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与恋爱不可兼得
这一年，雷震二十三岁。这是一个人一生精力高度旺盛而又往往难以自控的阶段。
雷震等人当时寄居的宿舍其经营和管理，均由老板铃木一家承担：饭菜由老板娘亲自烹饪，老板端菜送饭犹如一跑堂伙计，两个女儿则在后厨房帮助母亲做一点杂活。大小姐姿色不俗，可惜是一个哑巴，花信之年尚无如意郎君，倒也在意料之中；二小姐这时仍在上学，放学后帮助家人端茶送水，分信发报，与中国学生接触的机会自然就多一些。在雷震眼中，“二小姐比日本一般女子身段转略微高些，修长个子，瓜子脸盘，肤色洁白，头发漆黑，两眼脉脉含情，见人笑口常开，芳龄约为十七八岁，而聪明活泼，体态窈窕，说话时莺声宛啭，娇羞自持，充分现出少女的美丽，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这是我们当时的评语）。” 从这一段描述中，我们至少可以认定当时雷震对二小姐亦不无好感。否则这般“花容月貌”不会给他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不过，“赏花”与“品花”毕竟是两回事，并没有妨碍雷震在学业上的突飞猛进。倒是二小姐在与理科学生蒋君一番“陈仓暗渡”之后，不久即生下一男婴，让雷震觉得不可思议……后来蒋君为了能与这位妙龄少女“多厮守一年”，心甘情愿地留级一年，以后就见到了他们俩人双宿双飞，俨若夫妇一般，那个混血男婴则被送到乡下让人领养去了。
无独有偶。不久又发生了中国学生与隔壁两位千斤小姐“三角恋爱”事件。
两位小姐都是小学教员，姿色虽一般，但毕竟二十年华，“……都有一股动人的少女美，而燕语莺歌，又都驾乎我们宿舍的二小姐之上。因为这两位小姐喜欢唱歌，在学校里教的‘歌遨’（即唱歌游戏）返寓后歌声缭绕不绝，一壁之隔，犹可欣赏余韵。因此，亦就成为我们宿舍中诸位男士追逐猎取之目标的了”。但两位小姐则又“架子摆得十足，对于我们‘支那’学生，是不肯随意假以颜色的……”惟有与雷震同在特别预科又同被分发至八高的中国学生周君，情窦洞开，“……朝夕相攻，不久遂入彀中，而成为邻居的座上宾了”。周君是长崎宁波华侨之子，其小学、中学在日本完成，日语十分流利，也深谙日俗之道，其言谈举止，一如日本少年。周君家道殷实，并不靠官费来维持学习和生活。初恋的周君如同入了魔一般，一下了课就直奔隔壁鬼混，有时连书包都来不及放下。隔壁人家不供饭，周君常常跑回来用开水泡饭，其狼吞虎咽之状，让人哭笑不得。“周君每晚流连忘返，恒至夜静更深，宿舍全室学生都睡了，他才蹑手蹑脚的返回寓所……，风雨冰雪无阻，天天如是，夜夜如是，习以为常。
假日还要侍奉小姐到市区看电影……因为每晚睡眠特迟，有时迟到半夜三更，故次晨头一堂课就常常迟到，而睡眼惛懵，听课时全不知道先生所讲的是什么，致常遭学校徒监之严厉谴责。”这时，同学们出于好意，遂让雷震以其老乡身份出言相劝，“希望他要以身体与学业为重”。周君没有当面拒绝雷震的一番劝告，相反表示“以后用功读书，保养身体，以符同学的关怀与雅爱”。实际上，周君口是心非，依然故我，照样夜半而归，不停地周旋于两位千斤小姐的情欲之间，同时还要应付她们父母的要求，看其脸色行事。
果然，未出众人之所料，周君的学习成绩直线滑落，考试恶劣不堪。未出一年光景，罹上了肺病，日夜咳嗽咯血不止，终力不能支，竟至卧床不起，而天不假年，待休学返回长崎家中治疗时已来不及了……雷震以此为鉴，大发感慨，这样说过：“学生时代之不可妄谈恋爱，除因谈情说爱浪费时间妨碍读书而外，这类麻烦的事情，亦足以妨碍求学而有余的。” 六年之后，也就是1926年春天，雷震在南京经友人介绍认识后来的夫人宋英，这时雷震已近三十岁(之前与刘氏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但不论在其文章、回忆录以及他人的记述中，似从未提及此事。作者注)，两人在北京结婚则是1932年秋天的事情了。
“自夸狂”的日本教授
在雷震眼中，八高教授除少数堪称优秀之外，其一般水准均不可与东京一高同日而语。“八高三年”，所聆教过的教授不下二十人，但让雷震真正感到“心悦诚服”的老师少之又少。“数学一课教授解析几何和高等代数，照我当时的观察，先生自己尚未搞通，故讲解的时候结结巴巴，极不顺口，其结果是教者谆谆，听者藐藐”，这自然无法激起雷震的学习热情。这一年期中考试，雷震数学得了五十分。到了学年考试，雷震凭着强闻博记的本领，将定律和公式记了一大堆，居然考到了七十分。新开经济地理一课，由河村信一先生讲授。他本是植物学教师，校方一时找不到适合人选，让他代为授课。河村先生自知不通，初次见面，就坦承自己不是这方面专家，完全是因为校方“拉夫”，不得已才来“滥竽充数”的。就当时日本的师资状况，雷震认为“东京系首善之区，人文荟萃，群贤毕至，所以好的教授特别多。……我曾在一高特别预科读过一年，那里的教师都是由一高的教授来兼任，故对于教师之优劣，具有特别的敏感。”
