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处理财富的方式就是在去世时将财产留作公共用途。如果一个人宁愿等到自己死后才希望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种方式不失为一种处置财富的手段。这种做法的结果显而易见，遗赠人并没有打算激励财富在自己去世后得到最佳运用。相关的例子并不少见，遗赠人的真正目标往往难以实现，真正的意愿也往往会被漠然处之。很多情况下，这些遗赠也只能成为他荒唐行为的纪念物。我们最好记住：花钱与赚钱一样需要高超的才能；唯有运用得当，财富才能真正对社会有益。另外，客观地说，那些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不会得到人们的赞美，等到死后才把财富留给社会也得不到社会的感谢。对于以这种方式留下大笔财富的人，人们自然会想到：如果他们能把财富带走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会留下一分钱。这种做法不可能给人们留下感激的怀念，因为他们的赠予一点也不优雅。这也难怪这种遗赠通常算不上什么真正的福音了。
对死后留下的巨额财产课收重税是个值得喝彩用的现象，这表明公众的观点正在发生着有益的变化。宾夕法尼亚现在对公民的遗产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当然也有一些例外。英国的议会也已经提出增加遗产税，而且，新税收采用的是累进税制，这点很重要。在所有的税收形式当中，这也许是最明智的。将这些财产用于公益对社会是有益的，应该让那些一生都在累积财富的人感觉到，他的财产来源于社会，那么社会以国家的名义应该享有的那一份也是理所当然的。征收沉重的遗产税，也是国家对自私的百万富翁的不值得尊重的人生的一种谴责。
每个国家都应该在这个方面迈着大步前进，这是人心所向。的确，国家很难限定富人在去世时将捐给公众多少遗产，但实行累进税制是必须的。中等财富不必课税，而大笔遗产则一定要尽快提高税率，直到百万富翁的积蓄就像夏洛克的那样，至少“其余的半数没入公库！”
这种政策能够激励富人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关注财富管理，社会对此也应该有足够的重视。因为，迄今为止，这种政策对人们是最富成效的。不用担心这种政策会影响到创业精神的根基或是削弱了人们积累财富的愿望。对那些有信心要创下巨额财富并在他们去世后依然为人们所称颂的有志阶层来说，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引人瞩目。而且，从自己的财富中拿出一大笔来支付给国家的确也是一种最高贵的抱负。
最后，只剩下一种处置巨额财富的方式了。事实上，也正是这最后一种方式能够很好的矫治目前社会上存在的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让富人与穷人彼此谅解，和谐共处。这样做，也不必像激进主义者主张的那样彻底革新现在的秩序，也不用完全推翻现在的文明。这种方式建立在最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之上，而且人类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在任何时候将之付诸实践。在这种方式下，我们的国家会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财富也会因为妥善地用于公益事业而让大多数人受益。而且，通过少数人之手，这些财富更有可能成为改善我们人类状况的有效力量，远比在全民中分散成一笔笔的小钱要更有效用。即使是最穷苦的人也能明白这个道理，也赞成将巨额财富集中在他们的某些同胞公民手中，用于公共事业，因为，群众是公共事业最主要的受益人。与那种像撒胡椒似的发给他们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钱的做法相比，这种方式显然有价值得多。
为了改善纽约那些没有任何谋生手段的人的命运，库珀学会专门作了一些研究。出于为大众谋利的目的，库珀先生决定在一些人有生之年连续给予同样数量的工资——这是分配的最高级形式——这些工资是其劳动所得。将这些人与那些出于慈善目的而受益的人相比，我们就可以看到财富积累的法则对改善人类状况的可能。如果将这些钱分成一小份份的散发给人们，这些就会将自己得到的那些钱大部分用于纵情吃喝，有些是过度吃喝，而且，就连改善家庭状况的那部分钱是否得到了妥善利用也值得怀疑。从库珀学会源源不断地流出的这些金钱本来应该对人类产生更好的结果。
鼓吹暴力革命或激进变革的那些人最好认真看一下这项研究。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蒂尔登先生遗赠500万美元在纽约市建立一座免费图书馆。提到这个事，人们会禁不住感叹：如果当初蒂尔登先生能够在他的晚年抽出一点时间来管理一下这笔巨额财富，那该多好啊！果能如此，就不会有法律纷争也不会有任何拖沓来阻碍其实现目标了。我们姑且设想一下蒂尔登先生的数百万美元最终变成了这座城市的一个高尚的公共图书馆，那么，蕴藏在藏书当中的宝藏将会永远地向世界上的所有人免费开放。
想想这一善举给聚集在曼哈顿岛及其附近的居民带来的好处，这种永久的福利不远比化整为零散钱给大众要好得多嘛！虽然一些坚定的激进主义者可能对此还心存疑虑，但绝大多数人对此是坚信不疑的！
把我们的视野收回来吧。穷苦之人正是我们今生的机遇，我们的最佳事业正在这些最不完美的地方。但是，富人们也应该因为从事这些价值无量的善行而受人尊敬。他们在有生之年费心尽力为公众长久的福利而忙碌，他们的人生也因此而显得尊贵。最高贵的生活，也许并不是像托尔斯泰劝导的那样通过效法基督来实现，但我们可以吸取基督的精神、把握时代的脉搏、采取符合现实的方法为公众谋福利，这才是基督人生及教诲的本质。
