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大地
心灵在冬天仿佛沉湎太久，当银杏树绿茸茸的细枝从窗子外伸到面前时，我心里暖融融的，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你该到大地上去散散步！”带着遥远的亲人的嘱咐，我真的浑身跌进了春天。我知道，这刚染上绿的银杏不过是大地呈现的一角。窗外，已是阳光明媚，万物复苏。平原、山川、河流、树木……杂乱无章，实则又秩序井然地涌动，安详、平和、美丽得像一只硕大的器皿，默默地盛载着一切美和不美的事物，其中的生命像一条条小鱼，健康、活泼地跳动、扩张着。
大地，重复的寂静，无以言说。“三岁伢，走天边，走到胡子白艳艳，问问还有几多路，还有三万搭八千。”小时候，外婆曾教过我一首歌谣，它说明了大地没有尽头，更深深地培养了我的大地情结。无论是赤脚，还是穿着温暖的布鞋或锃亮的皮鞋，只要双脚一踏上大地，我都会感觉到大地的坚实和平稳，感觉到幸福的自由自在。有人认为，心灵比大地更为宽阔，但心灵的边边角角总会呈现于内心，甚至可以触摸。唯有大地的边边角角，人们纵然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全部收进视野里。说是走遍千山万水，但依然有一株草、一朵花陌生着，让人无法亲近。
大地一般都在早晨苏醒。没有人迹的时分，大地纯净如花。草叶上滚动着一夜喜悦或忧伤的泪珠，空气里氤氲着无色无香的地气和白雾。即便季节变换，大地露出一层浅霜或干脆就铺满一层白雪，也使人神清气爽，眼睛分外明亮，感受大地每一寸肌肤所展露出来的气息。特别是春天，远离城市的乡村，池塘里的白鹅、麻鸭活蹦乱跳，叫唤着，杏花红，菜花黄，桃花灼灼，黑瓦土墙，散落的水田像明镜一样透亮，人家屋顶上的袅袅炊烟，像是大地耸立的一只只温柔的耳朵。
第一个行走在大地上的人是幸福的。现在，我陡然明白了小时候我为什么总舍近求远地离家，跑到外婆家住上一夜，第二天又和一些同学从外婆家上学的原因——那是一个孩子对大地的好奇、天生的敬意以及本能。知道这一点，我感到欣喜。由于远，我在外婆家总是起得很早，随便吃点，就背起书包上学。那时，太阳常常没有出山，走在大地上，太阳露出红红的一点，大地上的一切事物也在一点点地显露：这里一树桃花，那里一树杏花；这里青草一片，那里果实累累……容易遇见的倒是一些早起驮着粪筐拾粪，或者挑一副沉重的担子匆匆赶路的人。他们没有闲心，脸上的表情紧张而满足。“一日之计在于晨。”在大地上，他们是最无奈也是最懂生活的人。那样的早晨，露珠在为他们润足，鲜花在为他们饯行——当然，在他们的行走中，我也渐渐体会到烈日、狂风、暴雨和寒雪。春种秋收，起早摸黑，他们一年四季地忙碌，贪婪地攫取大地该付给他们的起码的工钱，汗水布满了大地。但往往还是事与愿违，因为生活的繁荣与衰落，就像童话里的世界，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无法主宰大地的他们，就像一个世家弟子，身经没落却无能为力。但活着，还得为新的一年在大地上耕耘啊！诗人叶赛宁说：“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可他们绝不是一个“过”字了得，他们在大地上永劫不复，劳作一生。
记得刚从县城到繁华的京城，有一天，我还在为一个叫“大地”的车站名，捧着地图册到处寻找，很想知道那个叫“大地”的地方是什么模样。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徒劳的寻找。它就如同“我们到大地上去散散步”一样，已经深刻地表明我们已不是一个与大地贴得很近的人了。很多的日子，我们干的是背叛大地的行径。我们这些现代文明的同谋者，用钢筋混凝土扩展各种建筑物，倾倒垃圾和污秽，我们霸占了鲜花和青草的生长空间，残害了鱼儿和鸟儿飞翔的生命……我们也很艰辛，艰辛地干着，拒绝大地的回声。这种代价，正如梭罗所说的：“花了一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赚钱，为了在最不宝贵的一部分时间享受。”远离大地追求幸福，幸福却在我们手中一天天地被我们碾碎。我们在大地上只过一生，是诗意的，也是无奈的，到底还是触及了哈姆莱特的那句千古名问：“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人只有一生，是报答大地，还是残酷地掠夺大地？
