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挺可怜的。”龟仙站起来问我们谁卡里有钱。
“我没钱，”我说，“你是猪吗？吃了又吃。”
“我给她带一份！”他有点生气了，“人家一天没吃东西了。”
新年前一天的夜里他妈妈跑进来把我激动地摇醒了。小武的电脑那时还开着。在微弱光亮中我坐起身问她怎么了。
“秋彤回来了。”她说，“我刚才睡觉就听见有人在屋子里翻东西。门一关我就醒了，等我跑到走廊，人都没了。”
“不会吧，可能是您想太多了，做的梦吧。”小武穿好衣服，开门坐到我们这边说。
“几件衣服，”我说，“当时装不下了。我说你先回去，改明儿我给你寄过去。他说不用，留在这谁冷谁穿好了。再就没什么值钱东西，应该不会回来拿。”
他还在北京。这孩子学习不差，就是皮。光高中就上过俩学校。他来的路上我跟他说，他要是在大学再被开除就别回家。他没应声。我当时就后悔了。这孩子在家不多说话，你说什么他都听着。他能不能因为我这一句就不回来了呀？
“他没钱呀。”我说。
“我就不该多说这一句。就是他不跟我回家，让我知道他在哪送点钱给他也行啊。”
“不是已经死了吗？”龟仙一上来就插嘴。
“你丫真衰。”我说，“刚才干吗去了？看着王秋彤了吗？”
“买烟去了。他回来啦？”
“不一定，不过阿姨说，好像有人去他宿舍了。”
“是我，”他说，“我过去翻翻有没有烟。”
“以后不能再睡了，”走到门口她说，“不然他回来看着我又跑掉了。”
那天夜里她像鬼魂一般在走廊里飘来荡去的。此后她似乎真没睡过。无论是谁都没有见到今天她什么时候躺下来过。为此龟仙甚至偷偷在她的饭菜里融出了两片安眠药。然而依然没有用，一入夜她就跟受到神灵召呼似的漂浮到走廊里游荡。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捉迷藏，等藏好的小孩一个个被找出来后，总会有那么一个两个始终不出现。于是一大帮孩子就双手拢起小喇叭状放在嘴边喊：“谁谁谁，快出来，我们看到你啦！”许久有个小脑袋从楼上的窗口探出头来：“嘿嘿，我回家吃饭啦！”要是有一天我们也并排站在雪地上一起喊：“王秋彤，出来吧。”他就真的能应声出现，就算是给我们一个哭笑的答案，那么所有的痛苦和悲伤，将随着这冰雪，在春天到来时一起化掉。
三十那天我们一觉睡到午后，天空飘起细雪。我们跑到外面踢了一会球。一会雪越来越大，球躲到白雪里一时让我们找不到了。龟仙兴奋地叫举办堆雪人比赛。三个人只有我出生在北方，从小玩雪玩惯了的。我让他们合力堆，我自己堆一个，看哪个快。新雪不冷，很粘，很快我就滚成了一大一小两个雪球。大的作身子，我把小球放在上面当脑袋。之后我去食堂要了点黄瓜片做五官。大功告成时他们还在乎身子。
“他逼雪人把足球吃进去啦。”小武指着圆圆的肚子冲我喊。
我脱掉上衣帮他们滚一个小雪球，搬到了身子上。
“宇琪，你看，你儿子不愿意啦。”小武看着那个受冷落的雪人喊。
果真那雪人被风吹后显露出要哭的表情。我拍了拍它的头，将它的脸修成笑脸，又撒些细沙在上面当头发。
“这个女孩，头发长的。”龟仙抓起更多的细沙撒在他的雪人上。
“搞清楚点，”我说，“到底你俩谁的是女儿？”
“黄教授告诉我们，谁的孩子要问雪人妈妈。”
小武问他妈妈现在在哪里。
“可能在窗户看我们吧。”
我们向宿舍楼望去，谁也看不清到底有没有人站在那房的窗后。但我们都知道看三个孩子堆雪人的感受。一阵雪吹过来龟仙仰躺到雪地上，大声嚷嚷要是他妈她也在看就好了。傍晚龟仙道出了十多天来的心愿——包饺子。我提醒他我们一没有煤灶二没有锅三没有面粉。王秋彤的妈妈说请大家去吃年夜饭。龟仙听后最为积极，像个牧羊人一样一路小跑把我们带到了那家烤鸭店。
吃饭前龟仙煞有介事地多要了一套餐具和椅子摆好。小武对他努努嘴。他还是不明白，大声说：“今天给王秋彤也留一份，作为纪念。”
“大家还没Have Died呢！”因为他妈妈的缘故，我避讳了“死”这个字。
“啊，不好意思，阿姨。”他拍拍头自罚了一杯。
“不说这个，今天过年，就说开心的。”他妈妈说谢谢大家这些天对她的照顾。
我们没照顾她，不知道怎么照顾。沉静了一会小武说一等开学就发动同学一起在北京找。
我说秋彤不小了，生活也能独立，应该没多大困难。
“就是，”龟仙附知道，“怎么说他也是军校出来的。”
他妈妈忽然激动起来，酒水呛到了鼻子里。她背过身咳了几下，转过来时脸上已经哭成了一片。
