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并不否认我“偏袒”那个自由民主的潮流，这是我的基本立场，我从来不讳饰，更不否认……第一，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与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第二，我深信这几百年中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表达全民利益的，民主政治的意义，千言万语，只是政府统治须得到人民的同意；第三，我深信这几百年来（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
在胡适看来，以上三点是他之所以“偏袒”民主自由大潮流的根本理由，并认定“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运动只是这三十年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一个小小的反动”，同时希望“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心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胡适这篇广播演讲在全国四十多家报纸上发表，台湾学者张忠栋认为这是“当时中国人面对尖锐对立冲突必须有所选择的艰难时刻，一篇深具[指]南针意味的代表性文献” 。天津北洋大学学生陈之藩因胡适的这篇广播演讲与之成了忘年交。十几年之后，“陈之藩写悼念胡适的文章，提到《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仍说它是‘中国几十年来不得了的一篇文献’，并说胡适‘那种斩钉截铁的声音，至今仍作金石响” 。
胡适对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大趋势的肯定以及对苏俄式专制极权予以否定，在其本质上是对民主政治理念的一种落实。1948年1月21日，胡适在批评法学家周鲠生的一封公开信中谈及个人对苏联的深刻体认：“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了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略，——老兄，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来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他甚至指出：“有这种忧虑的人，世界各地都有，在中国特别多，因为苏联近年对中国的行为实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忧虑”。
胡适对于苏俄式专制极权采取了势不两立的态度，“因而要求大家选择民主自由的大方向” 。1948年8月，胡适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中又强调：“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世间的民族，在这个大运动里，努力有早有晚，成功有多有少。在这个大运动里，凡是爱自由的，凡是承认自由是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的，凡是承认自由难得而易失故必须随时随地勤谨护视培养的，都是自由主义者” 。胡适的看法与国民党内部一些自由派人士不谋而合。1949年1月，当蒋介石宣布下野时，胡适、王世杰、雷震、杭立武等人从南京相继到了上海，这时“他们深感时局紧迫，商谈‘如何挽救国家的危机’，因为当时中国尚有半壁江山存在，若以长江为界，或尚有可为之处” 。据雷震后来回忆：
胡适之先生看到南京住不下去，亦于一月二十二日晨到沪，住八仙桥上海银行里，他和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是老朋友故也。我和王世杰住在上海贝当路十四号章剑慧先生家里，时杭立武先生亦在沪，不久由胡先生推荐就任教育部长了。我们经常见面，对于时局应该如何来尽国民一分子之力量来图挽救，因为中国还有半壁江山存在也。我们集谈结果，主张办个刊物，宣传自由与民主，用以对抗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政治，以之挽救人心。……因此《自由中国》刊物就主张在上海办……以《自由中国》为报刊的名字，亦系胡适命名，盖仿照当年法国戴高乐之《自由法国》也。我主张办日报，因为在影响沦陷区人心上，定期刊物已经时间来不及了。胡适倒是主张办定期刊物，为周刊之类，他说：“凡是宣传一种主张者，以定期刊物为佳，读者可以保存，不似报纸一看过就丢了。”结果，由我决定如何进行，我决定筹措十万美金在上海办日报。
从胡适认定自由主义是人类的一个大运动，到发动一场“自由中国运动”，意味当时的一批知识分子置身动乱时局中在政治上的一个抉择。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1949年8月14日为新华社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评论中点名唾骂胡适、傅斯年等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 当胡适等人决定在上海办一份报纸时，一方面是为了对抗，另一方面则是大力拥蒋并宣传自由主义之真谛。
