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和胥波合作翻译的第一部书。
我和他都是30岁左右的同龄人，经世之经验不可谓没有，然而，入世毕竟不深。一般来说，缺什么补什么的欲望人皆有之。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习惯，每每遨游于书林之间，专爱搜寻历史传记一类，总希图从他人的历史中悟点什么，以补自身之缺憾。有幸翻译专门记述张学良政治成败的英文著作，不觉感悟良深。
从书中获得的感悟，一般产生于阅读之时，而更深的感悟，往往是合上书本之后。
译完本书的最后一页，掩卷深思，怎样才能恰当地概括这部书呢？
是一部记述一位军事家戎马生涯的记录？
是一幅描绘一位政治家翻拨政治风云的长卷图？
是一首赞美一位民族英雄挽救民族危机功绩的叙事诗？……
这些，都不足以概括书中所包容的全部。但它的的确确是一部记录，是一幅长卷图，是一首叙事诗。
但不只是记述一位军事家戎马生涯的记录，不只是描绘一位政治家翻拨政治风云的长卷图，不只是赞美一位民族英雄挽救民族危机功绩的叙事诗。
它是一部记载人间一切苦难与欢乐，沉思与搏击，情感与灵魂的记录；它是一幅描绘近百年神舟沉与浮，民族荣与辱，国家兴与衰的长卷图；它是一首诉说一代爱国将士成功与失败，光辉与惨淡，感奋与忧愤的叙事诗。
当然，这诗里，这长卷图上，这记录中，到处布满着本书作者对人世精细的观察；对人生深刻的思考；对人性透辟的理解；对人情真切的体验；对人类的爱，对传主的爱。同时也包括作为一位史学家对历史负责所付出的辛劳。
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是美国研究张学良问题的著名学者。她出生于中国的四川，小学、中学时代在日本、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度过。中学毕业后，赴美深造。先后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学士，西东大学硕士及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于旧金山市立大学、新泽西州公立大学执教多年。
她除献身教育外，还酷爱艺术。曾追随岭南派国画大师黄君壁先生研习山水，后改学印象派油画。其作品在美国办过数次画展，所绘作品现于美国东西两岸画廊长期展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杜美金鉴于她对艺术的贡献，特任命她为加利福尼亚州人文基金会州长特派委员。
傅博士天资聪颖，才识过人，学问功底扎实。不辞辛苦，下笔必有据的修史作风更为人所敬佩。
为把本书写成一部信史，经得起历史的推敲、时间的检验，她曾三访台湾，两叩少帅家门，五抵香港，七赴大陆，花了十年之功，费数万美元，行程数十万里，遍访天下活着的历史见证人，采撷世界各地的文档资料。为搞准“西安事变”时，张学良一位部下的职务，专程从美国飞抵沈阳，亲访这位当事人；为一张照片，又专程从美国飞到台湾，冲破重重阻力，冒着极大的风险亲手拍照，以免挂寄丢失误，特由台湾飞到大陆，将照片亲手交给我；为商讨书中细节，又专程来沈，住在普通的小旅馆里与我们两位译者仔细推敲。这种严谨的治史态度，不畏风险、勇于吃苦的学者性格，不惜重金、以求实写真为标的大学问家风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和胥波生在东北，长在东北，孩提时代就听老人讲过老帅与少帅的故事。大学同窗读书时，都以历史学为专业。大概学历史的人都有好探赜索隐，迷恋传奇伟人之癖。张学良少年得志，发迹于奉天，崛起于东北，执政八年，统精兵30万，威震全国；壮年失意，衰于西安，被囚50余春秋，其间苦痛，鲜为人知。这样一位神奇人物，自然成为大学读书时探索、寻求之对象。
张学良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一生功过，也略有所知，大学时代之探索，更进一步。但真正认识到这位神奇人物是近百年风云史上最多采多姿、绝伦逸群的民族英雄，却始于译完本书之时。以前只知其神，只知其奇，不知其伟，不知其惨。通过翻译本书，第一次看清张学良作为一位民族英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完整形象；第一次这么深刻地感觉到为摆脱民族危机而奋争的漫长历程中，一代雄杰的果敢、无私及其个人所付出的代价；第一次如此深刻地认识到山河破碎时各类政治家、军事家选择不同道路、采取不同手段的复杂与差异。从字里行间，又能体味到傅博士理顺复杂历史、辨别真伪史料的艰难，及其秉笔直书的胆识、感慨和忧伤。整个翻译过程，思绪始终随着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波澜而上下起伏，心灵和原著作者一样，经常被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和张学良的惊人之举撞得震颤不已。
我的两位新闻界朋友，一次来家做客，闲聊中提起了本书。可能有职业的人都有轻重不同的职业病，他们用他们习惯的采访口气问我：“你是大陆的第一个读者，你认为本书的特色是什么？”我当时谈了三点，现在把它写成文字，书录于下。