师资水准参差不齐，无可奈何。但某些日本教授因为看不起中国人，则让雷震更加“敏感”。栗田元次教授讲授日本史和东洋史，在他的讲义中，更多的就是中国历史或与此有关的历史。“他是特别的瞧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民族是自私自利、散漫颓废、消极苟安、不求进取、有奶就是娘……等等，今日已经衰老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雷震留学日本十年，无时不在思索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的原因。在当时，其结论显然是有的，却又让他痛楚不堪：“第一，中国留日学生之良莠不齐，坏的学生不仅不用功读书、努力求知，而且到处闹事、玩女人。第二，中国在日本若干商人，一有机会就想法走私套汇，而知识水准之低落，不仅不明了世界的局势，即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事情，所知亦属有限。
第三，过去革命党人在日本私生活之靡乱荒唐，和穷极无聊时胡作非为等等，都是造成日人轻视中国人的原因。” 雷震当时读过一本署名“不肖生”所写的《留东外史》，其中有不少关于留学生和革命党人的逸事闲话。雷震认为这本书虽有“若干穿插和捏造，但大部分均系事实”，不过是“易名更姓”罢了；但那时“中国内部军阀混战、革命阴谋、政治腐败、官吏贪污、盗贼横行、民不聊生，更足加深了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和加速侵略中国的心理”，雷震的这种“反省自咎”，从客观上加深了对当时中国现状的某种认识，从而更坚定了自己将来投身政治、改造中国的信念。雷震还读到过一本名叫大谷光瑞的“政治和尚”写的《对支那议》，大光声称中国当时有“五匪”，即“土匪”、“学匪”、“兵匪”、“官匪”和“政匪”。雷震读后反感至极，曾经毫不客气地说：“其实若大谷光瑞这种流氓和尚，为军阀之走狗，天天鼓吹侵略中国，我们也可称之为‘匪僧’也。”
栗田教授还鼓吹“日本人之向大陆发展（侵略之意），乃势有必至，理所固然，正如水之就下，系一自然的趋势，一方面为日本自身谋发展计，同时亦系为世界求进步计，……这是日本在世界政治上应有的责任。”雷震深感其荒唐可笑，他觉得日本人如此狂妄自大，岂止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实际上更是对整个世界的一种鄙视……“栗田教授的这些说法，完全忽略了近代历史的演进中，酿成世界局势发生变动的最大因素，乃是普遍的民族觉醒的运动潮流所激荡，而中国民族的觉醒运动，也正是沿着这一方向而前进，就是要求中国民族之独立与平等” 。在八高，今井教授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自夸狂”。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幕，日本代表用日语在会上发表演说，这原本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今井在课堂上竟手舞之足蹈之，大呼日本语已开始走上世界外交舞台，今后将成为国际会议的语言，“其欣喜欢愉的态度，好像着魔发疯似的”。当时日本的报刊杂志也喜欢整天煞有介事地“自夸自炫”，更是助长了一般日本国民自夸狂的心理。雷震后来指出：九一八事变也好，七七事变也好，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好，问题虽出在日本政府“穷兵黩武”的侵略政策，但“ 一般文人学者和知识分子之不知天高地厚，而成天盲目的自吹自擂，殚精竭虑地制造自夸狂的根据和理由，陷一般无知国民于夜郎自大，只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的心理，对军人侵略的野心更是火上浇油……”又说：“独裁政治都是患了自夸狂的毛病，而独裁者也就天天以‘领袖’、‘领导者’自居而恬不知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流，也就是被这种自夸狂毁灭掉的……” 在雷震看来，日本这个民族毕竟“根基太薄”，此时大有一种暴发户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