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叔没有资格谈论女人，四叔这一辈子只和一个女人有过那种关系。是谁？看你问的，那还能是谁呢，当然是你四婶，不是她，又能是谁呢。有没有喜欢过别的女人？也许有过吧，不过，也就是当时在心里刮风一样刮那么一下，轻轻地扫地一样过那么一下，以后过去了也就永远地过去了，最多留下一些划痕。那时候总觉得日子还长着哩，却没有想到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长，等后来真正发现日子其实很短的时候，一切又都来不及了。那时候才突然醒悟到，人活着的时候，想做什么事就应该赶紧做，千万不要今天推明天，明年推后年，那样就完了，一那样就完了，以为总会有时间的，其实已经没有了，过了当时那个时候，一切就都不再是那么回事了，很多东西都会变呢，你不变，但是你周围的一切都在一天一天地变呢。事实上你也在变呢，哪有不变的道理，只不过这种事没有在别人的身上看到的那么直接那么明显那么刺眼罢了。
最早的时候，有人对我说过，说女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别看白天的时候一人一个样，有的趾高气扬，有的可怜巴巴的，等黑了灯以后，其实都是一样的。我忘了这是谁对我说的了，他是随口说说的，说完就没事了，但这句话却害我不浅哩！有好多年，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这句话都在像慢性毒药一样深深地毒害着我，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像是埋在我身上的一根刺，发作期贯穿了我的一生。我是这么想的，既然女人都是一样的，那一个人一辈子有一个不就行了么，不就够了么，是不是？上天造一个男人，再造一个女人，不会让你单蹦一个在这世上蹦跶。你再去琢磨别的女人，那就是隔墙窃取，就像戴玉一样，不管好赖全都要，贪多嚼不烂。这样一想以后，就觉得除了配给你的那一个，别的女人就都与你无关了。
年轻的时候，不大想女人啊男人呀什么的那些事，想的更多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我当然信了，不信我还费那么大劲干什么呢？至今我都坚信不疑。我相信不是那个事业本身有问题，而是一代一代的人有问题。
是的，我就是这么看的。觉得你四叔傻，是么？
戴玉后来常去公社告我的状，说我的坏话。我能想出来，就像他当年在张区长的面前说文玉一样，说来说去，终于把个文玉给说没了。我呢，总是不想和他多碰撞，一来是年龄比他小，二来总觉得自己当干部与他当年的提携有关，觉得人不能没有良心，任何时候都要记住别人对你的好，尤其是在你年轻的时候，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十件事，哪怕只有一件是好的，那也应该记住。不能像有的人那样，你为他做一百件事，九十九件都做得很好，只有一件没有做成或做好，他也会因为这一件事而对你不满，甚至会记恨你一生，全不记得那九十九件。我是这么想的，但戴玉却不这么想，我也是后来才慢慢知道的，我在不知不觉中竟成了他最大最危险的敌人，这让我吃惊不小。我想，怎么会成了这样呢，究竟是在哪一步上出了问题？这些恶草一样的东西究竟是从哪一年开始生长起来的呢？
一位本家的伯伯曾经对我说过，戴玉是把你当作他的一杆枪，一直觉得用的挺顺手，瞄准这个，又打到那个，后来他发现这杆枪的枪口有时候会突然掉过来，黑洞洞地对着他，瞄着他……本家伯伯的话把我说糊涂了。我仔细地想了好久，我没有对着他啊，也没有瞄过他呀。本家伯伯说，那他怎么会觉得危险呢？
公社的祝主任有一次在村里吃完饭以后，让我和戴玉陪他去河东的麻地里看一看。到了河东，到了麻地前，却并不看麻，而是对我和戴玉说：
“都说一个槽子前不能栓两头叫驴，我原来还不信，现在信了。你们两个要是一直都在又踢又咬，我就只有把你们分开了。”
我对祝主任说：“我们没有又踢又咬。”
祝主任又问戴玉：“你说呢？你说说看。”
戴玉说：“德龙说得对，我们没有又踢又咬。”
祝主任说：“真的是这样的么？那最好不过。那你们就给我好好地吃草，好好地喝水，不要给我找麻烦。”
我和戴玉都点点头。祝主任说：“来，我看着你们，两个人握握手。”
戴玉不想和我握手，他对祝主任说：“都是一个村里的，我们经常握呢。”
祝主任说：“经常握，还多余这一下么。”
在祝主任的注视下，我和戴玉握了一下手。我的感觉是不舒服极了，不知自己握住的是什么？我相信戴玉一定也有同感。
地里的青麻像湖水一样在起伏，碧波荡漾，白翎鸟就在那种一望无际的碧青色上面飞起飞落，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何方人氏，也没有人知道它们具体住在哪里，只知道天一黑，就再也看不见它们的踪影了。
祝主任默默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来，看着我和戴玉，对我们说：“遇到事情，互相让一让，就都过去了；不让，谁也过不去。”
我瞥了一眼戴玉，看见他的那张四方脸还是那种多年不变的酱紫色，就知道祝主任的话对他来说就像是从他的耳边刮过去的一阵风，一点儿也没有往他的心里去，甚至连一阵风都不如。这么一个人，不好给他灌输什么哩，即使捏住他的鼻子给他硬灌进去，他要是存心不要，也会想方设法给你吐出来；吐出来以后，他的那种憎恨之心会比没灌他之前还要更甚。我在心里说，祝主任啊，你还不如不灌他呢；有些人是能灌的，就像生了病往下灌药一样，灌下去以后，他一吸收，慢慢就好了，甚至很快就能见效，这样的人，他会心存感念，知道是在救他；而有些人是不能灌的，因为他打定主意不要，那你不是白灌么。
