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深夜，我又推门出来，看见院子里果然没有人了，那柄亮亮的叉子和那杆红缨枪靠在一起，立在窗户下，像是一对兄弟。满树的梨花开了，庞大，肥嫩，开得急迫而又从容。我站在树下，想起了数年前在日本居住时的情景，常常也是我一个人，也是满树的雪白。我们的这个民族是个病态的民族，而隐藏在樱花深处的那个民族则更甚，满街响着木屐的声音，想到街上走走，路又不认识。窗外的树声，如家乡田野上抖动的高粱，青蓝的天空，好像家乡六月里广茫茫的原野。他们的生活一点自由也没有，人人都工作得像鬼一样，所有的房子都像是空的，歌声是没有的，哭笑声好像也没有，一到夜里，房子都黑了，灯光关在板窗里。
有一天，董家的那个六七岁的孩子突然不见了。
第二天，有人在梁上的一个土洞里发现了那个孩子，已经死了，脸上是灰白的，脖子是青紫色的。我听了，心里不禁一惊，听到有嘡嘡的锣声在心里响起。
案子很快就破了，杀害孩子的人是邓长顺，我的担心得到了暗合。邓长顺很快就被执行了死刑。
又有一天，我在丹霞河边遇到了正在那里洗衣裳的施金兰，我本不想问什么，但在她的身边坐了一会儿后，还是忍不住问了。我问施金兰，邓长顺为什么要那样做？施金兰说，他其实什么都明白，可就是觉得咽不下那口气。你后来没见过他，整个人瘦得像一根柴禾，脸上只剩下两个眼睛还在骨碌碌地转。
这年冬天，我离开丹霞村，随同大批干部进了城。一路上看见一些光秃秃的树，不知是死了还是活着，看见白色的鸭鹅和进城的部队，马匹在铁道旁边吃草。车过一个小站，看见窗外平地上隆起很多坟墓，远处有乌鸦和奇怪的大鸟飞着。
转眼梨花又开了，上一年梨花开的时候，我还在丹霞，住在董卓然的院子里，今年梨花再开的时候却不是了。我住的地方没有梨花，须走过一大片平房的院落才能看见，在雾里，梨树隐隐地发着白色。我住的地方有一棵不知是什么树，常有黑红的东西从树上垂下来，垂的高度和人的身高差不多，有人从树下走过时，那东西又悠的一下提上去了；也有来不及提上去的，或是人在下面走得过快，会碰到人的额头或颧骨。我问附近的一位婆婆，婆婆回答说，“是吊死鬼儿”。从来也没有走近前仔细看过，自打从婆婆那里得知它的真名实姓后，就越发不敢再过去了，至今都不知它长得是何等面目。
一个叫小郑的年轻人来通知我去开会，在一个阔大的礼堂里，我去时已坐满了人，放眼望去，竟没有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人。礼堂里嗡嗡的，看见很多人都在兴奋地说话，又用手比画着，却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别人彼此都是熟识的，只有我是生的。
我问旁边的一个跷着二郎腿的男人：“为什么还不开会呢？”
他用眼睛白了我一下，说：“领导们还没来，我们开什么呢？”
我又问：“领导在哪里呢？”
“在后台。”他说，“先开小会，小会完了才能出来开大会。”说着，奇怪地看了我一眼。问我：“你是从国统区来的吧？”
我想告诉他，我不是从他说的那个地方来的，可是，他已不听我说什么了，已坐得板正笔直，两眼望着主席台上了。那上面不知何时已有了一排人，坐成一条直线，仿佛木匠用大号的墨斗拉出的一条黑线。我忽然看见叶放坐在其中，她隔过去几个人，又忽然看见商英……尽是些让我惊讶的人。叶放作为领导，坐在那上面，我不奇怪，她本来就是那样的人。可是，商英难道也是了么？
开过会几天以后，又是那个叫小郑的年轻人，拿来一张表格让我填写。他说，先把自己的志愿写出来，上面会尽可能地根据每个人的志愿安排工作。我填了创作。
此后几十天无有下文。再见到那个叫小郑的年轻人时，他说，您那个还没有消息。我问他，所有的人都没有消息么？他说，大多数人都有了结果。我没有再问他，因为他说他已不再干跑腿的事了。
夏季里的最后一天，我被通知到图书资料室工作。
我来之前，图书资料室已有了三个女人，一个在织毛衣，另外两个在翻书。一个月以后，两个在织毛衣，只剩下一个还在翻书。两三个月以后，三个都在织毛衣了。没有仔细注意过她们所织的毛衣的颜色，印象中好像有黑的，灰的或红的。那个叫孙中华的女人，时常把半件或毛衣抱在胸前，远远看去，像是抱着一只兔子或鸽子。
