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通过了解与结合了作曲兼演奏家阿炳的真实的生平背景，再去广泛的多听一听其他的版本，在学习中辨别，在辨别中收获，从而得到自己辨别后的结果和感悟，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要想听懂阿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并不难。确切的说，二泉是阿炳的随心曲，据他自己说，是瞎拉拉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自己创作的曲子里达到随心所欲，不被拘束的境界。故而你把他的和其他的演奏家进行下对比就会发现阿炳的音乐就像是由内而外的咏叹，而其他的人就算对这些作品有别的处理，他们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的思维局限行为束缚。
所以黎老（阿炳的至交，录音时的见证人之一）在晚年拉起二泉时，总会有许多相似而又不同的旋律出来，他却说这些都是阿炳拉过的二泉。再者阿炳自幼深受道教音乐的熏陶与洗礼，他有一个极其严厉而爱子的父亲华清和，此人弹得一手好琵琶。关于阿炳，历来有很多误端，有人说他是幼年丧父，其实他父亲是在他三十岁左右时才去世的。在他误入歧途，双目失明，为了在当时那个黑暗的旧社会靠自己更加高超的本领来挣钱养活自己，他还广泛的吸纳了地方民俗音乐和广东的粤系音乐等等，成为了集大成者的民族演奏家，将民族音乐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人说他是去讨饭，甚至说他是伤风败俗道教中的败类。但是这些说法其实是很片面很自私的。首先阿炳这人很有自尊，别人给他好酒好肉他都不肯接，而选择去靠自己的双手和技艺挣钱吃饭，而且还是那样一个混乱又恶劣的社会。他对于艺术的追求和诚恳绝乎常人，为了弹好一曲他还亲自拄着拐杖，独自一人走到离家很远的地方相续向十几位高手拜师学艺。而且几乎是日复一日。阿炳一生之动荡经历了三个朝代的变更，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我觉得阿炳的生平其实和老舍的《茶馆》差不多，都是世事炎凉，物是人非。阿炳的晚年究竟应该说是幸福的还是可惜的呢？他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教授音乐学院的学生，将自己的琴技展示给大众（事实证明他做到了，所以也要感谢那些为阿炳留下宝贵录音的老一辈的人啊，他们也想要去奉献终生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吧），但却旧病复发，吐血而终，去世的时候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他的那位妻子（董催弟）也回老家去了。值得欣慰的是，在阿炳最后的那段时光里，人民新生活开始而告终。
与其说《二泉》是宝藏世界，倒不如说阿炳本人才是一个宝藏世界，音乐自古一来有许多用途，但最主要的两种，一是表现人类感情，二是宗教信仰和祭祀。在我看来，音乐便是载体，而演奏的乐器，便是其表现的手法。举个例子，举行盛大活动或送葬的时候通常用唢喇而不用复音口琴，主要的原因在于借助唢喇嘹亮的音色可以更好的营造和传递节日的浓烈，热闹的气氛或逝者逝去时的悲壮的氛围，而这是音色清脆且声音短小的口琴无法做到的。（原谅我用这个不太吉利的比方)其实我想说的是:但凡是一件艺术品，乐曲也好，画纸、雕塑、文章……也罢，其实都是删杂就简，故而大多数实际上应是反映某一个时间段或空间段某对象的状态，至少对于一般的叙事性，绘景性的作品都是这样的，当然也有一部分篇幅、规模较大的反映某人一生的或是为赞颂神灵，缅怀古人之类的作品。但说是描绘一生，但想想一个人的一生真的只要用400到1000页的文字或数十分钟的音乐就能完全的叙述出来吗？如果要真的做到，那么也应该不能将它视为艺术了。所以艺术品本身就是不完整，在物质上有一定局限性的物品。它对于人生来说，是一个片段，如果说乐曲说狭义上的世界，那么其构成者，应该被称作是广义上的世界。而我们现在的人很容易把两者搞混，认为是《二泉》造就了阿炳的成名，应该说是阿炳造就了《二泉》的伟大。但正是这些因素，也造成了它的独特意义与价值美感。记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真正的自由与超越，并不是一味的放纵和不染俗世，人从生下来便是这个世界的一员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与其像那些整天端坐在佛堂前的僧人一般忏悔颂经，或是花费一切，走遍四方，只是为了无甚意义和不切实际的寻求神仙的长生不老之处，倒不如脚踏实地的学会做人，那么这些隐逸之人，高尚之士，到头来只是不愿面对、正视现实，而选择逃避的举措罢了。真正的自由与超越，应是临界于生活、道德和法律，并不是无所拘泥与束缚，而是在现实和困境之中不断冲破牢笼，照亮黑夜。即使是一路磕磕撞撞，四处碰壁而血流不止，为了实现理想也无暇顾及自身，就是这样的世人眼中的愚蠢之举才是人生的大道所在。”（当然这些话都是我说的）《爱莲说》中，用借物喻人的手法，将菊花比隐士，将莲花比作虽身处世俗仍不会被其沾污的人。周敦儒自己则是更赞赏和向往后者的做法。所以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索求，更在于奉献。“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的阶级和身世是贵族出身，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改革新政失败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如此。屈原的《离骚》，意在抒发自己受小人谗言，屡遭贬谪的感伤与忧闷。‘这种悲剧色彩也反映到屈原的创作中来，鲁迅先生曾经在充分肯定屈原的作品“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同时指出中意多芬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1’我们确实要学习屈原这种不同流俗，爱国情操，浪漫的精神。但这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充分，严谨与多方面的评判，既不要无理由过分的追捧别人，也不能一味的否定，说别人的不是。这并不仅仅是对于一个学者的要求，在生活中，我们也应有这种理性的品质，这是很重要的。