我心里很难过，乱糟糟的，不敢多想，也不敢往太远了想，不知道以后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想到和戴玉住在同一个村里，又都是村里主要的干部，差不多每天都得要和他见一面，有时甚至一整天都会在一起；想到两个人都冷着脸在一起商量事情，哪一句话不对了，顿时就会日爹操娘地争吵起来，我的心里就会不由地一阵阵地觉得发虚，愁绪如山，又如同破旧的棉絮一样，秋天里的麻一样，在我的心里卷成一个又一个的球，滚成一个又一个的蛋，顺着山坡滚啊滚，到了平地里还在不停地滚，滚得到处都是，在梦里也能见到呢。
我看见我和一个人在饲养场那个绿汪汪的大水坑里扭打在一起，当那个人转过脸来，用两只黏糊糊的手掐住我的脖子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人竟然不是一直对我心存芥蒂的杨秀秀，而是党支部书记戴玉……我惨痛地叫了一声，立即就沉了下去。……以后，又看见我在初九的晚上一个人走着，戴玉在后面追着用石头打我，走着走着，天上那个弯钩似的月亮忽然掉了下来，就在快到我的头顶上的时候，忽然又刷的一下变成了一把明晃晃的镰刀，闪闪亮亮地朝我的脖子上砍来。我听见噌的一声，我的头就被割下去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倒在了初九的月亮地里。连老天也在帮他哩！我哭着，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一遍一遍地把眼泪抹在袖子上。想找人说说，评评理，又觉得没地方去说理，也找不到人，满世界好像都没一个人。
那个时候，我想念张区长哩！是他教会我许多革命的道理。
你四婶经常问我，又梦见啥了，每天都是又哭又喊地醒来？我对她说，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的从未见过，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呢。我没有告诉她说我梦见戴玉了，也没有告诉她说我想念张区长。
好几年又过去了，再也没有工作组的一丝消息。自从那年冬天他们在村里吃完最后一顿饭走了以后，我再没有见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原以为第二年开春以后他们还会来呢，大家也都是这么估计的，连张区长都是那么认为的。在村里的时候，张区长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许多事情还没有开始呢。可是，还没等到开始，他们就被叫了回去，张区长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迷惑呢。他不甘心，又十分不明白，那情形，差不多就像是在熟睡中被突然叫醒一样，差不多就像是在梦游一样，迷迷糊糊地把行李背在身上，打开门，轻轻地走出去，叫上同伴们，沿着当初来时的方向一路走去，头顶上面是红得让人感到异样感到不安的绵延不绝的朝霞。
好几次去县里，我都去找过张区长，但一次也没有找见。我心里也觉得奇怪哩，就这么一个不大的小县，要找的人又都是有名有姓的人，都是县里的干部，怎么就会一直都找不见呢？要是你找的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无名氏，没有他的一丁点踪影和下落，那也还好理解，一直找不到也是正常的，问题是你找的不是一个那样的人。张区长是无名氏么？另外，当年和张区长一同来的组里的其他几个人也好像全都没有了下落。如果猜测说张区长有可能出了事，那么，其他那几个人难道也都正好不偏不倚地出了事么？我还记得他们当年临走前最后一个晚上围着大锅喝羊杂汤时的情景，每个人都满头大汗，由此我敢肯定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货真价实的真人，而不是什么来无影去无踪的异类，因为异类是不会出汗的，更没有那么多汗，更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没有异类的。
由此我又想起当年的那个冬日的早晨，张区长领着他们几个人上了路，村里也没有派人跟着去，本来已经提前套好的一挂马车也因为张区长的一再坚持而一动未动地停在河的对面。工作组朝前来送行的干部们，朝河东河西两边挥了挥手，就在满天朝霞的映照下走了。这一走，从此就再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谁也没有看见他们什么时候回到了县里，谁也没有看见他们在路上的情景，是在半路上拐了弯了么？
至今想起来，我心里都影影绰绰的，觉得有些阴森，觉得有些不太对劲。那么一群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呢？他们又能去哪里呢？
……
最后一次去寻找张区长是在一个冬天，村里有两名应征入伍的新兵要去县里集中，我去送他们。到了县里，把他们交给部队以后，我就没事了。看看天色还早，我想，好不容易来一趟县里，何不趁这个机会再去寻寻张区长呢，说不定这次一寻就寻见了呢，说不定以前那几次寻找都是方向不对哩；方向要是错了，你永远也不可能找见一个人，明明那人就在原地站着，你也和他碰不上，那就不能怨谁，只能怨你自己。这样想过之后，我就开始到处打听。
街上人不多。我边走边想，这么一个冷清清灰扑扑的县城，真不像是一个城哩，还不如有些大一点儿的村庄热闹哩。街上要甚没甚，临街的好多门窗都是关着的。偶尔能看见一条狗，像是身负着什么秘密的使命，贴着临街的墙下溜溜地跑过，尾巴下垂，明显地是不想招摇，只想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