事实上，我是一个真正脱离大地很久的人了。由于左腿的骨折，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以至于撑着拐杖才能在大地上蹒跚两步。当一个人不能真正行走时，他就感觉到了大地的遥不可及……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和朋友走进一座樱花盛开的公园，但我的行走，亦如樱花的风中舞蹈。平生第一次与大地这么接触，我的内心泛起了难言的忧伤，觉得地上的一切都变得缥缈起来……只是，我的骨头尚能恢复，可是大地的“骨头”能够痊愈吗？
被拯救的人
在医院里，当我被医生留下来不让出去的一刹那，我的心底掠过了一丝绝望。我不仅仅感受到一种被囚禁的滋味，而且从那一刻起，我感觉我再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毁灭从心灵开始，终于肉体；而肉体的不再完整，却苦于心灵。医生说：“你得动手术！”听到这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话语，我就在一种“不能在大地上行走”这个简单而又巨大的事实面前忍受煎熬。测体温、量血压、抽血……医生和护士们就像一个个技术娴熟的工人，为一个新的工程上马，认真而又漫不经心地准备着。她们微笑着，每次走到我的面前，都像一朵移动的花朵，仿佛与我商量这朵花，在什么时候开放最为绚丽？
“怎么弄骨折了？”总不断地有人善良地询问。而我的回答，连我自己也越发地糊涂。“双脚跳跃到下一个水泥台阶，脚崴了。”这么简单，也这么让我羞于启齿。“这是劫数！”倒是病房里的同类，既为我，也可能为他们自己打圆场。这时，我逐一打量起他们：满眼的伤腿伤脚、伤手伤身子的同类项们，一个个躺在床上呻吟或作一脸痛苦状。一床是在商场的水泥地上摔坏了脚的，二床是交通事故中撞坏了腿的，三床是几年前被汽车撞断腿后，又来重新开刀的，四床是在一家商店拉架被打断了手的，五床是外地的一个民工，从工地上的一个二层楼上跌了下来……一个个横七竖八地躺着，看那架势，整个病房就像集中了一些断腿断脚，缺胳膊少腿的桌子、椅子的一家木工房，等待一个高明的木匠师傅修理。而那已“修理”过的，或固定螺丝，或缠上厚厚的绷带，白白的晃眼，成为病房里一道最为凄凉的风景。我明白，我也是这中间的一件过时的旧家具了。是什么呢？一张破桌子，还是一把椅子？当我在护士小姐的督促下，穿起那长条的病号服时，我觉得我被一股汹涌的海水淹没着。我成了一个叫“六”的符号。
躺在病床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胡思乱想。记得健康时，我还真的想得个机会生个不大不小、不痛不痒的病，好好地在医院里静养、看书。但眼前的事实却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进进出出的医生、护士、家属……洁白的墙、洁白的床单、无声流动的药液、充斥鼻腔的消毒液和福尔马林的气味。医生们例行的检查，护士们不厌其烦地量体温、打针，朋友们送来鲜花和补品，还有不停的电话、信息问候声。霎时，我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包围着、感动着。但到了夜间，听到病房里的呻吟声、叫唤声、梦呓声，我却感觉自己像被丢在了一间废置了很久的荒园子里，并且不知道要在这废园子里待多久，心灵也只能在里面吟叫。那真是一种生命的无可奈何！生命是强大的，强大的肉体有时能撑起一座江山、一条河流；但生命又是脆弱的，脆弱得就像一件瓷器，一张易折的家具。“人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会觉得，你就是父母精心打造的一个生命的瓷器，但你还是不小心碰坏了一角，你成了一个需要被别人小心呵护，要被修理，被拯救的人——我像小时候一拳砸坏二叔家的玻璃镜子的坏小子，不知所措，只知道深深地内疚了。
