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在学校的最后一天清晨，李佳毅在黄风公园湖旁的长椅上为我算了一笔账。他告诉我，从报到那天开始算，三百六十六天，一个闰年过去了。“一月十三日，”他掐着手指说，“黄教授也只在科防院待过一百二十二天。”我的三分之一。真不明白他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尽管逗留时间如此短暂，黄教授却仿佛和时间赛跑一般追求过系里半数以上的女孩。自然没有人会接受他的求爱，习惯性的挫败像吸毒的快感一样吸引着他，拒绝后的每一次他都企盼着下一回的出师大捷。
开学第一天他就摆明了自己来科防院的目的。那时他趴在桌前四十度角斜看着旁边的女生。课上过半时，他坐直身体问道：“喂？你家哪的？”
“我？”那女孩指了指自己，说，“沈阳的”。
“好地方啊。”黄教授赞叹道，“二战时候小日本第一个占领的就是东北。”
“哦。”她不理解这能说明好在哪里，抬起头继续听课。
他皱着眉苦思了一会，拍拍她：“沈阳那个，你挺漂亮的。”
她瞪大眼睛望着教授，吓得说不出话。
“以前没人说过你漂亮？”
她嘟着嘴回忆道：“我妈同事这么夸过我。”
“有男朋友没呀？”教授凑近些低声问。
“干嘛？我没恋过爱。”
“找个机会谈一次吧，不然人生就有缺憾了。”
“没觉得缺什么。”她摇摇头，“我过得挺好的呀。”
“算了，”他下定决心道，“为了让你体验一下爱情的美妙，我配合一下，当你男朋友好了。”
“我不认识你。你可别逗我了。我跟你说，我不恋爱的。”
“不想恋爱？你有月经没有？”
“你真无聊。”
“按道理说你应该到了思春的年纪啊。”
“去死吧你！”她捡起桌上的书拍到他脸上，走出了教室。
我那天正和李佳毅在后排玩炸飞机，一个黑影从我们面前闪过。下课后我们跑过去问教授怎么回事。
“我说我要手淫，借她胸用一下，谁知道没摸几下她就忍不住了。”他一脸无辜地解释。
李佳毅听后沉思道：“这是天大的事情，她应该配合到底才是。”
“她叫什么呀？“我问。
黄教授拿下刚才草帽一样盖在他头顶的书，翻开扉页说：“一个道士名字——马裴阳。”
想一想在夜袭事件发生之前的三个月里我和马裴阳也只说过那么几次话。第一次还是开学不久的一个中午，她推开我们宿舍门问政委的房间在哪里。
“我带你去吧，”黄教授从床上跳起来，“你一孤身女子在这里逛很危险的。”
“跟他走就安全多了。”李佳毅笑眯眯地附合。
“让小武带你去吧。”我提议道，“小武，起床！”
那时小武还在午睡，他从床上爬起来，只穿着短裤在地上走了一圈找湿毛巾。突然他觉得有些不对，回到床头戴上眼镜，问道：“刚才跑出去的是谁呀？”
“一个美女，”李佳毅憋住笑说，“你把人家吓跑了。”
后来，李佳毅常说这是他见过的最傻的女孩。此言不虚，有一次马裴阳问我李佳毅和杨柳郁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总看见他们两个在一起，”她说，“杨柳郁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吗？”
“他们是未婚夫妇。”我跟她说，“两家从小就指腹为婚的。”
“啊？”她惊讶道，“什么时候了，还在童养媳？”
“你没看见他们家长每次都是一起来的吗？一个是婆婆，一个是岳，两家是世交，你别往外说。”
“那她男朋友怎么办呀？”
“丈夫是丈夫，男朋友是男朋友，李佳毅当然理解这一点。”
十月份北京下了一个月的雨。以前好不容易才飘升到半空中的黄沙又无奈地被雨水拍落回土里。最后一场雨夹杂着冰珠从天空袭来。我们在七街的凉亭候雨，雨势稍停好多人就跑回了学校。我说回到宿舍还不如站在这里好好看雨。珠帘一样的雨水使得他们远去的背景模糊成一片。我掏出火机打了几次点起一支烟。远处有一个将衣服撑在头顶的身影像张开双翅的大鸟向这里靠近。我低头看看，脚下积满了雨水。
“你怎跟个门神似的在这发呆？”来的人是马裴阳。
我没说话，看雨滴顺着手臂从指甲流下来。她拧干上衣的雨水，自言自语地抱怨着。
两个人安静了一会地问我：“你们宿舍每晚熄灯后就是讨论第二天怎么整人吗？”
“什么？”我问。
“没有一个人说过老实话，连你也是。他们是表兄妹，根本不是什么指腹为婚。”
“那是我记错了。”
她一定会觉得我很无趣。转过身她看了一会雨，用手指梳了梳头发，说：“你今天怎么了？一声不吭的。”
“不知道，”我说，“可能有点难过。昨天二楼宿舍又有两个男生退学了。”
“回去干嘛？”
“复读吧，我也想离开这里了。算上这两个，开学到现在已经有一半的新生退学了。”
“那这些朋友怎么办呀？好不容易才认识的。”
“他们不是也有他们的生活吗？朋友到哪都可以认识的。”
