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游戏”而存在的文学
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想像的世界里游弋，文学类似于一场“游戏”。早在康德那里，“游戏”这一概念就被作为审美判断力中的重要一环进入到艺术美的领域。“游戏”是自足的，遵循着一整套非现实的规则；“游戏”具备真正的畅快的自由，诱惑着人进入。“游戏”依傍的是想像力，不受知识理性与道德理性的规律拘禁。席勒继卢梭之后看到科学技术、现代文明对人的本性的压抑和摧残，痛感人的“完整性”正在分裂为“断片”，只有在艺术的游戏中，即人进入了审美状态，他才是实现了其自由的真正意义上的人。艺术活动和审美活动一样，“从天性方面使人能够从他自身出发为其所欲为——把自由完全归还给人，使他可以是其所应是。”【8】卡夫卡的创作就是这样一场“游戏”。卡夫卡的日记中描述的多是深陷于写作的诱惑这个漩涡的感觉——不得不写的冲动、两天没写就不停地自责。米兰·昆德拉极力推崇卡夫卡的小说艺术，他认为卡夫卡真正创造了“一个游戏与假设的领地”【9】。
在“游戏”中，没有审美主体与客体，参与游戏的人必须遵循游戏自身的逻辑。文学创作也一样。创作越接近游戏的本质，游戏的自足性就越排斥创作者的介入。对艺术家来说，辛苦寻得的个性成了一个极其矛盾的东西。首先他必须要保有自己的个性，因为如果他失去了自己，那么他的作品也就无从存在；倘若他过于强烈地保持个性，那么他的作品就会带有强烈的自我色彩，这样的作品就只能表达作家自己，而无法表达存在的渊源。游戏的本性带给卡夫卡的仍然是保有自我与放弃自我之间的争执和痛苦。
但是卡夫卡明白，相对于作品来说，作者始终是从属的和次要的。作品的本源不是作家，相反，作家的本源倒是他创作的作品，因为作品源于艺术的自足性。卡夫卡的文本确实并不仅仅在诉说一己之经验。他曾经惊讶地、满怀喜悦地指出，当他能用“他”来代替“我”时，才真正走进了文学。卡夫卡蓬勃的创造力赋予了人物真正的自由，作品中已没有了作者存在的空间，作家之“我”彻底隐匿了。这也是卡夫卡屡次提及的写作带来的“平静的死亡”。在作品中，事物的本源被敞开，一切都返回到深刻的虚无——“存在”。这个虚无和含糊不清是艺术魅力的真正渊源，因为，艺术的最高境界不是追求某个成果，不以征服和获取为目的，艺术是以“无”为最高旨归的。作家之“我”的持续隐匿，才使得它真正拥有沉默的权威和决断，静待那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无起始亦无终结的东西来临。也许，缪勒的这句话道出了艺术的真谛：“艺术不是主观性的，也不是私人或心理的愉悦，诗人不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才吟唱的，而是为了照亮这个世界。”【10】本雅明亦深明作者的处境，他认为孕育出作品的作家“处于绝对的孤独状态，他根本无法借刻骨铭心的忧伤经历表达自己，他无法借此给自己安慰，也不能给他人以忠告。所谓写作就是把这种处境推向极端。”【11】
于是，越是钟情于写作，越是彻底地坚持写作行为，卡夫卡对写作行为越没有把握（比如，他的长篇都没有结尾；比如，他要焚烧书稿的遗嘱）。究其原因，越是认真执著地写作，就使得作者越趋向临近渊源的虚无。已然将自己从世俗的世界放逐，却又受到这“虚无”的另一世界的阻隔。因为，在这个“虚无”的世界，他已经失去了说“我”的权利，他自己业已失落。作家只能在两个世界的边缘流浪：“再也不能写作了。我已碰到了最后的边界。在它面前，十之八九又将坐很多年，然后十之八九又从头开始另一篇小说，它又将是没有完成的。这种命运纠缠着我。”【12】在临近结尾处停下来，并开始写另外一个故事，这是卡夫卡拯救自身的一个方式。身为作家，他的生命只有在写作中才开始；而又是在写作中，作家遭遇自我的受难与死亡。“每个词，在精灵们手中翻转——手的这种翻转是它们特有的姿势——变成了反过来对着说话者的矛。”【13】卡夫卡的写作本身亦成为最具有存在论意义的行为。
可以说，在文学封闭着的“裂隙”的深处产生了作家，作家依靠灵感和想像参与创作的游戏，想像是作家打开创作这个游戏之门的钥匙。在谈论自己的《变形记》时，卡夫卡说：“梦揭开了现实，而想像隐蔽在现实后面。这是生活的可怕的东西——艺术的震撼人心的东西。”【14】借助于梦和想像，作家从生活的世界进入艺术的世界。想像与技艺不一样。想像能使作家脱离个体的局限沉入虚无之境，以“无我”的姿态迎接虚无的丰富浩渺。技艺指的是创作中的制作和劳动，虽说创作离不开作家的制作和劳动，但技艺并不就是作品。技艺是后天习得的能力，它标榜的是个体一己的东西，从根本上是与虚无相排斥的，也是与“游戏”格格不入的。深谙艺术的游戏之妙，卡夫卡专注于艺术，按照艺术自身的规律来创作，就必然不会接纳和盲从流行的任何东西，他明白，身为作家，他的劳动只是虚无借以显现自身的中介。