‘自古以来音乐大致分为了两种形式，一种是“理性音乐”，一种是“感性音乐”。在哲学中，理性（Rationality）是指人类能够运用理智的能力。相对于感性的概念，它通常指人类在审慎思考后，以推理方式，推导出合理的结论。这种思考方式称为理性。音乐一直被视作感性的，以调动听者的情感为目的，但是古典音乐，尤其是以巴赫系列作品为代表的巴洛克时期的古典音乐，凭借着严格的数学规律在音乐史上独树一帜，其严格的数学关系正代表者人类的理性思维，诚然人是感性动物，但理性却成了人类智慧进步的光辉。从很多音乐创作技法和观念上来说，是和数学有紧密联系的。以及各个模仿声部之间的比例的确定。所以，音与音之间的时值比例在那时是一个更本质的音乐理论和创作元素。音乐高潮放在黄金分割点上的技法，巴洛克时期发展成熟的各种复调手法，音乐中的音程也有严格的数学理论，告诉我们学会运用逻辑去思考，谨慎推敲。2’至于“感性音乐”我就不多说了。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后一统天下的学术竟是儒学，又为什么儒学能够被国内外的专家教授一致认为是21世纪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实儒教并不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被视作所谓束缚人类思想的腐朽封建的存在。相反，儒学从春秋到汉代，历经了数百年的文化洗礼，这时的儒学和孔子那时的已经有了一定程度本质上的变化，汉代的儒学包容和吸纳了佛家、禅宗、道家与法家的思想，既要求人修身治性，平天下，又要求养德守法，不逾矩。朝廷还设立五经博士，使儒学从显学成为了官学。到了明清时候，先秦诸子百家各大学派与儒学逐渐演变为经学和理学，中国的哲学思想至此又一次跌入了“低潮”，对于《大学》中的“格物致知”，程朱一派的解释是在物的本身上去研究。而陆象山一派则反对前者的观点，认为此时格一物，彼时格一事，不管碰到何事，都要一个接一个去格他的方式未免太过死板，愚笨。于是他们主张“能明吾心者，即能明万物”换句话说便是在本质上去格物，（注意“本身”和“本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到了王阳明那时，后者的观念格外得到了重视。其实阳明本来是信格物便是在物上去格的，他有位朋友去格一支竹，格了五天，病了。他就对朋友说:你不行，我去格。于是他也找了块板凳，在自己园子里格了七天竹，饭也没吃，结果格了七天，也病了。所以后来他就开始对在物上格的方式引发了质疑，认为物的理在心中，只要把“良知”搞清楚明白，天下事物自然就都明白了3。对我而言，不管是“礼”也好，还是“良知”也罢，它们都是理性的一种体现所在，一个人若没有了理性，除却感性和兽性外，剩下的只是空壳一具罢了。因此理性和感性，对于一个心态健全的人来说是缺一不可的。但我并不主张道家的“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也不反对屈原式的浪漫底克。
至于我们本文中的主人公阿炳，他将自己的乐曲，在理性的基础上，加以感性的升华。这样的作品可谓是少之又少。而这些都是当然与他个人的人生经历与生活环境密不可分。阿炳的人生冰火两重天。前半生是道童才子，有音乐天赋与较富裕的生活条件。后半生是流落街头，孤苦伶仃，靠卖艺为生。他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像阿炳一样的人还有很多，这便是“乱世出英雄”吧!然而他们没有阿炳有幸，大多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抹灭断绝，被世人所遗忘。或许丹纳的《艺术哲学》中将艺术流派划分到空间上的思想确实有些道理。然而阿炳之所以能成为阿炳，除了先天的资质外，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常人不能匹及的勤奋与毅力，换作另一个意志没有阿炳坚定的人，结果便不再是阿炳了。他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但有一定音乐才华的道士，接手他爸的家产，就此平平淡淡的生活一辈子。然而阿炳却因为他的过失而失去了他作为道士的机会，但他身处乱世，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并很快做出改正，甚至以身警诫后人不要像他那样，重蹈覆辙。就是这样一个无锡艺人，瞎子阿炳，他没有拿破仑那样的雄心霸业，没有诸葛亮那样的足智多谋，没有美国英雄的特异能力，甚至连一个身体健全的普通人也不是。他只是他，一把胡琴，一具琵琶，一串响板，“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阿炳已然永远的活在了人们的心中，与他的音乐一起。可以说，阿炳在中国民间音乐上的贡献与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是我们民间音乐中的一座灯塔，在灯塔光芒照耀下遍及到的地方，便是阿炳灵魂寄托的居所。
注释:①参见郭维森《屈原》——大家说古典;②详见胡适演讲录《中国哲学的线索》;③这里引用了网易云音乐网友-273c在他的歌单《巴洛克音乐与数学》简介中的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