有一天，无聊至极，我一个人跑到北海去坐了两个钟头。
近来又恢复了夜里害怕的毛病，惊醒之后就是不间歇地咳嗽，咳嗽过后，反倒不再骇怕什么了。一个人躺在黑暗的屋子里想着，就算是鬼来了，真的走到我的床前，也定能够与之从容面对，直到最后使其悻悻离去。
想起一张画，也许是一个梦，一个小孩睡在檐下，从旁边来了的大概是她的母亲，在栅栏外肩着大镰刀的大概是她的父亲，那屋檐下方块的石头的廊道，那远处微红的晚天，那茅草的屋檐，屋檐下开着的格窗，那孩子的小腿，真是好啊！看到那小孩就像看到了我自己，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样的。
C先生某一天突然来到资料室，他也是那天开会坐在台上的领导人之一，他上楼来找一种资料，推开门，看见我坐在冷冷清清的三楼修补一本旧书，C先生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告诉他我就是在这里工作，他听后大吃一惊，当即就说要调我到出版社去，我拒绝了。不知道我这一生为什么总是拒绝？三楼没有椅子，也无法请他坐，C先生就那样站着，突然骂起了叶放。骂了几句，又突然问我读了叶放的那本《曙光》没有？《曙光》目前正广受赞扬，除了瞎子，眼睛本身不作主，看过的人实在太多，大家都说好。C先生愤愤地说，没有灵魂。可是，我倒不这么看，我却认为《曙光》也是有它自己的灵魂的，那灵魂自始至终透着两个字：讨巧。一路山山水水地过来，她的意思也非常的明显、昭然。不过，我并没有对C先生说这些。看见他，我猛然想起了十几年前的一个上海的傍晚，C先生匆匆地来了，拿出两瓶胃药让我转交给周先生，之后，他又匆匆地离去，搭船去了香港。我没有提起这些，他好像也早把那一切全都忘了。
重阳日，饮了他们的菊花酒，吃了他们的菊花糕，与老裴，秀梅夫妇各谈话一个多小时，原以为这是一个美满的家庭，原以为这是一对没有缝隙的夫妻，却不料他们彼此也都有各自的痛苦。我真是奇怪，谁家都是这样，这真是个发疯的社会！女人在恋爱的时候，总是会昏了头，忘了民族，忘了国家，不顾一切地直奔那个人的怀抱，组成家庭后却又是这样，回想当初的一路狂奔，犹如猪羊直奔屠户门……
时常在报纸上看到二先生的文章，全都是些不疼不痒的东西，我真怀疑他写这些东西仅仅是为了一周的米钱或酱钱，或是别的什么。政府号召节约，他就写节约，写豆腐如何比肉好吃，豆腐的若干种烧法，油煎不如水煮等等。说起苍蝇不好，不讲卫生，他就能把苍蝇的三姑六婆，十八代祖宗全都考证出来，证明它们这一族从来就是坏的，自打从进化成苍蝇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做过一件好事。谈到建设，他竖起大拇指称赞钢铁和大烟囱，钢铁是多么的伟大，有力，大烟囱是多么好看美丽，雄伟，壮观，仿佛他本人竖起的那个大拇指就是一个大烟囱。黄包车消失了，他和写黄包车如何的不好，如何的跟不上时代的潮流，都是平等的人，为何你拉我坐？三十年前他断不会这样写。如今他抛却了一切的情调和趣味，重在强调作用，强调有用，合辙，与时代合辙。隔一段时间，还要在文章中把他的兄弟请出来，为他着色，为他上光，我顶反感他这一点，做人何以如此？
于今，文学于我而言，早已是一个残缺颓败，模糊不清的旧梦，且愈退愈远，愈远愈浅。可是，文学于他二先生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但他有办法能让它变成一种混饭吃的营生，这就是他。
我曾在那一带远远地徘徊过，但没有去看过他，原本就不是去看他的。
星期六从饭馆里出来，竟没有跌倒，回想着吃下去的东西，竟有一种服毒的感觉。
