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恢复其总统职位。
上午十时，在“介寿馆”举行宣读复职文告仪式，政府机关所有人员出席。雷震在日记中写道：“虽云仪式，并未行礼，只由总统于十时进入会议后登坛宣读文告而毕其事，不过十分钟。”第二天，在美养病的代总统李宗仁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复职，称：蒋既已退休，即为一介平民，何能复职？3月16日下午二时，《自由中国》社举行座谈会，讨论“在维护人民自由与政治民主之原则下，对经济措施应采取何种途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化或经济平等”等一系列问题，其视野从最初的一味“反共”开始转向对国民党自身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反思与检讨。3月31日，蒋介石下达总统聘书，聘任雷震等人为“总统府国策顾问”，这是雷震在国民党政府中最后一次被任职。
当时香港的政治环境比较复杂。英国政府已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当局对中共也表示出一种友好姿态，大批流亡到香港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一些人士，包括军人、政客、知识分子、各级民意代表、工商界领袖、资本家等，只要从事政治性的活动，“即遭港警取缔，甚至逮捕诘问，尤其国府要员赴港，入境之后多被警方暗中监视” 。当时国民党流亡于香港的高级干部中，如许崇智、张发奎、顾孟余等人这时与美国已拉上了关系，正在积极筹组在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国民党对这些人心存顾忌，表示“只能慰问，来台则不欢迎”。
民、青两党领袖人物虽然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但在政治上总是想分一杯羹，所以只能敷衍，不能对彼等有所承诺”。可见这时蒋介石在心理上也极为矛盾，其中最大的困惑就是在政治上究竟应当是“独裁”还是“民主”。若以蒋的个性及一贯作风，他当然是想“独裁”到底，最好能退回到北伐身任“总司令”大权独揽的那个时代。然而，此时世界潮流是自由民主大势所趋，蒋介石若想得到美国的军援，其首要条件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指名让雷震出任自己的慰问使者前往香港，其目的只是想“安抚人心”，做一点表面文章，并未想到要“团结”或建立什么“联合阵线”，与雷震这时的想法相去甚远。
1951年1月11日，这一天早晨雷震未吃早饭，去医院检查身体。这是一次例行的检查。雷震感到自己近来有点发胖，验血时找不到静脉，左手连插三次也未见血。之后又去检查眼晴，暂无多大问题。下午二点，王世杰让雷震去自己的寓所，告知蒋想让他去香港慰问。雷震问：这是你个人的建议，还是蒋本人的意思？若是你个人的建议，则不想去，因为此事难办；而蒋身边说话的人又太多，若不能给予信任，恐一事无成……王世杰说，这件事蒋本人已提出过两次，是点名让你去的，当时也有人推荐端木恺 ，蒋没有表态，洪兰友则是自告奋勇，但黄少谷（时为蒋介石办公室秘书主任，作者注）不赞成，恐陈诚也不愿意，因为对于民主人士，洪未必有办法。所以，蒋想让你去 。王世杰嘱咐雷震事先拟一计划，“俟召见时面呈，俾有所确定，今后可照此进行”。有关雷震赴香港慰问这件事，马之骕有如下评述：
可见蒋对此事早已胸有成竹，非雷震莫属了。一方面对雷震信任有加，一方面也是“知人善用”，因蒋深知雷无论对民、青两党领袖人物及素倡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均有旧交，认为此行必能达成任务，至于端木恺办事能力有余，但其系属孙科，恐怕“靠不住”，所以不采纳。洪兰友系属“CC”，心思也很稠密，但其对党外人士关系不够，亦难成事，不过他既然自动请命，将好作个人情，所以嘱王世杰谓“去香港可多派一人，即洪兰友”，在蒋介石的心术来说，加派洪兰友也有监视雷震的作用，以防其“出轨”。
1月16日上午十点半，蒋介石约见雷震。“予将所拟意见呈阅，逐条解释后，并谓必须政府将方针确定后始能进行，总统谓可先去慰问，对予之书面意见谓可交改造会第五、六两组讨论，观渠之意思不欲由行政院来主持” 。雷震这次见蒋可说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他的意见并未能受到蒋介石的重视。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雪公（即王世杰，作者注）来电话，谓辞修（即陈诚，作者注）约定五时见面，到时少谷、雪公已在座，谈一小时许，对赴港任务交换意见。大意均以救护为目的，而不云团结，我真不知大家的用意所在。
如仅云救护，则失去意义甚大，予因辞修意见不明，予亦不便强调团结之意义……”1月29日，雷震又对王世杰说，“因一再听到总统、行政院长对香港之行，只云救护，不云团结，予深不解。予主张目前即不倡导联合阵线，最少亦应先铺下向此方向进行之道路。……应召开联合阵线会议，犹如总理北上之善后会议，汪精卫上台之国难会议及庐山会议，但在目前应先预备，到反攻时即开会，发表共同宣言……惟此事在党内意见应先统一，以免蹈过去政协会议之失败” 。王世杰虽然理解雷震主张团结民主人士的一番苦心，但身为“总统府”秘书长只有按照蒋的旨意行事，他无法回应雷震的这番话，只是嘱其此行“应绝对保密”。此间香港新闻界已有人传言，称国民党政府将派员来港组织大撤退，这在舆论上于国民党十分不利。
1月31日，雷震与洪兰友动身前往香港。
