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中学校长到国策顾问
1926年3月，雷震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本科毕业后，旋即进入大学院随森口繁治教授研究宪法，只读了一个学期。由于日渐严重的失眠症，迫使他不得不接受朋友的劝告，采用“旅行治疗法”，暂时回到了国内。雷震原本想在年底即赶赴京都帝大继续自己的学业，母亲陈氏却以为既然大学已经毕业，大学院的研究课程并非天天上课，于是坚持让雷震过完了阴历年再走。就在此时，浙江省政府教育科出人意料地宣布雷震出任“浙江省第三中学校长”一职。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相继收复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省，成立了“革命政府”。
张静江为浙江省主席，委员中包括沈钧儒、沈定一等人；同时设有浙江省政治分会，代主席为蔡元培，韩宝华是政治分会委员之一。这时国民党刚刚掌权不久，大凡有着国民党背景的人自然就容易成为被委以重任的对象。后来雷震才知道，这是由于当年梅溪高等小学校校长韩宝华（时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工人部部长）推荐所致。当时省教育科长朱兆萃（1927年4月改为教育厅，蒋梦麟任厅长）是雷震在日本时的好友。在其校长人选问题上，韩、朱二人一拍即合。雷震是京都帝大的高材生，其入党介绍人又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和张继，凡此因缘种种，这一件看起来十分突兀的事情，却又在情理之中。1927年2月，雷震前往浙江省教育科（厅）接受了这一任命，此时想拒绝也不可能了。
2月16日，雷震走进湖州天宁巷自己的母校“浙江省第三中学”时，心情十分复杂。这次意外的任命，打乱了雷震所有的心绪，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一下子变得遥不可及，学业也因此而中断，不免感到有一种失落和不安。不过，雷震并没有打算在这里长期供职，他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一个中学校长，也不知道森口先生对自己的不辞而别将持何种态度。只是已决定不再返回日本，自己就必须正视这一现实。不过，这时的雷震却隐约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召唤正在等待着自己，虽一时无法说清是什么，却变得越来越更加清晰，湖州对他来说，其格局确实是太小了……果然，这一年底雷震辞去了浙江省第三中学校长一职，在戴季陶的举荐下进入国民政府法制局担任编审之职。这时国民政府已定都南京，许多法规制度亟需改革与创新，首任法制局长是王世杰。
当王世杰了解到雷震有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这一学历背景时，立即同意将他召至麾下。王世杰先后留学英国、法国，专门攻读宪法，其专长与雷震差不多，两人彼此相惜，十分投缘，公私之谊自此肇始。惟此时王世杰已是国民政府核心人物，雷震则需要小心谨慎行事，尽管这时从政的大门正在向他悄然打开，但他毕竟在各方面都很年轻，还有一段路要走。1928年冬，法制局并入立法院，雷震被戴季陶征召至考试院担任编辑局编撰一职，兼任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官。戴季陶此时是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十分器重雷震，命令这位年轻人起草《公务员任用法》 。雷震深感起草《公务员任用法》难度颇大，尤其是参考资料“在中国文献上则无法找到”，于是致函森口先生，请其代找日本文官任用制度范本。森口先生很快寄来日本现行文官任用的许多法规，并向京大图书馆借了一套三巨册的《官吏学》。雷震说，这“……对我研究此道，颇有资助” 。
雷震自进入法制局和考试院之后，其仕途十分畅达。1931年8月，雷震当选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候补执行委员，负责宣传工作；次年10月，又当选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1933年4月，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长，又调升雷震为教育部总务司司长；1935年，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雷震当选候补监察委员，兼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所属财政专门委员会委员；这一年，雷震筹资在家乡长安小学兴建可容纳三千余人的大礼堂，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1938年1月，随王世杰离开教育部，转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同年7月5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汪精卫为参议会议长，王世杰为秘书长，雷震为议事组主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董必武以及邓颖超、林伯渠等人被聘为参政委员，毛泽东因“公务缠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
