尊为法身佛，简单地说就是佛的真身，名毗卢遮那佛；左尊为报身佛，名卢舍那佛，乃是以法身为因，经后世修行方获得的佛果之身；右尊为应身佛，即释迦牟尼佛，乃是佛为超度世间众生而现身的一种像。三身佛的说法最早源自天台宗。而密宗则最崇敬毗卢那佛，以为是理智不二的法身佛。
三世佛，又分两种：一种是在三个空间世界中同时存在的佛，名“横三世佛”。正中为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胁侍文殊、普贤二菩萨；左尊为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琉璃光佛，胁侍日光、月光二菩萨；右尊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胁侍观音、势至二菩萨。
再一种是“竖三世佛”，反映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居中的是现在佛释迦牟尼佛；左侧为过去佛迦叶佛，即燃灯佛；右侧为未来佛弥勒佛。
三世佛另有两种其他搭配方式，一为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佛；一为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和弥勒佛。不过这两种搭配不甚常见，弥勒的胁侍乃是无着、天亲两菩萨。
另外，主尊也有供奉五尊或者七尊佛的。供五佛的多见于宋、辽古刹，如大同华严寺、泉州开元寺等处，近现代寺院中罕见。五佛代表东西南北中五方，又名五智如来。正中为法身毗卢遮那佛；左手第一尊为南方宝生佛，表佛德；第二尊为东方阿閦佛，表觉性；右手第一尊为西方阿弥陀佛，表智慧；第二尊为北方不空成就佛，表事业。东西南北四位又称金刚界四佛。有些寺院专门建一个毗卢殿或千佛殿安置这五佛。
供主尊供七佛的，则是供过去七佛，即释迦牟尼佛加上他之前的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六佛。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较著名的是辽宁省义县奉国寺大殿。不过在净土宗寺庙里，因为主尊是阿弥陀佛，一般也另建七佛殿供奉上七佛，意在不忘佛祖渊源。
在北朝早期的石窟寺造像中，有一种今天看来已较为奇特的“二佛同堂”的现象，释迦牟尼佛与多宝佛等共坐于多宝塔内。在中国早期的佛教艺术中，由于当时以塔为寺院中心，二佛同塔的雕像也为数甚多。等到后来寺院以殿堂为中心，除了壁画和雕塑中尚可见其遗迹外，这一情景已很难见到了。
除了主尊，大雄宝殿中还有一些群像，其一是胁侍，即左右近侍；二是罗汉，一般是十八罗汉，也有塑二十诸天的，分布于殿内东西两侧；三是主尊背后的观音，或文殊像。其中胁侍的配置有多种，除了上述的，常见的还有老迦叶、少阿难。
法堂
法堂一般位于大殿之后，亦称“讲堂”，是僧人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处，在佛寺中是仅次于大殿的主要建筑。
法堂中设有法座、钟鼓。法座供演说佛法之用，其后挂有象征释迦佛说传道的图像，其前置讲台，台上供小佛坐像以象征听法诸佛，下设香案。钟在左，鼓在右，说法前击钟鸣鼓。有的法堂于东西两方设东西二鼓，东北角的称法鼓，西北角的为茶鼓。
据《禅苑清规》卷十所载：“不立佛殿，唯构法堂者，表佛祖亲受当代为尊也。”可见禅宗寺院最初不立佛殿，仅建法堂。后来建立佛殿，才在佛殿后方另建法堂。也有的寺院以佛殿兼作法堂之用，而不另立法堂。
东配殿
东配殿一般是伽蓝殿，供奉伽蓝神，即守护伽蓝之神，又称护僧伽蓝神或寺神。或谓伽蓝堂为“土地堂”，盖以土地神为伽蓝守护神而祭祀之。
释迦牟尼佛成道后，桥萨罗国给孤独长者用大量金钱购置波斯匿王太子祇陀在舍卫城南的花园，构筑精舍，作为释迦佛在舍卫国居住说法的场所。祇陀太子仅出卖花园地面，而将园中树木奉献给释迦，因以二人名字命名为“祇树给孤独园”。释迦佛在园内居住说法传道25年，伽蓝殿的设置即是纪念此事。
