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起了那张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忽然出现在门口的脸，有点儿扁平，有点儿灰白，在门口略作停留，匆匆地悬挂了一下后就刷的一下又不见了，尽管后来再没有出现，但我觉得它给我的心里带来了某种阴影。我没有把这些告诉老四，饱餐一顿后，他光顾着高兴了，丝毫没有注意到我在回去的路上与出来的时候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也许，在他看来，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那就是我们两个人都吃饱了，与来的那时候大不一样，尤其是他本人，精神很好，感到无比的充实，不再觉得自己是饿死鬼转世了。
走了一会儿，他小声而愉快地哼起了刚刚学会的苏区歌曲《送郎当红军》。
天地之间安静极了，整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都仿佛进入了一个寂静廖廓的梦里，这样的时候并不是很多。
……
我和老四是在快到学校门口的时候突然被捕的。
快到学校门口时，我们首先看到了大门口上方的那个大型的五角星，尽管黑夜让它暂时改变了颜色，但在我们的眼里它依然是鲜红的、最美丽的，能给无数人勇气和信念，以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然而，就在那时，苏区保卫局的几名战士突然从树后走出来，他们全副武装，清一色的短枪，枪上的保险像一张张嘴一样大张着。我见过其中的两个人，一个长着一张国字脸，一个是圆圆的娃娃脸，他们曾几次来学校执行任务，公开地，有时是秘密地，带走了一批又一批的人，都是连排以上的红军干部。此刻，他们站成扇形，风从树丛里穿过。很快，我和老四就都被绑了起来，随即又被用黑布蒙住了眼。
我就是在那时候与老四分开的，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在彭杨干部学校的门外，从此，我们再没有见过。
审讯是从第二天开始的。天不亮的时候我就被带了出去，有两个人在一间房子里坐着，他们首先问我昨天晚上到那个小饭馆里去干什么，我说是去吃饭。他们说，学校里难道没有饭么？红军的干部学校里会没有饭吃？听到他们这样问，我便老老实实地将昨天晚上的经过说了一遍，之后又进行自我批评，说明我们有自由散漫的倾向和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给伟大的红军丢脸，我说我会记住这次教训和错误。我认真地说着，却看见他们的脸上浮起一种十分诡异的笑容，我的心里忽然又悬了起来。看他们的神情，我隐约觉得我所说的那些他们并不感兴趣，好像并不是他们想要知道的。这样一来，我知道坏了，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他们到底想要问什么呢，想要知道什么呢？我低着头想了一会儿，忽然觉得吓了一跳，身上一发抖，手上和脚上的铁锁链都哗啦哗啦地响了起来。我想起了根据地正在开展的“肃反”运动，眼前不禁轰的一声，血光四溅……我想，不会说我也是AB团，改组派吧？要是那样，那就不是一般的纪律问题了。
果然，就像我所想的那样，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加入的AB团？”
听他们这样问，我的眼前又是轰的一声。我说：“没有，从来没有过。”
他们说:“很好，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每一个进来的人都会这么说。不说是吧？我们会让你说的。”
守候在门外的两个战士进来，在我的身上仔细地搜了一遍，没有搜到钱，也没有搜到别的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有一支自来水笔。从四川出来的时候，我的身上还有几百块大洋，紫英姐姐帮我把它们缝进一个细长的腰带一样的袋子里，我日夜缠在身上，一刻都不敢大意，跟着我一起出来的那一百多个弟兄都指望它们呢。后来，第一次见到程政委的时候，我就从腰里解下来，全部交给了程政委。我认为，一个人当了红军，身上是不应该有钱的，更不应该有什么私人财产，直觉告诉我，有那些是可耻的，更是反动的。正因为此，当我把那些钱交给程政委的时候，我的心里高兴极了，我知道尽管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却标志着我朝着革命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把钱交给了程政委，就是交给了党，交给了革命。老四也赞同我的行为，他说，你的义举将会在红军队伍中传为美谈。我立刻纠正他，告诉他说，那不叫义举，那叫革命精神，不会说话以后就不要乱说，把那些封建的腐朽没落的陈词滥调统统都给我咽回去，不要再说出来，免得丢人现眼，让人耻笑；又告诉他说，我们把钱上交，不是为了要让人传颂，而是在表明我们的革命的决心。老四说，我懂啰。