参政会筹备期间，副秘书长一职由参政员周炳琳 兼任。周炳琳身任“西南联大”法学院院长，平时在昆明主持校务，并未去重庆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副秘书长工作实际上均由雷震一人代劳。“……此时的雷震是政通人和，一帆风顺。他在政治生涯中的发迹，就是从国民参政会开始的……” 这一段话是马之骕 先生后来说的，不无道理。1927年年底，雷震毅然离开湖州前往南京时，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校长；仅仅过了十年之后，就能够在国民参政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政治机构中挑起大梁，绝非一般人轻而易举就可做到的。雷震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的中国政坛崭露头角，既与他本人所学专业及个人才干不无关系，同时也不排除戴季陶、王世杰这样的政治人物之赏识和提携；但更重要的一点，无论是雷震本人的才干抑或戴季陶、王世杰等人慧眼识珠，都恰好与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的某种
需要（行宪准备与专门人才）有关或相适应，即所谓“时势出英雄”。事实上，雷震可能无法胜任一个中学校长，但在要政云集的“国民参政会”中，却找到了一个能使自己大显身手的绝好场所。
1940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宪政期成会，雷震出任秘书长，此后有关国家制宪的工作，雷震均为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1943年，雷震升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雷震连任中央监委。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简称“旧政协”），雷震任秘书长，负责协调各党派的意见。同年11月15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雷震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身份遴选“制宪国大”代表，兼任副秘书长一职；这次会议产生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亦称“政协宪草”。1949年4月，国民政府扩大各党派参与组阁，张群为行政院长，雷震任不管部政务委员。1948年5月，翁文灏组建行宪后第一任内阁，仍为不管部政务委员。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雷震前往上海担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顾问一职。同年8月，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在台北草山成立，雷震为设计委员会委员。不久，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策顾问”。至此，雷震从一名普通的中学校长，自1927年进入国民政府法制局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段云谲波诡的历史风云际会之中，很快成为国民党高层核心人物之一，颇有点飞黄腾达的意味。
二，“各党各派”之誉
自从跟随王世杰进入国民参政会后，雷震的政治人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议事组长虽是一个事务性的官员，但在先后两任秘书长王世杰、邵力子 均无暇过问国民参政会具体事务时，雷震成了国民参政会实际上的大管家。1946年雷震出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这是同级职务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工作。雷震办事一向认真仔细，能力突出且善于巧妙周旋，受到蒋介石、王世杰等人的高度信任，同时也因工作之需与国民党以外的各党派人士频繁接触，进而成为他们的朋友，在当时获得一个“各党各派”之誉。