龟仙说王秋彤人挺好的，也不赌博。“他还借过我钱呢。临走时我还欠他五百没还上。阿姨，以前我跟他是朋友，以后跟你也是朋友。这钱我不还他也得还你。”
“都是小孩子，提什么钱？”他妈妈挥手叫他别想了。
那年夏天北京市区不准放烟花。他们指定了几个郊区燃放点。大兴区是最近的一个。十点过后一打一打的北京人不在家好好过年，装了一年的爆竹跑来放烟花。阿姨要给钱让我们也去买些回来。我们拒绝她的好意，像鉴赏家一般冷静地看着沿街绚丽的烟火。每个人给家人拨了电话。我父母正在爷爷家里团聚。我说我最终还是没买到车票，在北京过年了。我父亲很生气，说了一句“你明天就是爬也得给我爬回长春来”。二十个月过去了，李佳毅告诉我走之后我父亲也曾来学校找过我。不过父亲不像王秋彤的母亲那样伤心，至少他不愿让人看到他的伤心。在白天的寻访未果后，他没再多留一天，当晚便仿佛一头愤怒的公牛，挤进T60次列车回家了。我想起同样没回家的那个给张跳跳做插画的女孩。不知她腹中的孩子生了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打电话给跳跳想从她那要号码。响了几下是她妈妈接的。
我说新年快乐，“我是跳跳的朋友，我和您在北京见过的。”
“同喜同喜，”她记起我了，“她回新加坡了。”
她一个人在国外过年，看来我比她好多了。
晚几个小时跳跳又打电话给我了，她问打电话的是你吗。
“说起来还是第一次接国际电话。”
“我几乎是天天，”她笑了，“过年没回家吗？”
我摇摇头，随即想起来她根本看不到，说，“没回，你那边和北京有时差吗？”
“没，一起过年啊。你现在学校怎么样？”
“其实我也说不清了，以前是极度讨厌。不过见到和经历了一些不平常的事情，感觉也不一样了。”
“那就是喜欢上了？”
“除了这儿的一个女孩让我有这种感觉，还不算喜欢这里。”
王秋彤的妈妈在科防院做了十天的幽灵，初七那天坐车回乌鲁木齐了。走之前她把那大包留了下来，那些都是他的衣服。她说等有机会见到他就让他穿着。想想有些过意不去，迫于政委的压力，我们在开学后的一次扫除中将这些扔掉了。
她妈妈走后我像个神经病似的写封信送到邮局又跑回学校问那封信到没有，初九小武放下英语，又开始准备计算机二级的考试。
“这些学校都没讲过，”我说，“你过得了？”
“我知道，”他放下书说，“就是学校什么都没讲，我就更不想在这混四年。”
“看书好，”龟仙玩着游戏说，“用不着电脑。”
一个假期他已全无生物钟可言。每天醒来便开机，直到挺不下去才上床睡觉。终于用到了电脑坏了的那一天。他拍了拍机器，避开小武的目光，一声不响地坐回床前。睡了一个下午他起身问我今天是几号。
“二月二十五号。”我说。
“正月十五，”小武说，“今天元宵节。”
“年过去了？”他跟个恐惧中的孩子似的张望四周，叫道，“我再也没机会回家了。”
接着继续睡过去了，也许没睡着。我那章书还没有读完他就从被子里钻出来，嚷嚷：“我们喝酒去吧。”
算算距开学也不远了，钱还能过得去。我们出去找了一家小店。有那么一种人去喝酒就是为了找醉。几杯下去，他就在座位上摇起来。“你说，黄教授因为什么被开除？”他说。
“仔细想想，都是可说大可说小的错。”我说。
“你说，下一个学校开谁？”他指着说，“你，还有你，就轮不到我。”
“你喝醉了。”小武劝道。
“开谁也不敢开我，知道为什么吗？”
“你丫喝大了。”我说。
“没有！”为了证明没事，他又喝了一杯，“因为我家没给钱，没交今年学费，学校要是开我今年学费就别想要了。”
“那学校让你上学？”小武问。
“给政委送了一千。他办成的特困生贷款。我家穷，真穷。”他头向下俯去，“我爸就一农民，你说他容易吗？年年看日头吃饭，连上学钱都拿不起，还得给人家摇一千块。”
“那你就不该赌。”小武责怪他。
他硬生生坐直，伸手抽了自己一耳光：“我再乱花一分钱，就不是人。”
“醉了，醉了！”结了账，把他架出去。
一出饭店他就狂奔起来，我抓着外套在月光下一路追去。站在无人的街上他失声痛哭起来。然后他冲着马路撒尿。
“你丫尾马还露在外边呢。”我提醒他。
他蹦着提好裤子要往台球室跑。刚炸完球，他就爬上台把球拨进袋里，硬说自己是一杆收的。他在案上跳了几下，老板就过来叫我们把这朋友弄走。我连说对不起，逮住龟仙，和小武合力把他背回了宿舍。
要不是他喘气我们还真以为他死了。一觉醒来他仿佛陌生人一般看着我们，仍旧问出那句话：
“今天几号了。”
“二月二十七日，”小武说，“不到十天就开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