看见一个黄头发的女人从旁边走过，忽然想起了玛丽亚，小时候住在我们后街上的一个白俄女子，肥胖，贪吃，喜欢一个人跳舞，其实更喜欢有人带着她跳，因为没有人带着她跳，所以只能一个人跳。祖父常问她：“玛丽亚，为什么要到我们国家来呢？”玛丽亚就学着街上那些妇人们的样子，把嘴一撇，说：“混饭吃呗！在哪里不一样？在哪里不是吃了睡，睡了吃？”祖父的胡子笑得翘了起来。这话其实是她那当马车夫的父亲常挂在嘴边的，她也是听来的。玛丽亚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得了肺病，想回去没有回成。我第一次听说肺病就是从她那里知道的，感觉是一块黑硬的锈了的铁皮，微卷着，每夜都会有一些蚂蚁似的碎渣掉下来，这就是我对于肺病的概念和印象，至今犹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也无有人强加于我，完全是我一个人想象，整理成那样的。
又是一个灰蒙蒙的午后，我用一块蓝布包了两本刊物和几十页原稿，到城外的官道上去烧。
烧前，先写了他的名字。
刊物是几年前的刊物，里面有我的两个短篇小说，都是在他逝世以后的几年间写的，他当然没有看过，想烧给他让他看看，看看我有无长进？说来又伤心，写好的原稿也想烧给他，让他改改。
想说“往后恐怕不能够多写，甚至再写了”又不敢说出口。
刊物冒起青烟和白烟，火着起来的时候，眼里的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官道上没有人，漆黑的燕子似的纸灰载着我的思念和绝望向灰蒙蒙的远处飞去。
这年冬天的时候，我的肺病加重了。未知玛丽亚当年是否有这样的感觉，我的感觉是那块黑硬的锈了的铁皮又重新出现在我的身体里了，微卷着，不知被谁狠狠地用力敲了一下，我疼得要命，感觉无数蚂蚁似的碎渣在那重重的一击下纷纷扬扬地掉落了下来。
我蜷伏在床上，屋里没有别的声音，能够微微地看清一些轮廓，窗帘、椅子，我的那口跟着我南来北往的旧皮箱。茶壶为什么没有叫起来呢？我分明看见里面的水早就冒了气，是一个冬日的黄昏，我靠在祖父的膝前，祖父拉拉我的小辫，又摸摸我的头，说：
“快快长吧，长大了就好了。”
我想告诉祖父的是，大是早就大了，好却几乎从未有过。
一闭上眼，又看见蜂子和蝴蝶在后院里不知疲倦地飞着，绿草，白云，玫瑰树香得让人躺在它的下面直打瞌睡。刚想睡一会儿，又听见两个叫油子在吵架，都躲在那绿草里吵，谁也不先跳出来。我慢慢地将一只手从眼睛上移开，仔细地瞄了一会儿，我断定在金百合的下面有一只，我是从金百合颤动的样子上推断出来的，另一只却不知躲在哪里，看了半天也始终猜不出它的准确位置。我掏出我的小洋刀在就近的地上掘着，想起母亲死的时候，人说她以后就不会再回来了，我却不能够懂得，用小洋刀和母亲换算以后，才终于能够懂得了。我拿着小洋刀去问玛丽亚：“小洋刀丢了以后从此就不再回来了吧？”玛丽亚说：“那当然，那是肯定的，丢了就再没有了。”听玛丽亚一说，眼里的泪哗地一下就出来了。玛丽亚说：“哭什么，不是还在你的手里么？”我不是哭小洋刀，是哭母亲，终于明白她从此是真的不再回来了，尽管她对我很不好。草根被掘出来了，忽然听到墙外有人咳嗽了一声，赶忙把草根一埋好。青蓝的天空里没有一丝云彩，一些影子在墙上趴一会儿，又站起来走一会儿。
旧历年底的一天，我挣扎着出去了一趟，平时不长的一段路走了一个多钟头。我买了一棵酸白菜，准备给自己包一次酸菜饺子。乌鸦在光秃秃的树上站着，头顶上的电线在寒风里嗡嗡地响着。忽然想起十几年前在上海吃酸菜饺子时的情景，周先生吃完规定的数目后，举着筷子，问道：“我能再吃几个么？”
远处忽然有爆竹炸响，我像是被从梦中惊醒后一样，身上一阵寒冷。回到家门前，要上台阶的时候我却再也上不去了，抬起一只脚，试了几次都没有上去，我在台阶下站着，看着近在咫尺的家门，喘得越来越厉害了。想把那棵带着冰碴子的酸菜抱在前面，却没有提起来，觉得它重得如一块顽石。最后一次试着抬腿往上迈的时候，突然倒下了。
我就那样躺在台阶下面，从此再没有起来。
很久以后，陆陆续续地有几个人围了过来。
深夜，两名戴着口罩，身穿蓝色大褂的殡仪馆的工人把我抬走了。
没有一个人来送我，没有一声哭声，连一朵纸做的小花也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