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李敬业对贼事却一句话也没有问，等到处理完其他公务，他才抬头问：“贼安在？”部下答道：“在南岸。”李敬业就带着两名下属前去查看，身边的人没有不为之惊骇的。
那些草寇手执兵器远望，只见官船里就这么一个光杆司令，船中没藏人，也没有武器，不知其中有何猫腻，于是把营门一关，都藏了起来。李敬业直接走进营内，告诉他们说：“朝廷知道你们都是被贪官污吏逼的，并没有其他恶行，现在放你们全部回乡种田。不走的，那可就真是贼了！”
然后他回到衙署，把贼寇的头领喊来问话，责备他们为何不早降，各打了数十板子，然后遣散回家。从此以后境内肃然。
李勣听说这件事后，非常赏识自己孙子的胆略，叹道：“吾不如也，然破我家者必此儿！”通过这样一件事，李勣似乎已预感李敬业的大胆行为将来有可能会拖累整个家族，用整个家族的鲜血祭奠他个人的政治野心。李勣在临终嘱托里，要求李弼管束这个令他放心不下的孙子。
李弼作为李勣指定的执行家法之人，在李氏家族中的地位仅次于李勣。但李弼在李勣死后，不出一个月，也突然离世。李弼死后，李氏家族的地位逐渐衰落。
李弼官至卫尉卿，九卿之一，官阶三品。自从李弼死后，李氏家族中就再也没有在首都供职的三品官员。李敬业虽然袭爵为英国公，但被冷落在眉州刺史任上长达十五年之久。李敬业之弟李敬猷，地位更低，接近于一个普通老百姓。
这些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文士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他们痛恨武则天权力的恶性膨胀，认为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不但国将不国，连他们的身家性命也会被碾成齑粉。他们有过值得骄傲的家世，也有过春风得意的经历，而现在，他们却是落魄失意。一顿饭后，他们达成了三点共识：
一、以匡复庐陵王（即中宗）被废的帝位为口号，向天下号召；
二、建立武装根据地，招兵买马，向武氏政权直接发起挑战；
三、大造舆论，揭露武后的丑恶嘴脸，使她成为国人争相诛讨的对象。
他们选定扬州作为起事的根据地。
李敬业自称是李唐旧臣，骆宾王则是一位流落四方的知识分子。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以后，叛乱的基本阵营便初步形成。但是，这还不足以引发叛乱。叛乱的出现必须是在权力集团的核心部分出现裂变。
造反需要一定的硬性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一是造反发生的最佳时机应该是一个王朝的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皇帝昏聩，民不聊生，老百姓为闯出一条活路都愿意跟着闹革命，这是以民众利益为基础。
二是诸王分权，军阀割据，军阀坐大，拥兵夺天下，这是有军事实力作为基础，当然也要在末世才容易成功。
这时的李唐王朝正处于上升态势，虽然权力高层不断上演换太子的戏码，可帝国的政治大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应对地方叛乱的能力绰绰有余。
更何况，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也不可能出现一哄而起、传檄而定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作为造反者的李敬业手里并没有现成的军队，虽然起兵时，军队很快发展到十万人，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临时招募来的“义兵”。临时组建起来的军队，其战斗力和忠诚度都要大打折扣。
对李敬业来说，唯一可利用的条件，就是权力集团中有一批对武则天专权不满的人。
那些不满武则天专权之人的不满也只是建立在所谓李唐“正统”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可是要让这种意识形态及时转化为造反的力量，这很成问题。
武则天在历次清除异己的行动中，打击面都很有限，定点清除往往只限于一两个家族，并没有出现士族阶层利益大面积受损害的情况。至于百姓，只要有粮食吃，生活安定，那么谁来做皇帝他们一般不在乎。
也就是说，李敬业起兵，并没有得到天下民意的响应，这是很危险的。不过他选择的时机还是相当不错的。武则天刚刚建立权威，遇到的阻力很大，正在忙于安抚内外，绝想不到脚底下会有政治地震。天时、地利都有了，李敬业急需的是“人和”。
这个争取“人和”的机会也给他抓到了：武则天与朝中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裴炎集团有了裂隙。见缝就要插针，李敬业看准了裴炎是个同盟军。
据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和《新唐书o裴炎传》所载，裴炎确实被他拉下了水。
李敬业先把裴炎的外甥、监察御史薛仲璋发展成自己的党羽。有的后世史家认为，没有裴炎的默许，薛仲璋绝对没有胆量参与造反密谋。
此外，唐之奇、杜求仁都与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关系不错。程务挺是手握军权的实力派，连武则天也要高看他一眼。
裴炎、程务挺，一文一武两位大员，成了李敬业的主要拉拢对象。
3
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六月，监察御史薛仲璋在洛阳积极活动，要求出使扬州。在此之前，为了夺取扬州的政权和军权，魏思温写信给他的好朋友监察御史薛仲璋，请他来江都视察。
薛仲璋是裴炎的亲外甥，舅舅是武则天身边的大红人，宰相集团里的头牌，薛仲璋的政治前途应该是光明的。
在薛仲璋到达扬州之前，已经有若干叛乱分子抵达扬州。他们在那儿刺探消息，收买官员，进行种种破坏活动，以便为薛仲璋接管扬州政权奠定基础。而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韦超。
薛仲璋到达以后，韦超便向薛仲璋上告，控告的对象是扬州长史陈敬之，罪名是谋反。薛仲璋立刻将其逮捕，关进了监狱。
而这时，李敬业正在扬州城西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隐伏着。李、薛之间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当李敬业得知薛仲璋已经开始动手，他便迅速赶到扬州。
李敬业是“乘传而至”，所谓乘传，是一种特殊的身份证明，又是一种紧张形势下的通知书。有资格乘传之人必定是朝廷的重要官员，他们必定肩负着重大任务。
乘传之前，必须给传。给传就是批准乘传。在当时，拥有给传权力的人往往是御史。
如此一来，安排李敬业乘传之人，不是别人，而是监察御史薛仲璋。李敬业来到扬州以后，自称他已被授命为扬州司马，是日夜兼程赶过来的，身上还揣着密旨。
过了几天，李敬业又称扬州司马要调任，他已经得到朝廷密旨，高州酋长冯子猷已谋反，需发兵征讨。于是在薛仲璋的同意下，他打开了扬州军火库，取出盔甲、武器，并把一些钱坊里的囚犯和一些工匠武装成临时部队。临了，还不忘杀掉狱中的扬州长史陈敬之。
钱坊即铸造钱币的作坊，是由国家经办的。在隋代，扬州是四大铸钱业中心之一。工匠地位低微，他们被强制劳动，而囚徒不过是受到刑律惩处的工匠。现在他们被释放了出来，成了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这是第一批参加叛军的人。
叛乱就这样从隐秘处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前台，叛乱的大旗就这样在扬州竖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