一位审讯干部对我说：“你必须得说，不说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蒙混过去。”又说，“辣椒水、老虎凳、竹签穿刺，你选一个吧。”
另一个人说:“他是四川人，让他喝辣椒水太便宜他了，等于请他吃饭呢。”
他们说，在我们这支部队里，有一条很粗的反革命脉络，贯穿得很长很深，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上自军长，下到班长，全部由AB团和改组派的敌特分子组成，不清除这些，红军就不可能真正战胜敌人，会一直吃败仗。我听了，惊得面无人色，照他们这样的说法，我们这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部队岂不成了一支国民党的队伍？那还革什么命呢，那还革谁的命呢？苏区的形势变成如今这样，我觉得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的。两个红军战士端来一碗辣椒水，一个捏住我的下颚，让我把嘴张开，另一个慢慢地端起碗，把一碗血红的辣椒水往我的嘴里灌。坐在椅子上的一个人提醒说，慢慢地倒，不要洒了，不要浪费了。又对另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人说，几大缸辣椒水都已经见底了，还得继续搞。
再睁开眼的时候，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到了牢房里。牢房里除了我，还有两个人，一个满脸胡子，另一个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他们都靠墙半坐着，看见我醒来后就不停地咳嗽、作呕，那个满脸胡子的人说：“喝辣椒水了吧？几碗？”
我一边咳嗽，一边朝他伸出一个指头。
“才一碗？”他有些不相信地看着我，摇了摇头。又说：“一定是看你长得白白嫩嫩的，手下留情啰。”
熟悉的乡音，溃烂的皮肉，让我一下就记住了这个满脸胡子的人，他姓曾，也是四川人，是红三十一团的一位营长，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叫宋小川，是红十八师周副师长的警卫员。第一次受审的时候，曾营长就被灌进去三碗辣椒水，所有的刑他都受过了。他说，在所有的刑罚里，喝辣椒水是最轻的，也是最好的。
那个叫宋小川的孩子靠墙坐着，一直都不说话，问时，才知道周副师长已经被执行了。
处决周师长的那一天，宋小川被押去陪绑，他看见除了周师长，还有好几位师长，但更多的是一些连长、营长、团长。“没数过，不知道有多少人。”宋小川说。当行刑队子弹上膛以后，周师长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要求，请求用刀，不要浪费子弹，留着子弹打敌人。于是就改用大刀和木棒。一位只剩下一条腿的师长对周师长抱怨说：“老周，为什么我们不能死得痛快一些？”周师长还没有来得及说话，一刀下去，已身首异处。
几个月来，已不知有多少人先后死去了，有的死在枪下，有的死在刀下，有的是被棍棒打死的。黄陂战役中的一位英雄，一位叫年孝英的团长，被打到八十多棒的时候，还能动，还能说话，打人的人也早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后来又换了一班行刑的，又打了八十多棒，年孝英团长才终于断了气。
曾营长问我：“老弟，AB团到底是个啥子东西嘛？”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曾营长说：“看来只有等到阴间去问阎王了。”想了一会儿，又说：“这事，阎王老子也未必晓得。”
据曾营长讲，我们所在的这间牢房里，一开始的时候一共关押着二三十个人，后来陆陆续续地都被带走了，走了也就走了，再没有一个回来的。只剩下曾营长和宋小川，至于他们两个人为什么还在，连他们本人也说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曾营长对我说，只是个时间问题，不是不走，是时候未到。
夜深以后，宋小川和曾营长先后都睡着了，只有我还醒着，我的嘴里、喉咙里、胃里和鼻腔里像是有火在燃烧。苏区的月光透过屋子上方的几根胳膊粗细的木头照进来，照在宋小川和曾营长的身上，宋小川的身体蜷缩在一起，看上去越发像个不大的孩子，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曾跟随已逝的周师长在鄂豫皖这块土地上征战了好几年。曾营长的身上到处是伤，从头到脚，很少能看到完好的地方。睡梦中，他突然发出一声细细的呻吟。一个那样的硬汉，突然发出那种细声的女人般的呻吟，一定是身上哪个地方的伤又在作痛。
我叫了一声“曾营长——”他没有回应。
