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氏出身名门望族，京兆大姓，有道是“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韦家属于老牌贵族。老牌贵族的特点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他们的贵，与经济实力无关，与百年老店的牌子有关。
其祖父和父亲挟着祖辈的余威，也只当过典军、参军这一类的小官。
有了前车之鉴，这样的背景让武则天觉得踏实，因为没有威胁。喜事要办，就办成双。为儿子——新太子李哲讨媳妇，为女儿——太平公主找驸马。这两件喜事，高宗和武则天都非常重视，几乎是在同时完成。
太平公主所嫁之人是薛绍，薛绍的父亲是光禄卿从三品官员，薛绍的母亲是太宗皇帝和长孙皇后第十六女城阳公主，两家同样是亲上加亲。
按血缘关系推算，这又是一场近亲结婚。太平公主嫁给了自己的表哥。
在举办喜事之前，还有个插曲。娶皇帝的女儿，就算知根知底的豪门大户也要查户口，家世一定要清白且富贵。结果查来查去就查到了薛绍的嫂子萧氏的头上，萧氏不是贵族。本来这和太平公主的婚事没有多大关系，可武则天还是找到了不和谐之处。
萧氏将来是要和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做妯娌的，不是贵族怎么能行？难道让皇帝的女儿和一个乡巴佬做妯娌，置皇家尊荣于何地？休了，赶紧将其休了。
武则天发话，逼薛绍的哥哥休妻。
既然武则天发话，薛家人就慌了神，赶紧找对策。
他们将家谱搬出来，看看萧氏的祖上都曾经出过哪些历史名人。中国老百家姓里头，哪个姓没出过个把名人？不查不知道，萧氏原来出身于兰陵萧氏，也是名门望族，此事才算不了了之。
太子纳妃，公主出嫁，喜事连连，好事成双。
帝国的天空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阳光灿烂了。太子纳妃的场面就不说了，且说太平公主那场婚礼，可谓奢华壮观之极。
婚礼设在长安附近的万年县馆举行，火烛映天，香花铺地，皇家婚宴除了奢华还是奢华。
大路两边用来照明的火炬，居然把一路的红花绿树都给烤得焦糊了。
装着嫁妆的车子规格超大，而通行的路又不够宽，没办法就把沿途县府的墙全都推倒了，拓宽路面。
当时皇子的封邑是八百至一千户，公主最多是三百户，唯有太平公主额外增加了五十户，由此也可显示出她受宠的情形。为了庆祝公主下嫁，长安狱中大部分的囚犯都得到了特赦。
正如薛绍长兄当初所担心的那样，太平公主下嫁之后，立刻发生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当时是大家族制，兄弟们以及家人都住在一起。房子当然很宽大，各住各的房间。
对于皇家的掌上明珠太平公主，薛家人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从一家之长到丫环佣人，都对公主持一种恭敬慎重的态度。
为了不逾越礼制，薛家人尽可能不直面公主。可是薛绍的两个嫂子萧氏、成氏，她们都不是贵族出身。虽然是下嫁，但公主毕竟是公主，全家人对待公主都战战兢兢的。
尽管如此，太平公主身为薛家的媳妇，和非贵族出身的萧氏、成氏平起平坐，她觉得这是对自己的羞辱。可是刚嫁过来，她们毕竟是薛绍的兄嫂，也无可奈何。
太平公主每次回宫，都要跑到母后武则天那里撒娇式地哭诉一番。
我的女儿怎么可以和没有地位的乡下女人成为妯娌，平起平坐呢？武则天实在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她命令薛家赶走这两个女人。
后来有人告诉她，萧氏是隋炀帝的皇后萧氏的弟弟和开国宰相萧瑀的侄孙，和李唐皇室以前曾有姻亲关系。虽然赶走萧氏和成氏的事未能实现，但武则天的态度值得玩味。她对于乡下女人的轻蔑，实际上是对整个庶族的轻蔑。
皇帝、皇后、太子、大臣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要打。这须臾的繁华掩盖不了烈火烹油的局面，貌似平静却早已暗流涌动。
而这时候受病体所累，走路连墙都扶不牢的高宗皇帝，只想找个地方躺下来多休息一会儿。心思不在政事上的太子，依然策马奔腾，活得潇潇洒洒。
一心想要当国的武则天，在实战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博弈水平，打造自己的权力炼金术。
无所适从的群臣，在权力天平的摇摆中，变得越来越现实，谁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就跟谁上路。套用当时始平县令李嗣真的话：“皇帝病日侵，事皆决中宫，持权与人，收之不易。宗室虽众，居中制外，势且不敌。诸王殆为后所蹂践，吾见难作不久矣。”
李嗣真就是听李贤弹琴能听出弦外之音的那位底层官员。一个县令的声音能被史家一再地笔录，可见此人非等闲之辈。
李嗣真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高宗皇帝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家事国事都由武后来拍板。要知道放权容易，想收就很难了。李唐皇室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都被打发到各地。政府军都齐集关中，用来对付吐蕃等外敌。一旦武则天掌权，只怕李唐皇室的王孙们都难逃她的毒手，看来李唐的好日子已经快到头了。
高卧病榻的唐高宗李治也意识到，李唐接班人问题是大问题。当务之急是太子李哲尽快上位，储君之位稳固，天下人心才能安定下来。
3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李哲首度以太子身份监国。
第二年，高宗皇帝携皇后东都度假，故伎重演。临行照例命李哲留守京师，打理朝政，这一打理就一年多。也就是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哲成了帝国的挂名皇帝。