此次香港之行，前后三十天。雷、洪二人至3月4日返台，雷震在香港时东奔西走，可用“马不停蹄”来形容。香港之行，至少完成了三个任务：一，对流亡人士的慰问。以“总统府”和“行政院”开列的名单为主，雷震与各方人士进行接触与沟通，共计三百多人；二，调查“第三势力”的情况。这是国民党内部最为关切的一件事。其重点在“第三势力”的经费是否来自于美国？有哪些人参加？国民党原高级干部中又是哪些人？三，营救一般的拥蒋人士，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应当说，雷震基本上是在按照既定计划执行，当然也有一些题外之议。雷震归来后，将香港之行全经过写成一份详尽的报告，除上述内容外，其中还有青年党领袖左舜生等人所提的意见，即他们愿意到台湾来，但国民党必须“废除学校三民主义课程和军队党部”，并建言军队应属于“国家”所有。蒋介石看到这份报告之后，“当即震怒，认为雷震等不该接受党外人士的‘滥言’，如此报告，认为这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
于是怀疑雷震‘已中党外之毒’，靠不住了！所以就在心坎儿里先把雷震从‘忠榜’上除名，但仍留在门槛儿里以观后效。内心虽恨之入骨，但表面上仍若无其事，不为‘外人’所知。” 从马之骕这一段近乎于小说心理描写手法的叙述中，我们可知此次香港之行以后，雷震与蒋介石的关系已开始降温。雷震则认为自己的报告十分重要，尤其是“联合阵线”问题，实为国民党在日后企图“东山再起”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个报告在改造会上讨论时，“闻者甚感惊奇”，反对者之多，让雷震大惑不解，“可见一般改造委员，对外间要求简直未予考虑，终日闭门造车，情形殊为可怕”。其实，这些“改造委员”岂止是终日闭门造车，他们十分清楚在学校中开授三民主义课程以及军队中设立党部，均为蒋介石本人的意思，有谁敢反对呢？如“联合阵线”问题，唐纵 私下十分赞成雷震的意见，在会上则“措词闪烁”，莫衷一是。3月29日上午十时，雷震赴忠烈祠公祭，遇到了蒋经国。小蒋当即邀请雷震出去谈话。这是让雷震深感愤怒而又绝望的一次谈话，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录于兹：
上午十时至忠烈祠公祭，为节省汽油，坐蒋匀田车去。到后不久，遇到蒋经国，彼即邀予出去谈话，彼即开口说：“你们有个提案，要撤销军队党部是不是？”予答经不错，并云今日军队有政工人员，何必再来另一组织之党部。彼云：“你们是受了共产党的唆使，这是最反动的思想。”予正拟申辩，彼又谓：“这是最反动的思想，你们这批人，本党不知吃了多少亏，今日你们仍不觉悟，想来危害本党，……”又在谈话中间对学校之三民主义亦曾提出，但未强调。予云，军队有政工，尽可将本党一切由其灌输，彼云，就是要党部，并未提出理由。其态度如此无礼，出言如此不择词句，令人非常难过。回思予在港时，不知替他们辩了多少，如有人谓总理传子、总裁传子；又谓政治部写信请张强谈话，用奉主任谕字眼，张强未去，而同时召唤二人，另一人去后，被蒋经国大骂；又谓陈辞公受尽蒋经国之气。予不辞舌劳，多方为之辩护。不料彼今日以同一方法来对付我了，岂应以怨报德欤？
蒋经国在忠烈祠门外的“无礼之举”，让雷震始料未及。若干年后，宋英对马之骕说：“……那年雷先生在圆山忠烈祠，被蒋经国辱骂的事，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了，但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当时实在是非常难过。他在深夜和我讲经过时，已经是泪盈满眶！我记得他气呼呼地说：‘蒋经国这个小子真可恶，去年他还叫我雷伯伯的，今天他居然敢用这种态度对我，他看了我们的报告，说我是受共产党的唆使，还说我要造反，你说气人不气人？’我当时安慰他说：算了吧！把他当成畜生好了。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还不觉悟，还在胡作非为，简直不是人嘛！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何况你今天遇到畜生呢？……” 蒋经国之所以对雷震如此出言不逊，完全是因为此时蒋介石对雷震已大为满。而改造运动的真正目的，又是想要走一条更为专制的政治路线，所以蒋氏父子对党内自由派人士的态度已有了一个根本转变。
4月16日，在改造委员会圆山就职会议上，蒋介石当众对雷震等人“痛切申斥”，可见雷震的这份“香港报告” 确实刺激了当局脆弱的政治神经：
总裁致词时，对予及兰友转述港方人士之建议，请废止军队党部，而以政工人员代行军队政治教育及宣传三民主义之机构，予以痛切申斥，并责骂谓我等此等行动与匪谍及汉奸无异，为一种寡廉鲜耻之行为。一再责骂，最严厉者有以上数语，内容大都系责骂之辞。军队设党部一事，在行民主政治之国家，实不应有，究竟应否设立，见解可有不同，但予等自港返台，自应将港方意见反映出来，党部可不采用，但不必如此咒骂。总裁过去昭示党员，有话要向党部讲，不能对外发表，今对党部提出意见，又遭责骂，以后有意见亦不敢讲了，且对许多人提出此事，实无异将此事公开了。
第二天，雷震去洪兰友处，将蒋介石的讲话大致面告。在这一段时间里，雷震苦闷的心情在日记中常常见诸笔端，其中有“国家至此，个人又复何言？终日心绪不宁，所忧者今后如何回大陆，回大陆如何使政治走上轨道，而且施行民主政治？个人之荣辱事小，国家前途事大”之句。从这时起，雷、蒋二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破裂，尤其是当蒋经国作为权力核心中的重要人物浮出水面后，这位留学苏联十八年、深谙其斗争哲学的少公子“无论文斗、武斗、快斗、慢斗、轻斗、重斗，样样精通” ，与具有民主理念的国民党内部自由派人士实在是水火不相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