不知道受到伤害的灵与肉，哪一个更容易被拯救？然而，直至出院，我也没想明白。也许，人从开始懂事的那天起，或多或少都在被别人伤害和不小心地伤害着别人，无法分离的灵与肉，使谁也无法找到一个清晰的答案。于是，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个拖着受伤的心或满目疮痍地在大地上游荡的生灵。四号床的小伙子成天躺在床上，为那打架的双方都不愿支付医药费而百思不得其解。他像祥林嫂一样不停地唠叨：“好心讨不到好报，我是干什么？”我很相信，他在肉体受到伤害的同时，他的灵魂也受到了戕害。而躺在他对面的三号床的，两年前的一次交通事故也使他至今不能释怀，因为他在当地医院做了手术后，就成了一个瘸子。他这一次来动手术的目的简单而明确，就是要让他那条腿延伸，行走如常人。他是河北沧州的一个农民。他说：“你不知道，我在村里走，一颠一晃的，招来的全是异样的眼光，像刺一样地扎得我浑身难受，不懂事的娃娃还经常跟在我后面，嚷着‘跛子跛，擦洋火’。”他所有的自尊都被逼到一个无法再退的角落。甚至女儿交的一个男友，听说未来的岳父是个跛子，也溜之大吉。因此，他土里寻，地里刨，攒了一些钱，咬咬牙，还是来做手术。经过检查，医生说他要想延伸大腿，手术必须要做两次。他答应了。全病房，只有他是最乐观的，甚至他还为我的小手术不屑一顾，说：“那算得了什么？一咬牙就过去了！”他的情绪感染着我，让我心怀感激。
在一个早上，一大群朋友把我送进了手术室。由于半身麻醉，躺在手术台上，我的头脑异常清晰。先是觉得自己像是一只瘦弱的小动物被绑上了，接着我就听到了手术刀嗞嗞的金属声，仿佛还有一阵木锯的声音随着木屑纷纷扬扬，然后，我就听到那“木匠”拍拍我的肩膀说了声：“好了！”“被拯救的人，从此不再完整。”我慨叹着。静养了一段时间，当我能拄着拐杖在窗前眺望时，我感觉我的骨节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就在我做完手术的一个星期后，四号病床也做了手术。那天，他的女儿来看他。我发觉，他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一进病房，像一只小鸟一样飞到他的身旁。同时，我也看到那正在痛苦中的父亲，望着女儿的眼光特别迷人。我清楚，那是亲情，也是一束捍卫自己人性的尊严之光。
和谁上天堂
詹姆斯·范·普拉格的《与天堂对话》里有这样一个情节：那天午饭过后，所有的孩子都朝教室走去。他刚刚放下瑜伽熊午饭盒，他的老师万里克太太走进了教室。他与老师的目光一相遇，突然感觉一种悲哀的情绪溢满了全身。于是，他走到老师的面前说：“一切都会好的，约翰摔断了腿！”老师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很不高兴地说：“你在说什么？”他还是回答道：“约翰被汽车撞了，不过，他还好，只是摔断了腿。”这下，老师突然脸色变得煞白，尖叫着跑出了教室。但是第二天情况果然得到了证实，老师的儿子约翰真的摔坏了腿。老师对他说：“你是一个特殊的人！”普拉格认为，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也是第一次知道他有“通灵”的功能。
在希腊神话里，通灵就是意味着“关于灵魂”的。对此，普拉格深信不疑，并一生都在为通灵的存在而努力。我的左脚骨折以后，面对许多朋友关切的询问，我认真地叙述了一次那天的情形：那天，我正在一位朋友处玩，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话。然而我在地下室里，由于信号不好，当时并没有看到。出了地下室，打开手机，发现原来是从未给我打过电话的母亲打来的。母亲并没有特别的事，只是叫我“注意身体”，但我却一个劲地想回去。脚开刀后，回到老家疗养，一位朋友当着母亲的面竟将那天的事给说出来了。没想到，母亲一听这话，情绪一下子低落了下去，连声说，再也不给我打电话了。弄得我惴惴不安，再没有勇气询问母亲那天是不是真有什么预感了。母亲为我的骨折已经偷偷流过好几次泪了，她说：“你长到这么大，也没有受过什么皮肉之苦，就我一个电话……”母亲认为我的这场小灾难与她有关，满脸歉疚——当然，我没有理由纠缠是否有通灵的存在，我只相信母子情深。
