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雷震坐满整整十年大牢，即将出狱。这时却遇到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台湾当局为阻止出狱后的雷震继续从事政治活动，要求出狱时须有“双重保人”予以担保，并出具誓书“绝不发生任何不利于政府之言论与行动，并不与不利于政府之人员往来”方可出狱；不仅如此，又透过台湾警备总部保安处长吴彰炯通知雷震之妻、资深“监察委员”宋英，“雷先生出狱之后，不得和台湾人往来，不得接见新闻记者，亦不得和新闻记者谈话，尤其是外国新闻记者。因为雷先生一言一语，足以影响国家的前途”。雷震身为法学专家，深谙当时的法律条文，认为《监狱行刑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执行期满者应于刑期终了之次日午前释放”，并无其它“附加条件”，所以不愿做“违法”的“法外”之事。他甚至表示“宁愿不出狱”也不签署所谓的“誓书”，这一强硬态度让当局“进退失据”，同时也让雷震的亲人、老友们心急如焚。于是当局软硬兼施，强行没收了雷震十年来写下的四百多万字回忆录手稿，又怂恿雷震多位老友从中说项，逼雷震于绝望和被动中而就范。
宋英及子女们来监劝说，不仅落泪，甚至下跪恳求。
宋英连续给雷震写了几封长信，在信中不无焦虑地说“我由你那边回来后，真是寝食难安，你的态度是那样的坚强，你的意见是那样的固执，我有什么办法与你交谈呢？……你还能活几年，何不获得自由后，再为国家效劳？……我不是说世上的事，什么是是非非、真真假假，都要盖棺才能定论吗” 。这时雷震已是七十有四的老人，身体每况愈下。宋英作为妻子理所当然希望不要“节外生枝”，只要能够刑满按时出狱，对社会及孩子们都是一个交待。年过八十的老友王云五不顾体弱多病，风尘仆仆来到远离台北的新店军人监狱，好言相劝，同时还有在“上海保卫战”中与雷震出生入死共患难的谷正纲以及在国民参政会、政协会议时期长期打过交道的青年党领袖陈启天等人。看到老友们“苦苦哀求”并念及家人在这十年间所经受的煎熬与痛苦，雷震不得已含泪签下了这份“誓书”……然而，这件事远没有这样了结，雷震本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就好像是有一块巨石始终压在心头。
至1975年初春，又有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使雷震压抑多年的不堪心情终于如火山爆发……这一年4月5日，原《自由中国》社编委夏道平突然送来了一封王云五的“绝交信”，其语多有误会。王云五在信中说：“我兄爱国向不后人，即此献议之本意，系向当局秘密进言，并未发表，无论其内容是否正当，亦不离匹夫报国之意。至其后泄露于台独机构，则以弟之愚，窃认为万万不可宽恕。……不仅对不起国家，亦对不起朋友，谨郑重劝告今后切勿再为类此之举动，以免为台独所利用，否则道不同请从此起，不惜与数十年之老友绝交。质直之言，尚祈鉴谅……” 雷震自出狱后，一直遭到当局的秘密监控，人身自由从未得到保障。雷震从政数十年，且又为高层核心人士之一，对蒋介石的政治秉性有深度了解，虽然能够坦然面对，却也无可奈何。只是想到当年既然违心地签了那份“誓书”，不能失信于老友们，拒绝了所有新闻媒体对他的采访，只有一次例外，却惹了不少麻烦。
不过，雷震并非一个“怯懦之人”，以雷夫人宋英女士的话来说，在那些形同软禁、没有自由的日子里，“儆寰还是儆寰”。面对访客，“他一如往昔侃侃而谈，并不因为牢狱折磨而气馁，令听者为之起敬。他对异议人士亦颇关心，如对陈鼓应、王晓波、张俊宏等后辈多所关心，对于《台湾政论》的鼓励等均为显例，而他寻追民主自由的勇气，也获得后辈的敬重” 不久，雷震在王云五的襄助之下（王系该基金会主任委员），始入一家民间机构，即中山文化基金会从事“中华民国宪法诠真”专题研究，月领新台币四千元，以维持生计。然而，雷震没有想到老友王云五在此时竟提出与自己“绝交”，其事因乃三年前他曾经向最高当局秘密呈递过一篇《救亡图存献议》，此间在海外被莫明其妙地公开发表。当局对此甚为恼火，迁怒于当年为雷震出狱时“具保”的王云五、陈启天、谷正纲等人，而王则又是三位“具保人”中地位最重要的一个。或许在王云五看来，这是雷震本人有意泄露出去的，已失信于朋友，是一个“忘恩负义之徒”（雷震语）。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正处在一个“恨萧萧、无情风雨”的寒秋季节。1968年年底，尼克松重返政坛，在当年的美国大选中，击败民主党人汉弗莱和独立竞选人华莱士，当选为美国第46届(第37任)总统。