伽蓝殿正中供奉波斯匿王，左方是祇陀太子，右方是给孤独长者。殿内两侧常供有十八位伽蓝神，即寺院守护神。其一名美音、二名梵音、三名天鼓、四名巧妙、五名叹妙、六名广妙、七名雷音、八名师子音、九名妙美、十名梵响、十一名人音、十二名佛奴、十三名叹德、十四名广目、十五名妙眼、十六名彻听、十七名彻视、十八名遍观。这些神原为古代南亚次大陆的小神，后来为佛教所吸收改造。而汉化寺院里又将其中国化了。
《释氏要览》云：“中国僧寺立鬼庙，次立伽蓝神庙。”可见唐宋时期已奉祀伽蓝神。近世汉化寺院常以关帝为伽蓝神。相传其俗始于隋代，天台宗创始者智者大师曾在荆州玉泉山入定，定中曾见关帝率其鬼神眷属现出种种可怖景象，经过智者大师度化，关帝乃向智者求授五戒，成为佛弟子。此后，这位被国人敬重的英雄便成为佛教寺院的护法神。
西配殿
西配殿一般是祖师殿，其先多为禅宗派系为纪念该宗历代祖师而建，所以这种布局以禅宗寺院最为常见。不过其他宗派的寺院后来也大多加以仿效。
以禅寺祖师殿而言，一般正中供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左侧供六祖慧能大师，右侧供百丈怀海禅师。也有的禅寺不供慧能而改为马祖道一。其他宗派寺院则各按其法系而供奉其本宗本派祖师法像或牌位。
除了伽蓝、祖师两种常见的配殿，还有一些其他的配殿如玉佛殿、三圣殿等，它们的位置相当较为灵活。
玉佛殿，专门用以供奉释迦牟尼佛的玉雕像。这种殿往往被安置于偏殿，如上海龙华古寺。也可以将玉佛供奉于楼中，因而该楼就称玉佛楼，如上海玉佛寺便有玉佛楼。
三圣殿，专门用以供奉三圣。其中又分为两种，一种供西方三圣，正中为阿弥陀佛，左侧为观世音菩萨，右侧为大势至菩萨；另一种供东方三圣，正中为东方琉璃世界教主药师佛，左右侧分别为日光普照菩萨、月光普照菩萨。据说药师佛发了十二大愿望，每一愿望都是为了让众生满愿、拔苦和医病的。
此外，有些寺院还设有罗汉堂，有的还设地藏殿、文殊殿、普贤殿、禅堂、念佛堂、藏经阁等。这些建筑的位置就更不固定。
佛像
顾名思义，佛像指佛的画像或雕像。一般情况下，它不仅包含佛，还包含菩萨、罗汉、诸天等。
说来很多人可能不信，佛教作为一个宗教来说其实是一个无神教。“佛”的意思是“觉者”，不是神。释迦牟尼在世时，佛弟子只是将他当作老师，佛祖也曾留下不造像、不崇拜的嘱咐。这个规矩在他灭度后一两百年里还被遵守着。
可是到后来，“佛”的意义越来越神圣化，不仅佛舍利和藏有舍利的佛塔受到礼拜，就连佛成道时的菩提树以及菩提树下坐过的草垫子、佛的遗物如钵和佛衣、象征佛所说法的法轮等，也受到尊崇。
中国佛教在其传入之初，便包含了崇拜佛像的内容，以至于佛教又被称为“像教”。东晋时道安曾在襄阳造丈八金像，此后造像更有所发展。南北朝时，北方各地民间造像蔚然成风，官方也曾组织力量予以支持。隋唐以后，社会上造像风气虽不如南北朝之盛，但造像工程的规模有增无减，留下了大量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的精美的艺术品。
经历这么长的时间，又延伸到这么广的地域，佛教造像呈现出种种变化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据说对释迦牟尼像的造像有种种庄严微妙的形相，所谓三十二种相和八十种好，合称“相好”，分别指释尊的容貌、体态以及头、面、鼻、口、眼、耳、手、足等各处的细微隐秘的形象特征，不过在汉化寺院中不可能有那么多讲究。大而别之，也就是前文讲过的两坐一立三种姿势而已。内容更丰富的倒是佛教中的菩萨、罗汉和诸天。
菩萨
菩萨在佛教中是仅次于佛一级的人物。释迦牟尼成佛前，便是以菩萨为称的。
佛经上记载，菩萨可穿僧衣，也可作在家装束，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穿僧衣的菩萨渐渐减少，而且，菩萨的形象和装束在唐代基本上定型，其中有很多中国化的表现。
