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20日，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北美洲撰文以纪念雷震逝世十周年，这也是由傅正主编的《雷震全集》正式出版之际。唐德刚以其一以贯之的“汪洋恣肆、纵横开阖”的笔法，回顾了他本人与雷震这位前辈相知与相交的全过程，并说现在“……是我们替儆寰先生竖铜像的时候了”。在台湾为雷震造一座铜像这话原本出自于胡适之口。1952年11月，胡适从美返台讲学时，正值《自由中国》创办三周年纪念会在台北“妇女之家”举行，当时有社会名流、国民党官僚、党外人士一百多人到场，这是胡适到台湾后第一次作公开演讲。据聂华苓回忆，胡适“开头就说，‘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造个铜像。’那两句开场白引起久久一片热烈掌声。” 胡适对雷震有着如此之高的评价，以唐德刚个人的看法，大概是“胡氏鼓吹了一辈子民主，处处碰壁；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谁知道在垂暮之年，却遇到这样了不起的‘传人’雷震。雷震所搞的简直就是百分之百的‘胡适民主’” 。
胡适、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可说是推动台湾社会朝着民主政治方向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设若当年没有胡适的大力支持，《自由中国》不可能维持十年的生命；如果没有雷震不计个人毁誉的全力投入，《自由中国》也难以冲破国民党当局对言论自由的百般禁锢；而没有《自由中国》十年的抗争，民主宪政理念就不可能在台湾社会深入人心。胡适虽是《自由中国》半月刊揭橥自由民主理念的一面大旗，但在《自由中国》整整十年社务中，扮演其重要角色的却是雷震，他“不仅基于立宪主义原则对时局提出针砭，其思想的变化亦与外在政治环境的改变息息相关，而趋向于实践。这种由理论趋向实践的思想特性，是同时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立宪主义者所较欠缺者，也罕见于中国一般知识分子间。” 胡秋原有过一段很重要的回忆，将当年组建反对党和胡适、蒋廷黻、雷震以及他本人的态度作了一个比较，尽管他本人始终认为“救国之道多端，不一定要从事政治或立党”，但雷震在当年勇敢地突破传统知识分子的旧辙，有别于一般的知识分子则是不言而喻的。胡秋原这样写道：
四十五年，罗先生（指罗鸿诏，作者注）在台大医院病故，他孤零零的一人死在台北 。我到台大医院太平间悼丧，发现儆寰兄一人守灵。这样，我们便在鸿诏兄灵前握手复交了 。这年十一月，我奉派为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儆寰兄到松山机场送行。他当着许多人面前开口便说：“你见到蒋廷黻时，请代我问问他，反对党的事他究竟干不干？”……我到纽约后，曾将儆寰的话代问蒋廷黻大使。他说，他现在身为代表团团长，不能谈这件事。……有朋友告诉我，反对党之议，起于宋子文。他知道他不足以号召，便去找蒋廷黻商量。蒋认为自己的声望还不够，最好由胡适出来带头。不日，胡适先生知道我来纽约，约我到他家吃饭，问我对反对党以及他出来领导有何意见？而且再三说，希望我“说老实话”。……我说反对党是民主应有之义，但在今天台湾则不适宜。……民主政治与反对党需要条件。
文治与基本的法治，一也；言论自由，二也；自由经济培养出大批中产阶级，三也；由此产生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四也。最后一点，最为重要。否则，今天以胡先生的声望，在新公园演讲，宣布新党成立，可以得到十万人的欢呼。但如果枪声一响，第二天可能一个人也没有了。……等到四十六年我经欧洲回台湾之时，……此时儆寰兄家中常常高朋满座谈反对党问题。承他好意，也请我吃饭，参加谈话。……在这些谈话中，我听的时候多，说话的时候少。儆寰兄曾经两三次对我说，希望我参加反对党之发起。我很郑重的回答：我赞成和支持反对党的运动，但“你与胡适先生都可发起反对党，唯有我不能。在许多朋友中，我年纪也许最轻，但干反对党，我也许最早。我是在民国二十二年就参加所谓闽变的。我青年时代反国民党，中年因抗战而支持国民党。现在是我的晚年，如又反对国民党，只要四个字，就可将我打倒。”……他知道不可强，但他仍不断请我到他家吃饭。我有时去，忙了便不去。