问题是普拉格竟然还与天堂对话！说起天堂，恐怕也是我们接触最多，也是最为神圣和不可捉摸的字眼。“天堂者，无忧无虑之家园也。”画家吴冠中先生曾说，他终于有一天到了那“天堂”。遥遥望去，那江中“茂林一片，密叶覆盖，不见枝条与小鸟，大失所望，时值风雨交加，于是找来小舟，打伞划向江中天堂。钻入垂枝密叶，将爬上岛之岸，鸟们惊觉灾祸降临，振翅猛飞逃命，一阵骚乱，天堂顿失”……在他眼里，这便是天堂。普拉格自称能与天堂对话，但他所叙述的天堂也耐人寻味。他说，天堂是相对于我们物质世界的另外一个世界。而且，尽管那个世界的景象和声音更为生动，更为多彩，但还是与我们物质世界一样，有相似的景象。天堂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在花园里散步，可以骑自行车漫游，也可以划船漂流。实际上，既然我们获得了这个权利，我们在天堂里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人一旦到了天堂，一个魂灵可能对过去的生活进行回顾，看看自己在世时本不应该做的事情。
一个通灵者与一位艺术家关于天堂的“认识”，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通灵者所说的更像是一座教堂，一座接受忏悔者的教堂。其实到底什么是天堂，只有抵达了天堂里的人才能说得清，然而，抵达天堂的人由于幸福的流连，已永不返回。而未见天堂的人只能永远依靠幻想。人类总爱问，天堂的路有多远，人离天堂有多近。这就像爱吃糖果的孩子，总是问卖糖果的商店在哪儿一样。我认为，听着“天堂兄弟”的音乐，就是上天堂；双脚无法接触大地，大地就是天堂。这样的天堂，你必须有一双出自天堂的灵魂和眼睛，并像使用双手一样地使用她。那你就会看到健康活泼的走动的男人，就是一棵绿树，女人就是一瓣花，而无数的生灵也都是叶的颤动，水的颤动，生命的颤动……那样，你面前的椅子、门都像是一个个美丽的静物，一切都散发着强大而流水般的生命力，人间本就是天堂啊！
那么剩下的是“与谁上天堂”的问题了！美丽的天堂该有美丽的灵魂吧？可普拉格认为，天堂中也有不同的层次，我们在地球上生活时用自己的言行和思想创造了什么层次，我们就能去天堂的什么层次。看来，他的“天堂”学说，依然包含对人精神品质的审视，“与谁上天堂”的这个命题依然成立。肉体没有贵贱之别，但灵魂却有高尚与卑劣之分。人可以腰圆膀阔，也可以瘦小如猴；可以大腹便便，也可以隽朗清秀……他们都渴望灵魂洁白无瑕，神圣无比。但试想，充斥你身旁的是吸毒者、战争狂、淫荡的女人……他们也依然会以他们的思想和层次进入，这和人世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人类所做的，只能还是与谁上天堂的事了。“肉体停止的地方，灵魂前进了；玫瑰停止的地方，芳香前进了。”曾几何时，我们在教人清净无为，教人从善如流，教人脱胎换骨。实际上这不是一群对天堂充满想象的人，想着和他进天堂的也一个个纯洁灵魂，流芳千古？这就像一位灵魂高贵的朋友，希望他的朋友也像他一样善良无私、心有灵犀一样。我们在大地上只过一生，更多的是为了上天堂。那么，我们何不在大地上，为上天堂做充足的准备？说到底，天堂还是一个人的集合地啊！
至于我，有人说无米无盐、无油无柴也能与我上天堂，我就心满意足了。
写作，找我回家的路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的写作是为了寻求语言阅读和表达的愉悦，这种接近和正在接近的体验，使我痛苦又喜欢。”我觉得，这依然是我目前的生命状态。但是，这当然仅仅是停留在写作上的，因为它只是关系到语言、阅读和表达，也仅仅只表明我对语言的认知与和谐的关系。一个寻找语言的流浪者，本质上还在流浪。在生活与语言的漫漫长路上，语言甚至已使他的灵魂更加痛苦。当写作真的根植到了我的骨髓里，成为我生活的一种方式时，我实际上已不断地对写作本身的意义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你是一个作家？”做手术那天，当我躺在手术台上时，护士小姐十分友好而善良地找我说话，企图缓解我对手术的紧张和疼痛，我心里当时也掠过一丝虚荣。但很快，这种虚荣就像他们给我注射的半身麻醉药一样，让我一半痛苦，一半麻木。其实，写作对于我和我的同道们来说，是一件与利益毫不沾边的事，它不能给我们带来健康、权力、金钱以及其他什么。相反，因为写作，我们往往自己沉浸在自己制造的语言村庄自得其乐，而与现实社会相隔得太久太远，仿佛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真的陡然将你放上蓝天，你就会显得局促不安，不知所措，甚至连翅膀也不知如何展开。