在文学的游戏中，读者与作家处于同一位置上。经由阅读想像，封闭的审美空间再度打开，不可说的奥秘再度被说出。但作为被现代技术理性围剿的现代读者，却常常不自觉的、无奈地进入技术分配给他的展现方式，不管人愿不愿意，他的行为到处都由技术构架所决定了。在技术控制一切的社会中，个体的人隐没了。他沉入到群体中，放弃选择人生的责任，放弃承担自我的责任，逃避人生而具有的自由的命运。世界陷入了“盲目和沉睡”【15】，卡夫卡犹如一个在晚间独自漫游受冷挨冻的守夜人。【16】他作品中的“裂隙”，是对读者发出的邀约，希望他们能于某个瞬间脱离人生此在的庸俗烦恼，进入艺术作品的空间。若想找到作品的“裂隙”，进而领悟艺术的真谛，读者就必须同卡夫卡一样，首先发现自我的存在，找到进入卡夫卡艺术世界之门的钥匙。发现不了文学作为游戏的真谛，就会导致读者面对卡夫卡的迷宫欲进无门；对卡夫卡的文学观念在理解上的分歧也最终导致了卡夫卡评论中五花八门甚至彼此抵牾的情况。
要进入卡夫卡的艺术世界，读者首先要做到的是让自己从群体中走出，做一个个体性的人。在现代社会中，本真的“个体性”正濒于消失，消失在他的职务、经济能力、政治派别中。人们只是茫然地皈依群体，却无追寻自我个性的能力。这个“个体性”的人同主客二元世界里的人的“主体性”是有天壤之别的。“个体性”是与其本真的存在相关的，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说，作为本真存在的“个体性”恰恰是一种“无我”。只有放弃了“惟我独尊”的眼光，将自身的存在作为与周围事物共生共存的一员，他才是真正“存在”着的，体现出自己个性的。必须经过“无我”，才能回归“真我”，这是一个无限反复的过程。
在自己的随笔中，卡夫卡说过这样的话：“人类有两大罪，所有其他罪恶均和其有关，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17】联系他的创作，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缺乏耐心”的意思，那就是：人往往不愿意透过罩在事物之上的文化的、惯常的面纱，去寻求其本源，他们习惯于接受事物的表面的影像；“缺乏耐心”还指人不能承受追寻本真存在之苦，没有无限地接受考验的决心。后一种“缺乏耐心”也叫“漫不经心”，他们往往缺乏热情、缺乏对真理的执著、缺乏存在的勇气而随波逐流。因此，卡夫卡说：“也许只有一个主罪：缺乏耐心。”如果缺乏耐心，读者就找不到进入卡夫卡艺术世界的入口。
只有正走在寻找本真存在之路上的人才会明白：真正的文学是那种封闭式的不透明的文学，因为越是封闭性的空间本身才极具张力，越是不透明的东西才包含着真正的明澈。卡夫卡的艺术世界具有召唤读者进入的“裂隙”，真正的读者必须学会承受无实质的虚无的重压，才能获得阅读中真正的自由和畅快。要进入卡夫卡的艺术世界，读者必须具有非凡的想像力和理解力，必须把事物当作未曾把握的东西，即不可理解的东西来理解。虚无的漩涡正把我们从我们自身夺走，从我们的能力和习惯中夺走。离开了“理性”这一虚假的万能的拐杖，我们好似变得软弱，但却更真实。比较起卡夫卡充满焦虑不安的创作经验来，带来圆满喜悦的阅读是一件远为幸福的事。但阅读与创作在面对作为万有的虚无时，却殊途而同归：都必须打开慧眼做一种无限的跳跃，跳入从“虚无”之处涌出来的“存在”的漩涡。作者说的是不可说之“说”，读者的慧眼也必须力透纸背，读那尚未写出来的东西。
文学作品存在着这种既封闭又敞亮的“裂隙”，在审美的游戏空间中开拓出一个“可能性”的维度。说它是封闭着的，这意味着作品只遵循想像原则，而不遵循现实原则；说它是敞亮着的，这意味着作品对参与艺术游戏的作家和读者来说是开放的，依据想像原则，作品的审美空间不是确定的，而是展示出无限可能性的。这也即是说，一味强调真实性而被现实所束缚，那就违背了文学艺术的本性。瓦尔特·延斯深谙卡夫卡创作之味：“卡夫卡感兴趣的是以诗的方式解释他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在这个理解中，只有提问，没有回答，没有什么是固定的，一切都是开放的。即使在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中也包含着无限可能性。”【18】把小说从现实性的维度拓展到不确定的可能性维度，正是卡夫卡留给20世纪文学的最伟大遗产。
作品的“可能性”是指借由作品，作家可以远离有条不紊的事务、远离种种限定的义务、远离一切可把握的实在。作家从现实中将自我放逐，他被迫流浪——在一切他所能把握的实在之物之外流浪。这个“可能性”脱离了现实的桎梏，属于陌生的异域；这个“可能性”躲开了一切与现实效用有关的意义与价值。在作品中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作家通过作品印证的不仅仅是他的生命，不仅仅是他的世界，而是他的本质。作品的“可能性”就是艺术的本质。艺术把我们抛向自己对事物的把握之外，使我们转向虚无的内部。
卡夫卡的艺术世界提供了诸种可能性：他以精神探险的方式拓展了人与世界交往的能力和交往的时空跨度；他以“思”的方式行进在达乎存在的道路上：他静听沉默之音，因为事物正以自己的方式言说着自己；他重拾人类急匆匆前行时遗落的情感和幻想，去修补人性的残破的家园；他让天、地、神、人彼此通达，让人类实现诗意的栖居？？在卡夫卡作品无限的丰富多样性中，渗透了最高哲学问题的典范（Ideal），或者说，作为最高哲学问题的真理内涵（Wahrheitsgehalt）以文学为媒介在作品中表述了出来。于是考夫曼以温和的口气询问：“我们可不可以说至少存在主义者所想做的某些事情，做得最好的是表现在艺术而不是在哲学中呢？”【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