1970年9月，雷震出狱后，曾到胡秋原家吃过一次饭，没有讨论政治问题。有一件事让胡秋原始终引以为憾，就是胡适为什么在“反对党领袖”这个角色上多有反复，其中有何重要的原因？胡秋原觉得“这无论对于研究反对党历史或儆寰个人命运都有重大关系”，他当年几次想问雷震都未果，想起来一直觉得惋惜。胡秋原对雷震的评价很高，“就我三四十年与儆寰兄淡水之交的观感，第一、他是一个直爽的人；第二、他笃信民主主义，并身体力行，从事反对党的组织，是一个有道德勇气和狂狷之气的人；第三、我想，今天是可以组织反对党之时了，如他在今天组织反对党，我想他一定不会组织一个主张台独而有法西斯作风的反对党，而一定是一个民主统一的反对党，是我深信不疑的。
”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唐德刚本人对雷震的评价则是从人类大历史观这一视角出发的。他从民主政治说起，认为既不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来，也不是靠“枪杆子”可以打出来的。民主政治是要以“一个富裕安定、光彩辉煌的中产阶级的政权作为基础的”。他还以拿破仑等人为例，说这些人“武力打倒了专制，到头来自己却做了独裁者、大皇帝……”而铁肩道义的书生辈一如谭嗣同、雷震、胡适等人，仅凭“头颅热血、笔杆嘴巴来争民主，也是争不到的”——君不见，这些人不是被杀头，就是坐大牢，或含恨而终，其原因就是没有一个相对制衡于“利益集团”的政治势力而存在。所以雷震这样一位方孝孺式的人物，只能成为一个时代的先知和圣者，“他们走在时代的前面，没有他们‘导夫先路’，后一个时代，就没有顺理成章、光辉灿烂了” 。因此他断言：雷震这位民主先驱的铜像迟早要出现的……
1971年，唐德刚应邀返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这时雷震刚出狱不久，唐德刚一时竟不知自己是否应去拜见一下雷震先生？当时台北的一些亲友们，在谈起雷震这个人时，仍人人色变，这让他犹豫不决。在此之前，他与雷震并无实际交往，虽在胡适的鼓动下，当年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曾给《自由中国》投过稿。以唐德刚本人的推测，1958年，胡适从美返台在南港定居后，肯定与雷震谈起过自己。因为时隔不久，唐德刚就收到了雷震的来信，向他正式约稿。若说起来，唐德刚与雷震多少还算得上是一个“至戚”。雷夫人宋英的娘家，与唐家已有多代亲戚关系。若以唐的本家算，宋英大他两辈；若从唐的外婆家算，宋英比他大一辈。“我们唐宋两家真是姻联秦晋的。可是当雷公在重庆做大官，我也在重庆穿草鞋、害夜盲、做难童时，我没有找过他。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在南京作‘待业青年’，也没有去找过他们，虽然宋英委员那时与我姑妈她们颇有往来，姑妈也劝我去‘找雷儆寰推荐、推荐’，但是我始终未去拜谒过。
后来雷公在台湾坐牢了，我奇怪为什么胡适之先生不去看望他，而我自己倒想去探监，可是始终没有这个机会……” 现在既然雷震已出狱，唐德刚也来到了台北，两人见一面大概也是不能免的。唐德刚找了一个借口搬出岳父家，住进台北“中泰宾馆”。在宾馆，唐德刚给雷震打了一个电话，说要去看他。雷震却说：“你不能来！”唐问为什么？“我家四周都有特务……我来看你！”说完，雷震就挂断了电话。雷震果真来了，“高大的个子，讲话那样斩钉截铁，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有其凛然不可犯的器度……” 这一天，雷震与唐德刚谈了两个钟头，沉浮往事，数历不堪，“彼此都唏嘘不尽”……这是唐德刚第一次见到雷震，也是最后一次“亲炙高风”。雷震走后，唐德刚言犹未尽，慨然系之，说“大丈夫，男子汉，当是如此！”若干年后，唐德刚撰文以纪念雷震逝世十周年时，回忆当年相见情形，如历历在目，“临别之时，我们相约再见，下次到他家中吃饭，并好好再谈谈，谁知竟是永别。如今雷公墓木已拱，忆别时言语，真是‘悬剑空垅，有恨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