我忽然想起了老四，不知他是否还活着，也许已经被处决了。自那天夜里在彭杨干部学校门外被蒙上眼睛后，我就再没有他的消息。我没有想到，也从来都没有想过，在学校东边的那个比一个螺丝壳大不了多少的小饭馆里吃的那顿饭竟是我们这一生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老四一定也没有想到。多年来，老四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愿意跟着你，你骂我我也愿意。”老四在成都没有家，很小的时候一直跟着哥哥嫂嫂，从十二三岁的时候起，就开始一直跟着我。我至今都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在武侯祠的外面，天上下着小雨，那时，他还留着一条辫子，穿着一件小小的灰色的旧袍子，看见我，只是笑。
我想起了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不知是在梦里还是在真实的夜里，我恍惚听见父亲对母亲说“这个娃儿好像是咱们前世的仇人……”母亲听了，好半天没有出声。后来，我都又快要睡着了，听见母亲说“他还小，再大一些就懂事了”。父亲既没有赞同母亲的话，也没有提出反对，给我的感觉好像他和母亲说的并不是一回事，也不是同一个人，而是各说各的，母亲说母亲的，他却是顺着他自己的思绪不住地往远处滑行，越滑越远。
听见父亲对母亲说：“你，我，咱们两个人，上一辈子不知是啥关系，先别管是啥关系，有一点肯定是一样的，那就是，你和我，咱们两人一定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到了这一辈子，你我成了夫妻，人家找过来了。”
母亲说:“自己的儿子，别说的那么吓人。”
父亲说：“吓人？就是这么回事，我敢说一定是这样的，是的，不然好多事情就都解释不通，越想越不明白。”
母亲说：“有什么事你觉得解释不通呢？”
“那就多了。”父亲说，“比方说，他那么样地折腾我们，变着法儿地折磨我们，我们却愿意让他折腾，心甘情愿地愿意让人家折磨，这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么？我经常在想，我们为啥那么愿意让他折磨折腾呢？有一阵子他没折磨我们，晚回来一会儿，我们还要心焦焦眼巴巴地惦记着人家，怎么还不回来呢？到哪里去了呢？会不会出什么事呀？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那样的一种心情。你给我说说，这是为啥？你要是能给我说出个道道来，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我就服了你。”
母亲说：“普天之下，谁家不是这样呢？”
父亲说：“那就正好说明都是前世的冤家。”
母亲说：“你真是这么看的么？”
“我也不想这么看，”父亲说，“可是不这么看不行，好多事情我解释不通，想不明白。远的不说，说近的。距离府衙门不远处有一个穷得叮当乱响的人，住在一棵白果树下，靠树枝树叶当屋顶，据说每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候连一顿都捞不着。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听衙门里的人讲，却匪夷所思地认了一个比他还要穷的老太婆作干妈，孝敬得比亲娘还要厉害……能仅仅用心好来解释这件事么？世上心好的人不只他一个，比他更好心的也有，为啥偏偏是他呢？冥冥之中必有一种东西在支配着他，告诉他必须要对那个人好，那就是他今生今世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做完那件事。南河边有一个女人，也是时常吃不上饭，却收留了几十只猫，宁可自己饿着，也要让那些猫吃饱，我觉得仅用善行是不能解释这些事情的，那中间一定暗藏着前因，我们只是不知道罢了，甚至连他们本人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只是觉得必须得那么做，就得那么做。”
……
月光像水一样漫过我的脸，我忽然想起一段小曲：
十三能饮酒，
十四会吸烟，
十五敢把洋人杀。
……
那说的是谁呢？就是我。烟是大烟，并非是寻常人吃的那种纸烟。
兰草幽静地生长着，藤萝密密地垂挂着，竹叶沙沙地响着，莲花嘭嘭地盛开着，父亲和母亲还在说话，我却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以后，我看到牢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躺在地上，曾营长和宋小川都不在了。
我从地上起来，活动了一会儿身体，又把曾营长和宋小川落在地上的两件衣裳捡了起来。我们三个人都没有行李，都是直接睡在地上，这倒也省事，人一走，也就没有什么了，省去不少麻烦。我在做那些的时候，想到曾营长和宋小川可能正在被重新审问或接受拷打，一次又一次的审问和拷打，让宋小川从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变得沉默寡言，身上增添了越来越多的木气，从他的那双惊慌而又失望的眼睛里能够看出，他不再相信任何的人和事物，我和曾营长说话的时候，他就坐在一旁安安静静地听着，从不插话；也有的时候不听我们说话，好像在想别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