尼克松上台后，重新审视并检讨美国对台政策，深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对正在冷战之中的世界来说，尤其是美国的自身利益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第二年尼克松也登上了长城。国民党政府亦即被驱出了联合国，雷震认为“这是国民党自作自受”，关门做皇帝的结果。此时，台湾“监察院”又通过了“吁请蒋竞选第五任总统”的提案，雷震再次感到国民党不思进取、无意革新、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一种惊人落伍。1971年12月13日，雷震出于改革之心，“拟写一个条陈给当局，其要点为改制以自保” 。
雷震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兹奉陈《救亡图存献议》，……本件绝不对外发表，震绝不参加任何活动，只是鉴于国家已届存亡危急之秋而表示个人意见……”此件还抄送给“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黄少谷、“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等人。这份《救亡图存献议》之初稿，经老友齐世英 读过，并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之后，雷震亲自前往景美镇大街“东山复印店”复印了六份，其中一份留给了傅正（当年“雷震案”涉案人之一）。雷震在七十六岁高龄向当局呈示《救亡图存献议》，虽与他的政治理想有关，却也有着“天真尽责”的一面。正如他自己所说：“不佞常自慨言：‘我辈今日与国民党虽不能共享安乐，但却须共患难；有福不能同享，遇难却要同当’。”足见三十七年的党龄对他个人来说，不仅难以释怀，更成了精神上的一种负担。数万言的《救亡图存献议》共分十点，其大要如下：
一，从速宣布成立“中华台湾民主国”，以求自保自全，并安抚台湾人，开创一个新局面。
二，蒋介石任满引退。
三，国民党应放弃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四，减少军费开支，健全军事制度。
五，彻底实行法治，保障人民自由权利。
六，治安机关应彻底改变作风，并严加整饬工作人员。
七，应废止创办新报的禁令。
八，简化机构，实行全面节约，杜绝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全部用于经济建设。
九，废除“省级”制度，以求行政组织能配合目前的现实环境。
十，大赦政治犯，以冀收揽人心，增强团结。
这十点建议，有着一种强烈的现实语境。已故台湾学者任德育认为除废除“省级”制度、大赦政治犯等几点颇有独到之外，“其它建议在1959年中左舜生发表《抢救中华民国时间已经不多了》的改革十六点原则，皆可寻得类似概念，如精简政府机构、裁军、节约人力物力以谋经济发展、司法独立、保障人民一切基本自由与权利、根绝一党垄断等……” 《救亡图存献议》在其政治上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中国民主宪政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雷震晚年对时局的思考，在大方向上基本与民社党领袖人物左舜生相一致，且都是“不以革命方式造成政权变动”，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的思维。这两份政治改革方案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左舜生提出仅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在台湾行使政权，雷震的看法较之左舜生的观点虽有点激进，但其本意是反对“两个中国”的。1971年7月1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驻日记者Harrison采访雷震，当记者问及是否赞成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自治时，雷震明确表示不赞成台湾独立，因为会造成流血；雷震还奉劝那位记者去采访高玉树（曾任台北市市长）时，“不要提出或讨论台湾独立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