只是还未来得及实施既定方针，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很快就失去了对整个大陆的控制权。这一年胡适奉命去了美国；雷震协助汤恩伯防守上海、厦门；而流亡至港澳的一些著名人士王云五、左舜生、成舍我、阮毅成、金候城、徐复观、陈伯庄、程沧波、张国焘、许孝炎、卜少夫等人，则不计前嫌，相约每周六聚会一次，这就是有名的“星期六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不分党派，无所不谈，各抒己见。但亦有一原则，就是所谈内容，都必须是……如何救国，如何争取自由民主，此为‘星期六座谈会’的基本原则” 。他们由此想成立一个“自由中国协会”，与胡适、王世杰等人呼吁发起的“自由中国运动”相呼应，并委托雷震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汇报此事。
依照雷震的设想，“自由中国运动”原则上是一个超越任何党派势力、以宣扬民主自由为理念的政治文化行动，由胡适先生出面来领导是最为恰当不过的人选。雷震在给王世杰之子王纪五的一封信中说：“我等意见（包括杭先生及雪公暨傅校长）以为中国自由党不好组织，就是不易找到有号召力量之党员，因社会上才智之士多入了国民党，倒不如由适之先生领导自由中国运动，或名曰自由中国同盟，不论有无党籍，凡属志同道合者均可参加，但有信条（即政纲）、有组织，凡过去官声不好或见解为极权主义者均不允许参加，以此……可汇成一巨大力量，而以适之先生为领袖，在政治上则支持蒋先生……” 这一期间，雷震多次致函在美的胡适，认为“先生不愿组党，犹有理由可说。而先生不愿做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实在是说不出道理。前次求征，先生组阁，我是反对的。因如此必然牺牲了先生个人而于国事毫无补益。请先生领导这个运动，我是极端赞成的，因为只有先生才配领导这个运动” 。
这封信后来只见残页，未写完，是否发出也不得而知。但至少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1949年抵达美国后的胡适，既没有介入蒋廷黻的组党之事，也不愿出面来领导这场由自己呼吁发起的“自由中国运动”。这一时期的胡适日记，比较简单，大都是与美国及在美的国内一些朋友见面、会餐之类的记录，有时只一句话，如1949年12月22日：“5：30T.F.Comes [蒋廷黻来]”，从中可知的倒是王世杰的儿子王纪五经常去胡适那里。因此，雷震在给王纪五的另一封信中又说：“我等意见（包括杭先生及雪公暨傅校长） 以为中国自由党不好组织，就是不易找到有号召力量之党员，因社会上才智之士多入了国民党，倒不如由适之先生领导自由中国运动，或名曰自由中国同盟，不论有无党籍，凡属志同道合者均可参加，但有信条（即政纲）、有组织，凡过去官声不好或见解为极权主义者均不允许参加，以此……可汇成一巨大力量，而以适之先生为领袖，在政治上则支持蒋先生……”
1950年2月16日，《自由中国》第二卷第九期刊发一篇题为《我们需要一个自由中国大运动》的专栏文章，作者署名朱启葆，显然是在响应胡适、雷震等人的号召。他同时又致函《自由中国》编辑部：
目前中国正迫切地需要一个大规模的自由运动。就国家言，要自由；就个人言，也要自由。所以我想这个运动的名称，就以贵刊的名称——《自由中国》为最好。在香港居留的人士，精神上觉得自己是一个游魂，东张西望找不到一个寄托之所。他们有的是体力、脑力，甚至资力，但目前既存的政治集团，都没有吸引力来吸引他们。如果长期如此的话，他们是悲哀的，国家的前途也是悲哀的。所以我想藉贵刊篇幅刊登一篇呼吁性（为国家呼吁，为人类自由呼吁）的拙作。如果能藉此引起大家的共鸣，由舆论见诸事实，则幸甚幸甚。
对雷震个人来说，创办《自由中国》实际上只是在积极准备和落实这一场运动。朱启葆的文章见刊后，在台湾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一位署名宁远的读者，以“读者来信”表示支持这一场运动。这时雷震再次透过王纪五劝说胡适最好能够回台湾一次，以筹划和领导“自由中国运动”等具体事宜。不过由于时局的变幻无常，胡适、王世杰、傅斯年、杭立武、雷震等人意欲发起的这场“自由中国运动”，并未真正形成大规模的声势，最终只以《自由中国》在台北创办而成为一种真正的落实，既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一个传统，同时也表明国民党当局对这些知识分子宣扬民主自由理念、倡言民主宪政缺乏足够信心。
关于民主党派人士配合“自由中国运动”拟成立“自由中国协会”一事，著名法学家阮毅成在《自由人参加记》中这样回忆：“雷儆寰（震）曾报告总统，奉批交中央改造委员会研究。在改造委员会中，有人顾虑统一战线，是否将会蹈过去政协之覆辙。亦有人以为国民党改造工作，尚未完成，本身力量不充，宜暂缓谈统一战线” 。很显然，这场广泛的政治文化运动如果不能得到国民党高层的默许和支持，其范围无疑是有限的。此时胡适已去了美国，杭立武就任教育部长，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用马之骕的话说，傅斯年“一向以学术第一，对政治不感兴趣”，王世杰不久即为“总统府秘书长”，“这些人已各安其位，再谈什么运动，岂非‘心余力绌’？现在只剩下雷震一人是无官一身轻，但若谈发起一个‘政治运动’，他就再有本领，也未免是‘自不量力’了” 。在这种情况下，雷震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刚刚创办不久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上，但由于刊发了《中国自由党组织纲领要草案》，许多人以为此事一定与雷震有关，其实是一个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