其实，这也正是富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为社会树立一种简朴的、不事张扬的人生样板，适当满足家人合理的生活需求；完成这些之后，就应该把所有的剩余收入看成是社会委托自己管理的信托基金，我们应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项管理责任，并根据自己的判断把财富用到社会上最有益的事业上。如此一来，富人就成了穷人朋友们的信托人和代理人，他们用他们的高超智慧、经验、管理才华为他们提供他们自己无法办到的高质量服务。
说到这里，我们都明白，我们很难确定具体应该留给家人多少钱才算是合适的。简朴和奢侈过度的标准究竟是要如何界定。不同的情形下，标准也一定会有差异。而答案是明确的：我们不可能确定一个具体的数目，也没法规定具体的行为，就像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是好态度，什么是好口味，什么是适度的原则一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不确定当中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公众的观点能够让我们迅速地获悉哪些事情是让人反感的。对财富的态度也如此，对时装品位好坏的体会也如此。任何让人出风头的事情都是违反原则的。如果某个家庭炫耀摆阔，在家居、饮食或是交通工具上极尽奢华挥霍，我们很容易就能看透那家人的品质及修养。同样，财富是适度的运用还是滥用也很容易区分，是慷慨地用于公益事业还是贪得无厌地积蓄财富，是生前有计划地管理还是死后捐款，我们一看便可得知。公道自在人心。社会自然会做出公正的判断，事实上，这个判断往往是毫厘不爽的。
剩余财富的最佳用途已经说明，那些明智地管理财富的富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事实上，阻滞人类进步的障碍之一就是滥用布施。富人的百万家财与其这样滥行布施，鼓励那些懒人、醉汉和不值得尊重的人，倒不如扔进大海里对人类反而会更有益。当今所谓的慈善事业每支付1000美元出去，可能就有950美元被滥用了，或许恰恰制造了那些它本希望减轻或消除的不幸。前几天，一个着名的哲学着作作者说，他在去拜访朋友的路上曾经施舍了25美分给一个乞丐。他对那位乞丐的生活一无所知，也不清楚这钱将作何用途，他怀疑这钱是否会得到正当运用。此人自称是赫伯特·斯宾塞的信徒，但他那天晚上25美分的布施恐怕是弊多于利。他满足的只是自己的怜悯之心，是想减少被乞丐纠缠的麻烦。这也许是他一生中做得最自私、最不好的一件事，因为他在其它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士。
卡内基热衷于和平，也曾寄希望于威廉二世促成世界和平。但当卡内基得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后，他完全惊呆了。他心中的和平使者，怎么会如此呢？卡内基当时感受是：“我所有的空中楼阁在我面前像纸牌做的房子一样坍塌了。”也正是一战的爆发，让一直奉行和平主义的卡内基再也无法安心坐在书斋中写他的传记，他的自传也由此而中断了。
慈善捐助的首要原则应该是帮助那些有自助之志的人，帮那些奋力自助的人，帮那些借助这些捐助就能够重新自立的人。可以帮助，但绝不能或永远不可以大包大揽。浮滥的施舍既不能改良个人，也不能改良人类。有志之人如果不是遇到了事故或是意外，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求人帮助的，而这种人才是真正值得资助的。当然，每个人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作出判断，分清楚哪些求助不应该忽视，此时只要及时伸出援手便能产生真正的好的效果。如果一个人要应对很多人的求助，他不可能了解每个人、每件事的详细情况。由于鼓励恶习比拯救美德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只有极少数的真正的社会改革家才能资助到真正值得资助的人，而那也是在小心谨慎、焦虑不安的情况下才能做出判断，唯如此，才不会把钱给了那些游手好闲之人。
因此，富人们几乎只能以皮特·库珀，巴尔的摩的伊诺克·普拉特、布鲁克林的普拉特先生、斯坦福参议员等人为榜样。这些人知道，回馈社会的最佳方式就是将财富用在能够帮助人们实现抱负的地方，比如那些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图书馆、那些能够提升公众品位的艺术作品，以及能够改善人们总体状况的各种公共机构。以这种方式将他们的剩余财富回馈给他们的同胞才能让大众长久受益。
贫富矛盾就此得以解决，财富聚集与分配的法则也将得以自由运行。个人主义得以继续，但百万富翁只是穷人的信托人，暂时受托以便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因为他们对财富的管理远远地优于社会自己的管理。人类会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最优秀的头脑也将清楚地认识到，处理用勤劳带来的剩余财富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常常将它们用在公益事业上。这一天的曙光已经升起。拥着巨富而死，大部分财富是被迫留给公众的人，不会得到公众的同情。生前有能力理财却在去世后留下巨额财富的人，将“没人哭泣、没人尊重、没人怀念”，无论他带不走的那些钱财最终将作何用，公众对这种人的评价将是：“拥巨富而死是耻辱的。”
依我之见，这就是有一天能够解决贫富差距的有关财富的真正福音，而且它会让“地上和平，善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