她看了看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前年秋天我刚到科防院报到的当天，就和我父亲说我不喜欢这个学校。那天下午我父亲说他会留在这里办理退学手续，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现在便离开。乘车到火车站我买好夜车的票后给我母亲通了个电话。
“回来干什么呢？”我母亲在长春不安地问，“还要读高三吗？”
我抓着话筒说不出话。我车站广场人来人往，不时有人从我身边擦过。
“读下去吧，”她说，“再怎么说也是学校。能让你受多大的苦呢？”
我解释说，我只是不愿意在这种没意义的地方浪费四年。“到毕业时我都过二十三岁了。”我不知道应该再说什么了。我右边有个女人在用家乡话对着电话喊叫。我看着她时她做了一个抱歉的微笑。我想得到如果今晚坐了一夜的火车在清晨到家，我母亲会满面愁容却强装坚忍的样子。她是不是也会像这个女人一样对着我父亲喊叫？那我爸爸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宇琪不想读，再说那学校也确实怪不好的。通常都是这样，往日强硬的父亲在关键问题上会表现异常的软弱。
“宇琪？”我妈妈在电话里唤我。
“我回学校去了，妈。”我放下电话，看看天色，走出了电话亭。
那一年秋天是我第一次到北京。走在大街上上令我觉得此时这里并不比长春暖和多少。我沿着长安街一路前行，到了王府井挑了一块手表带给我父亲。从商店出来，有两个女人拉着我诉苦，说她们钱包丢了，无处可去，能不能凑些钱给她们。“我们现在只想回家。”年纪大些的女人说。
“不单是你们，”我抽出十块钱给她，“在北京的外地人都想回家。”
“留个地址吧，”她说，“我知道你不一定缺这点钱，我们回家联系你，至少让你们相信，不是每个要钱的人都在欺骗。”
我留了个长春的地址给她们。新年前后我跟家里人在电话里提及了此事。我妈妈怪我太傻。他们从没收到过什么感谢的信。“可能是她们忘了吧。”我父亲接过电话说。
那张车票最终没有退掉，我父亲把它改签到第二天一个人回去了。临上车前我把表塞到他的包里，说本应该在北京玩两天再走的。
“有什么好玩的？”他说，“哪来玩的心思？”
通往火车站的长途车每十五分钟有一辆，两辆车过去了我父亲也没有上。我们坐在路边望着天桥没说话。他告诉我要是哪一天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就问问去年这时候在干什么，“这样你就能用心做点事情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一年后我离开学校，再没有和父母联系过。有时候夜里我就数着秒针想念往昔。后来李佳毅告诉我，同黄教授的妈妈一样，我父亲也曾来过学校找我。不同的是那天他没有过夜，找不到我当天就回去了。那应该是他第二次来北京，也没有去四处逛逛。我想他对这个城市的印象不会好的。
前年秋天落叶一般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然后埋在冬天的雪里不见踪影。圣诞前夕我对张跳跳说写完一部小说就会远离这里。那一年冬天她留在国内，偶尔她会打电话问我进展如何。我说写了开头就不幸地生病了，每夜都会止不住地咳醒，看看表，继续睡觉，等着下次把我咳醒。
“去年冬天我们因为要高考加晚自习，每天我们都会堆一个雪人到了深夜才回家。”我说。
“什么？”她问，“你要想想明年冬天你会在哪里？”
是啊，明年我会干什么呢？我捂着话筒咳起来。
她问我这次写的是什么。
“谁闯进了女寝407。”我回答她。
“什么？”她笑起来，“好像很不通俗的样子嘛。”
“其实不是一定要写这个。”我有些尴尬地解释。“主要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闯进了女寝407。”
“什么？”她又一次对我回的电话感到迷惑。
“我是想，写着写着就能找到这个人是谁了。”
去年的一月二十日，石青萍被带走的第三天，一直到放假前的五天里，我们时常在食堂花整个下午来探讨是谁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每一次马裴阳都会买四杯可乐，可她自己的那杯要用吸管不停搅动，直到里面的气泡全都溢出为止。几个小时的谈话过于无聊，以至于我都开始怀疑我们不是为了讨论而是以消磨时光为目的才聚到一起的。
“怎么能说是影响了我们呢？”杨柳郁质疑道，“我觉得主要是改变了石云睫的生活。”
“谁能说清楚如果没有闯进宿舍的那个人，我们现在又会是什么样子呢？”马裴阳摇着可乐说。在她的幻想之下，她认为夜袭者应该是一个孤独自闭而且满腹忧伤的男孩子。“这样他天天跑到女生宿舍看别人睡觉就是为了寻找一种平静的气氛。”
“平静到要偷吃一个半的苹果？”李佳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