乡关何处，家园何在？人类，确信无疑都要返回一个魂灵的家园。这家园，不单是一个离开故土的人对故乡的眷念和怀想。因为大地上——实际上有山有水的地方，人们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园。只不过那里没有你熟悉的树木、河流和池塘……但转念一想，纵然是故乡，哪里又还有旧时的模样？不也有“哪里黄土不埋人”，心安之处即故乡的说法吗？那么多的乡愁流涌成一条江，一条河，但那乡愁，实际上都是一种精神的释放，是一个个精神浪子在寻找一块块灵魂安生的栖息地啊！关山重重，长亭复短亭，只是魂灵的家园比现世的家园更为遥远和渺茫罢了。但尽管如此，人们在返回自己灵魂的家园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不断地怀想。写作者使用语言，语言是他飞翔的翅膀，更多的依然是他心灵的磨难。
记起我小时候的一次“想家”。那时，我才十二三岁。有一次，我与我的大姑到姑奶奶家去。玩了几天之后，不知什么缘故，我突然想家了！告诉大人，大人们当然不同意，姑奶奶更是坚决挽留。无奈，那天黄昏，我一个人偷偷地走上了回家的路。穿过很长的田野，我到了清亮亮的大沙河。其时远山如黛，炊烟四起，夕阳映照在大沙河上，河水里洒满的斑斑红晕，像是跳动的一条条红鲤。河岸竹叶婆娑，一团绿云。卷起裤腿，我走在清凉的河里，突然被这景色迷住了——以致上了河岸，我还坐在那里静静观看。一个少年对自然的感受敏感而忘我，时间随着河水在悄悄流逝。我不知道看了多长时间，才想起回家的事。然而，由于这一耽搁，我再也无法在天黑之前到家了。结果晚上我只好在离家五里地的一户陌生人家借宿了。第二天早晨回家后，我发觉我的“回家”并没有什么激动和充足的理由。倒是事隔多年，我却每每忘不掉大沙河的那一抹黄昏……“大沙河的黄昏”让一个少年的灵魂得以“安生”，而借宿的那户人家，只是让一个少年的肉体得以“安顿”。现在想起来，我发觉这里面竟有两个“元素”起了作用，而回家只成了一个“借口”。可见人的精神安歇是与生俱来的，人们要说回家，只不过在“走”回家的路。
大地连绵起伏，一望无边，其中的道路充满了无数可能。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实际上通往家园的路唯有一条。所以，人们寻找故乡，并没有几个能真正地归于故乡，只是在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对于真正的生命者，即便他身在故乡，他照样有寻找家园之感，不安分的灵魂为心中的“秘密家园”而永不超生。千里迢迢，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或一路顺畅，也并不都是为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而还是为了他们心中那关于家园的梦想。梦想不可触摸，就像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生就将那块巨石推向山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不懈地推着。故乡，在这块石头里得到隐喻，至于像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那也仅是一种被世俗张扬的虚荣。对于一个皇帝，他真正魂灵的家园，他也无法言说。更多寻求故乡的人都在路上。在路上。
我也算是一个在外漂泊很久的人了。对于我来说，离故乡的距离实际上不过是一张火车票或飞机票的路程。然而，当我在家乡被当成了“客人”，在京城又被当成了“外省人”时，我一直陷于找不到故乡的尴尬中，发觉我的灵魂已经无处安歇。于是，只有面对洁白的稿纸或电脑时，我仿佛才找到一条通往家园的蹊径，才得以满心的喜悦。所以，对于我和我许多的同道来说，我想，大地是坚实的，天堂是虚幻的，而家园永远是其中的一个巨大的诱惑。因此，我说写作对于我来说，是找我回家的路。
2003年5月13日，北京东城区和平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