其一，史料翔实珍贵。写史如同建楼，楼之优劣，很大程度在于砖瓦之好坏。史书中的史料犹如楼之砖瓦，砖瓦质量低劣，楼质难优，史料不真，史书难信，史料不珍，史书难贵。写史又不同于建楼，楼之砖瓦，有钱市上可买，有些史料光用钱是买不来的，尤其是有关张学良的史料，有的藏于亲属、部下家中、心中；有的收于常人难以涉入的档案部门；有的在大陆，有的在台湾，有的在异国。仅搜集史料一项，就难住了许多史学家。傅虹霖博士是《李宗仁传》作者唐德刚教授之高徒，对史料的搜集与辨伪极为重视。她曾亲自访问过张学良将军的夫人、女儿、女婿、同事和部下；亲自查阅过台湾历史档案馆、西德历史档案馆，以及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大陆和台湾及其他国家公开出版的有关张学良的回忆文章，专著及其他史料也几乎一览无余。
她所见史料之宏富，即使居住在海峡两岸最勤劳、严谨的史学家也远非能比。
她所掌握的史料，不仅宏富，而且十分珍贵。如张学良囚禁生涯之如何？国内外炎黄子孙引颈而望。本书真实地记述了张学良的幽居岁月。囚禁50余年之悲愤，与世隔绝半个世纪之凄苦，与赵一荻风雨同舟之坚贞，晚年思乡念友之情怀……一直写到1988年1月14日吊祭蒋经国。晚年之张学良，大陆学者，难以知其详、述其细，更显其史料之珍贵，更显其书价值之高。
其二，立论众允自然。张学良是复杂时代造就出来的复杂人物。他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与蒋介石联过盟，与周恩来携过手，与墨索里尼的女儿、女婿交过朋友，围剿过共产党、扣押过蒋介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蜚声遐迩。而且，这位本来复杂的人物后来又由于海峡两岸的长期隔绝与政治对立及其他原因，又被人为地披上了一层浓浓的神秘色彩，成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人物。有人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说他是断送东北的罪人；有人以讹传讹，说他是历代风流小生也只能望其项背的花花公子；有人以意逆志，以升量石，说他是只凭感情办事的草莽之辈；也有人跳出此山中，拨开五里雾，说他是冠绝时辈的国之功臣，功垂竹帛的民族之英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海峡两岸持不同政见、受不同影响的人心目中有各自的张学良形象。
本书作者把张学良放回到他所生活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记述与剖析，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再现社会风云变幻中张学良的生平事迹、个性气质。正因为如此寓实于诚，据事直书，使我们能在本书中窥见张学良的真实足迹及中国历史的主动脉、主旋律。不到而立之年，即成为陆海空大军30万的统帅；皇姑屯爆炸声响后，东北向何处去的主宰；中原大战时鹿死谁手的关键筹码；震惊中外的西安兵谏的编导与主演；台湾孤岛上最冤枉的政治囚徒……一幕幕写得语之有本，言之有据，无虚美之辞，无隐恶之笔，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述事客观冷静，立论公允自然，具体真切地刻画了张学良的完整形象。
其三，文笔质朴凄楚。历史上杰出人物，由于其业绩绝世超伦而令世人瞩目。然而，他们功绩愈惊人，人们也就愈不甘心于只了解其建功立勋的一面，人类固有的好奇心驱使他们去搜寻大人物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的全部生活。本书主要写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作者在写政治生涯的同时，特别注意挖掘影响传主政治观念的其他方面，如张学良的多重性格、坚贞爱情给他的力量、感情对政治的作用、政治上的失意给他心灵带来的创伤等。因作者对史料极熟，用起来若掀髯抵掌，如数家珍，笔锋又常带感情。写政治不板面孔，述过程不平铺直叙，发议论不唐突生硬，叙心理活动不矫揉造作，质朴流畅的文字总与张学良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发出共鸣。读来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凄楚准确的走笔，给人以丰厚含蕴、情溢满纸之感。
张学良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用凄楚的文笔勾画，益加感人。作者笔下的张学良，有时像一匹被驯服的野马听从驭者的摆布（“九一八”事变时）；有时像一头雄狮，咆哮起来摇山动谷（热河抗战时）；有时，感情又像一条潺潺的山溪，情意绵绵（与赵一荻的爱情）；有时，性格又像大海的波涛欲吞噬一切，向全人类袒露出自己博大的胸怀（西安兵谏）。