菩萨为求道、求大觉之人，较佛更有亲和力。因而在南北朝以后，中国的佛教徒便逐渐兴起了对菩萨的信仰，并通过感应附会，让一些菩萨来中土定居，自立道场。
佛典中经常提及的著名菩萨有弥勒、文殊、普贤、观世音以及大势至、地藏等几位。其中，弥勒在上文已经讲过。文殊与普贤胁侍本师左右，合称“华严三圣”；观世音与大势至胁侍阿弥陀佛，合称“西方三圣”。势至在中国民间未能产生深刻影响，而文殊、普贤、观世音、地藏四个菩萨在中土各有其道场，且待下文专门介绍。
菩萨按其悟解浅深而有不同的菩萨阶位，其结构非常繁琐。菩萨的修行称“菩萨行”，大乘菩萨所受持的戒律称“菩萨戒”。
罗汉
罗汉的全称是“阿罗汉”，为如来十号之一，指佛教徒所能修得的最高果位。小乘佛教认为佛教徒的修行分为四个阶段：预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受了阿罗汉果，也就杀尽烦恼、受人天供养、永入涅槃不再受生死果报。
在中国，佛和菩萨到唐代便已基本定型，而罗汉的传说一直到唐玄奘译出《住法记》之后才普及开来。寺院中专设堂宇对罗汉进行安置，更是到北宋才有的事。因此，罗汉的服饰都是仿汉地僧人而来，其形貌也往往以本土和尚作为模版，有些甚至纯粹是雕塑工人的想象。
起先罗汉只有四位。佛涅槃时指派大迦叶、君屠钵叹、宾头卢、罗云四位比丘不入涅槃，永住世间护持教法，他们也就是最早住世的阿罗汉，或称四大比丘、四大弟子、四大声闻。
四大罗汉的说法至迟在西晋时便传入了中国，但唐玄奘所译的《住法记》中，罗汉的数量增加到了十六位。五代时，画家张玄、贯休将罗汉像画成十八尊，北宋苏东坡分别为其题赞十八首，从此十八罗汉的说法大著于世。元代以后，各寺院的大殿中多供有十八罗汉，佛教艺术中的罗汉像及雕塑也以十八罗汉为主。十六罗汉的说法反而逐渐寂焉无闻。
大略与十六罗汉的说法同时，中国佛教界又出现了五百罗汉的说法。五百罗汉的说法在佛经中出现倒是很早，但在中国受到尊崇，也是五代以降的事。最早创建五百罗汉堂的是杭州净慈寺，乃显德元年（954）道潜禅师将雷峰塔下的十六罗汉迁往净慈寺之后所建。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石刻》则将五百罗汉的名号一一列全。这是中国本土的创造。现在北京碧云寺、上海龙华寺、苏州西园寺、武汉归元寺、成都宝光寺、昆明筇竹寺、西山华亭寺等处均有五百罗汉堂。
诸天
诸天是佛教中诸位尊天的简称。他们各自管领一方，相当于人间的帝王。
各尊天早在南亚次大陆的古老神话传说中大多已经存在，被佛教吸收改造后，便成为佛法的护持者。当然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诸天又被汉化，无论其衣着还是面目。
汉化寺院里诸天一般是二十位，称“二十天”。分别为大梵天、帝释天、多闻天王、持国天王、增长天王、广目天王、密迹金刚、大自在天、散脂大将、辩才天、大功德天、韦驮天、地天、菩提树神、鬼子母神、摩利支天、日天、月天、水天、阎摩罗王。他们一般位于大雄宝殿内两侧，姿态前倾，以示对佛的尊重。如杭州灵隐寺、大同上华严寺中所列。当然，诸天的姿态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存在着显著差异。
但大体一致的是，诸天之间有着一定的排列顺序以显示等级差别。一般有两种顺序，其一是按照“佛会”时礼佛的次序，分立大殿两侧，单数列左、双数列右。另一种则按照“金光明道场”的队列，功德天列于左边、辩才天列于右边，以下者则分列于两侧。
除了上述二十诸天，汉化佛教中还有一些小天神和特异天神，如八部众（即天龙八部）和明王等。八部众中又以夜叉、乾闼婆、紧那罗、阿修罗最为显著。明王则属于密宗系统，据说乃是佛和菩萨在教化众生时遇有不听管教者而变成的各种天神武将的化身，或作慈悲像，或作怒容像，以此降服世人。汉化寺院里少见，水陆法会中还可见到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