这一期间，雷震与青年党李璜 、左舜生 ；国社党（民社党前身）的张君劢 ；职教社的黄炎培 ，乡治社的梁漱溟 等，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从黄炎培“国民参政会日记”中可以知道，雷震当时与中共代表有频繁的接触。1945年2月8日夜，周恩来、王若飞、王昆仑等人在参政会与王世杰、雷震等人讨论国共两党的团结问题；同年4月7日，王世杰、雷震设宴为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等人饯行；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参政会秘书处也曾设宴招待 。而蒋介石本人，每当在政治上意欲寻求与各党派之间的合作时，常常会利用雷震这一特殊管道，由他单线向各党派传递自己的意图。杨毓滋 在一篇文章中透露：“抗战胜利……这期间有政治协商、制宪国大、及行宪后的政府改组，一时之间，朝野接触频繁。
儆寰兄当时负责政府方面的传言人，最高当局凡是有咨商于民、青两党或君劢先生者，类多由其沟通协调，故儆寰兄每仆仆于京（指南京，作者注）沪道上，无分昼夜，有时在君劢先生所居上海范围内，即于沙发上和衣而睡……”雷震与各党派人士关系密切，除责任心强之外，更主要是能做到不偏不倚，真诚倾听，甚至仗义执言。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第二天，日军进攻香港。由重庆派往香港迎救有关要员的飞机，发生了接运孔祥熙之妻宋蔼龄宠物狗的咄咄怪事，引发了西南联大的一次学潮。这件事本与张君劢无关，可蒋介石听信他人诬告，将张软禁在重庆南岸汪山。张先生胞弟张公权时为交通部长，也无法解救。1943年，雷震听说内情后，挺身而出，亲自前往汪山予以证实，回来后据理力争，终使张君劢恢复自由，从此成了莫逆之交。不过，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将雷震与各党派之间的这种友善关系，贬抑为“党性不强”，认为雷震总是在帮这些人说话。但对于雷震来说，这恰恰符合他本人的民主政治理念，只有站在“在野党”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无疑才是双方相互合作与信任的先决条件。
雷震以其归国学人身份投身政治，与有着“学而优则仕”传统的其他知识分子从政经历有所不同。如王世杰、蒋廷黻 等人，他们都是在获得相当学术成就之后才进入政界的。而雷震从一开始直接介入到中国现实政治的运作之中，其中固然不乏一些机缘与巧合，但最终的选择还是出于个人的政治理念，也符合他本人的志向与所学。雷震与左翼和右翼知识分子都能保持着一种彼此融洽的关系，这或许与他的往历背景不无关系。
在法制局服务期间，雷震就结识了杭立武 、周鲠生 等人；在教育部总务司长任内，与蒋梦麟 、胡适、傅斯年 、李济 等人多有接触；在国民参政会期间，与周炳琳、罗隆基 、梁实秋等人交往甚密……1941年11月23日，诸参政员与蒋介石会餐时，雷震原本安排罗隆基坐在蒋介石身旁，以便交谈。后因陈布雷临时调整，才被调至席末。此事说明雷震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关系也相当不错。抗战期间，雷震兼任川康建设协进会主任秘书，参与筹备“工矿银行”、“工矿建设公司”，并代表官方任其董事，在商界中也有许多朋友。“这些人际网络多在其供职国民参政会期间建立，人际网络有助于他了解各方意见与工作进展，还有知识的吸收。故供职国民参政会，对雷震一生而言，是相当重要的经历。”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一直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关注。
雷震对国民党派系斗争素无好感，曾劝说陈立夫与张群、孙科、王世杰、陈诚、朱家骅等人搞好关系，强调只有加强团结，“则局势尚有可为”，否则必败。雷震一生交游广阔，朋友遍及各党各派，从未与任何一派发生过冲突，也未介入任何一次派系纷争，这在国民党内部还是少见的。由于雷震与王世杰的关系密切，王被划入“政学系” ，雷震又曾在张群主掌行政院时担任过政务委员，事实上很难脱“政学系”色彩，至少也是一个亲政学系的人物。但雷震本人则不同意这个说法：“我做了三十七年有半的国民党党员，对党虽无贡献，也未靠党吃饭，在党内始终是独往独来，未参加任何派系的活动，纵然无益于党，也未为害于党。
”国民参政会之前，雷震所接触的人物大都为党内要政，如陈立夫、洪兰友、钱新之等人。抗战时期，国民党面对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局面，为了团结一切可用的力量，并表示其尊重态度，遂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只是由于国民党在参政会中占多数优势，与各党派的矛盾十分突出，这都是基本的事实。雷震此时身为议事组主任、副秘书长及至秘书长，必须倾听各方的意见，并协调解决各党派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包括对国民党与政府的批评和指责。至于广交朋友这一点，从某种角度来看，完全可视为雷震本人对推动实现民主宪政这一信念的自觉行为，雷震这样说过：“国民党中央党部从未命我做任何拉拢各党派或注意党派活动的工作，也未给我一点经费，我和他们应酬，完全是自掏腰包，我在参政会工作十余年，除了一点国难薪和配给外未领一文特别费，参政会的预算编得很紧，用钱非常节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