离开长安之前，高宗还特意安排了三个宰相留下来辅政，并且对太子左庶子薛元超做了一番交代：“吾子未闲庶务，关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不讲！”
高宗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李哲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储君。
可是李哲并没有好好把握这一年，他把太子监国看作一个烫手的山芋，只想着早一点甩手不干，以求自安。
直到大臣们将心中的不满化作一份份奏折堆满高宗皇帝的办公桌，高宗才抽样看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些奏折的文笔良莠不齐，但主题却一份比一份来得鲜明。所有的奏折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李哲根本不配当太子，李哲当太子是我大唐的不幸。
李哲的表现让朝臣们大失所望，李哲与他的两个哥哥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对于李哲，高宗又怎会不清楚。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除此之外，他又能作何选择呢？
他从小沉湎于斗鸡走狗，喜好射猎宴游，既无出众的品行，又无过人的才学，属于皇族中典型的纨绔子弟。其实对于一个普通的亲王而言，这本也无可厚非。可是谁也不会料到，高宗和武后会三易太子，储君的桂冠最后会戴到李哲的头上。
鉴于李哲的种种表现，高宗皇帝赶紧将其召赴东都。看来再不交代两句，留守长安的朝臣就有可能会罢朝，导致帝国的权力运行停摆。真要是走到那一步，麻烦可就大了。
李哲成了糊不上墙的烂泥，让官员们大失所望。眼看着大唐帝国后继乏人，以前是什么都缺，就不缺太子；如今是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合格的太子。
高宗皇帝很是焦虑，内心的焦虑将他的病体生生拖入绝境。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初患风眩病，委托皇后武则天处理部分政务，从此，武则天参与朝政。有人将高宗这一做法称为“持权与人”。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高宗风眩病加重，不能听政，政事皆由武后处理。高宗欲逊位于武后，遭到宰相郝处俊谏止。高宗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持国与人”。
高宗在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前后判若两人，可是等到三月以后，高宗李治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他拖着日渐沉重的病体与武则天展开了传位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李治已经败了两阵，但他屡败屡战。现在，皇太子的地位，已经交给了李哲。李哲的前途又会如何呢？会不会步两位兄长的后尘？
某些有识之士，早已为他捏了一把汗。他们对李哲储位的前途，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而李哲储位的前途，事关李唐皇室的生存命脉。
在这种绝望的形势下，高宗李治并没有认输。开耀二年（公元682年）正月，皇太子李哲没处理几件朝政之事，却添了一个儿子。这也是他与太子妃韦氏唯一的儿子。于是，高宗李治萌生了争取传位子孙的想法，他将这一想法直接表现在立皇太孙这件事上。
消息传至东都，高宗皇帝自然是喜不自胜。废太子李贤早已生有三个庶子，所以高宗不是因为自己升任祖父而大喜，而是为韦妃给他生下嫡孙而喜。
李唐基业又有了新的接班人，生生不息，万世不朽。
太阳又重新升起在帝国的天空，于是他亲自为这个婴儿取名——重照。
高宗不顾关中时值饥荒，下诏改元为永淳，大赦天下。等到嫡皇孙满月那天，更是连续三天大摆筵席与群臣共贺。
高宗李治在兴奋之余，要册立李重照为皇太孙。从孩子的名字和年号来看，高宗皇帝有了新的想法，如果可能，他希望眼前这个婴儿，将来能够继承大业。
因为大唐制度上没有皇太孙之制，所以特招吏部官员来询问，表示要自我作古，创立新制。在征得有司赞成之后，正式将李重照册立为皇太孙，欲开皇太孙府，并令府官各加王府一级。
历史上从来没有皇太子健在就立皇太孙的先例，这是一种破例，这种破例显然传递出一个信号。
立李重照为皇太孙，高宗皇帝是想从宗法制上断绝武则天夺权的可能。换句话说，如果太子李哲死去，那么可由皇太孙作为法定继承人即位。
谁都看出来了，这是一个反常的举动。有爱管闲事的大臣就站出来进言：“皇上，您这事办得不太妥当，容易给自己落下话柄。”
高宗皇帝根本听不进去别人劝，既然没有先例，那就从我这里开始做起吧！
这是一个美妙的想法，但想法代替不了现实。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了的人，还指望他能来照顾别人吗？别说皇太孙了，就是眼皮子底下的皇太子，他也照顾不过来了。
从理论上说，当皇太子健在之时，另立皇太孙的做法是荒谬的。
任何一个帝王，不论他的才智如何杰出，能选定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至于在既定接班人之后，又再制定接班人之接班人，这不仅是画蛇添足，而且也意味着，他那第一个接班人的选定，就是一个错误。如果不是一个错误，又何劳你再去制定他的接班人呢？
高宗皇帝真的很希望自己哪一天两眼一闭，在离开这个世界后，皇权可以平稳地过渡到李哲的手中，然后再平稳地过渡到皇太孙李重照的手里。
武则天看着面前自己的男人，微笑，无语。肉体上的折磨，已经让眼前这个男人耗尽了一生的理想与激情，还是让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多沉浸一会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