从感情和性格上来讲，张学良犹如屈原之深沉、霍去病之果敢、岳飞之刚毅、林则徐之坚韧。而且，本书比历史上记载上述四位民族英雄的单传更能催人泪下。读此书，不仅使人从中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同时，也可觅到人生的某些真谛。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同的读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同不同的人走进同一片森林的感觉却不同一样，药师的印象是药材多少、猎人的印象是野兽多寡、地质学家的印象是地质地貌如何。读《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尽管读者的职业、兴趣、观念有所差异，但我想会和我产生同样的感觉：它是一艘用文字构成的轮船，只要能读进去，就会把读者载向博大、幽深、神秘、新奇、似曾相见未熟知的人生沧海。透过字里行间闪烁出的哲理，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作为史学家的阅历之广、学识之深。
选择张学良作为传主并能秉笔直书即可得出胆识过人的结论。张学良是政治风云中的大人物，被囚50年有余，政治上的恩恩怨怨至今未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从古至今，名声一直是人们心目中最值钱的东西，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左右人的名声的史学家也备受青睐，被视为执掌“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之权的人物。像唐太宗那样的明君，以古为镜，以人为镜，重视史家；梦想流芳百世，担心死后遗臭万年的乱臣贼子更是惧怕史官。北齐魏武帝曾对史官魏收说：“我后代名声，在于卿手，最是要事。”唐朝宰相韦安石曾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魏武帝、韦安石之流历代屡见不鲜，因秉笔直书而遭杀身之祸的史家也是举不胜举。古者有之，今者未绝，更能显示出作者胆识非能常人可比。
我不仅为我能成为本书的译者和大陆的第一个读者而感到高兴，更为我能结识她和她的丈夫而感到荣幸。
她的丈夫祖炳民博士是本书的审校者。祖博士在美国身兼数职，公务繁多。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华裔共和党联合会副会长，全美华裔共和党联合会共同主席，美利坚联邦合众国教育委员会委员，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顾问，肯尼迪大学副校长兼亚太研究所所长，还曾担任过三届总统的顾问。如此之多的职衔，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他为了审校本书译稿，特地来华住了10天，每天焚膏继晷，废寝忘食，对译稿做了多项斧正，剔除了诸多纰漏。他不仅国文功底深厚，又精通英文、日文，若不是祖博士审校，其他人是很难做好的。因书中涉及大量日本专有名词，这些名词均根据日文发音写成，日文词典里查不到，英文词典里也没有，非精通英、日、汉三种语言和广博的历史知识才能判定译文准确与否。祖博士与傅博士一样博学多知，而且为人坦荡，相处10天，不仅享受到了他的友谊，而且从他那里获得了大量教益。我在这里愿意表示我和胥波对他的感激、敬佩之情，感谢他的审校。
一提傅博士、祖博士，我自然想到了我们之间的引荐人——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彭定安教授。他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引荐人，我非常感谢彭教授在我们之间架起了一座横跨太平洋的友谊之桥。
译稿付梓之际，我想到下列为本书译稿曾给予热忱帮助的人们：辽宁大学历史系胡玉铮教授翻译了参考书目日文部分，魏黎娜、杨英、郑雪白提供了部分章节的译文初稿；辽宁大学出版社总编室副主任刘东杰特意飞赴西安补拍照片；辽宁大学历史系周毅、邢安臣老师、辽宁省档案馆曲哲、辽宁省政协文史办赵杰、申世英诸君，为本书无私地提供了他们多年珍藏的历史照片。在此，谨致以深深的谢意。
翻译过程中，辽宁大学历史系周毅、邢安臣、胡玉海、靳方前四位尊师，新华社王辅捷、光明日报社乔磊两位好友，车维汉、常江两位大学同窗，曾给予许多答疑与咨询性帮助。
最后要感谢，也是最要感谢的是辽宁大学出版社刘万泉社长。他既是本书责任编辑，也是本书的热心支持者。他开拓性的出版意识，开明的办社方针，使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摆脱了不少后顾之忧，这是非常难得的。假若没有刘社长的支持、鼓励、催促和出版方面的安排，本书问世的时间恐怕不知推迟到何时。
译好此书，不仅需要英、日、汉文方面的功力，而且需要广博的中国史知识和世界史知识。但是，我的功底非常之浅薄，经验更为有限，虽多蒙胥波鼎力相助，原意仍难免无失。因此，译之前，心情惶惶；付梓之际，惶惶依然；出版后，亦定依然惶惶。译文不妥之处，敬希海峡两岸各界读者，不吝赐教，俾使再版时得有补正。
王海晨
1988年3月30日于辽宁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