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莫利和我都认为，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最有趣的一位当是马修·阿诺德。他确实是“一个有魔力的人”——只有这个词才能对他的言谈举止作出准确概括，甚至连他一本正经时的样子都非常有魅力。
大概是在1880年，他和我们一起乘坐马车穿越英格兰的南部——同行的还有威廉·布莱克和埃得温·A．阿比。快到一个小村庄的时候，他问马车能否在那儿稍停几分钟。他跟我们解释说，这里是他的教父基布尔主教的安息之处，他想去墓地祭拜一下。接着又说：
“啊，亲爱的、亲爱的基布尔！我对神学的观点让他伤心，我自己也感到难过，尽管如此，他依然是我真诚的朋友，他专程为我赶到牛津大学，推荐我为英文诗歌教授。”
我们一起去了寂静的墓地。马修·阿诺德在基布尔的墓地前沉思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印象。后来，谈起他的神学观点，他说为此他伤了很多好朋友的心。
“格拉德斯通先生曾经非常失望，甚至是有些生气了，他说我本应该成为一名主教。无疑，我的着作妨碍了我的晋升，同样也使朋友们很伤心，但我对此无能为力。我必须要表达自己真实的观点。”
我清楚地记得，他非常缓慢地说这最后几句话，流露着哀伤。那些话像是从他心灵深处流露出来的。他把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观点也慢慢被大家接受了。今天，他的教义几乎无可指责。如果要找一个虔诚的教徒，那就是马修·阿诺德。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一个不恭敬的词从他嘴里冒出来，在这方面，他和格拉德斯通先生不相上下。他用简短的一句话抹杀了神秘的力量，那句话就是：“寄托奇迹的事该结束了，它们是不会发生的。”
1883年，他和他的女儿（现在是惠特里奇太太）到我们纽约的家里做客。我们住在阿勒格尼山上时，也曾常常来往。母亲和我曾驾车送他去纽约的大礼堂举办他的首次公开演讲。演讲不太成功，主要是因为他在公众场合不善言辞。当时他什么也没听进去。回到家里，他的第一句话是：“好吧，你们想说什么？请说吧！我还能当一名演说家吗？”
我很期待看到他的成功，就毫不犹疑地告诉他，在公开演讲之前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才行。他必须找一位有经验的演说家给他上上课点拨一下，在我强烈的建议下，他终于同意这样去做了。等我们都讲完之后，他转过来问我的母亲：
“现在，亲爱的卡内基夫人，他们都给了我一些意见，但我想知道对我在美国的第一次演讲，您有什么要说的。”
“太拘谨了，阿诺德先生，太拘谨了。”母亲缓慢而柔和地回答说。后来，阿诺德先生偶尔提起这句话，他说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当头一棒。当他结束西部旅行，回到纽约时，我发现他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他的嗓音几乎像是从布鲁克林音乐学院出来的。他在波士顿听了一位演讲艺术教授的几堂课，得到了指点，从那以后，他的演讲道路就一帆风顺了。
他说他想去听着名的布道者比彻先生的演讲，于是在一个周日的早晨，我们起程前往布鲁克林。比彻先生已经提前知道了我们到达的时间，他要专门留出时间和阿诺德先生会面。当我把阿诺德先生介绍给他时，他显得热切而真诚。
比彻先生说，他很高兴见到这位久闻大名、心灵相通的朋友，他紧紧地握着阿诺德先生的手，说道：
“阿诺德先生，您所有的作品我都不止一次地认真拜读过，受益良多，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啊，那么，我担心，比彻先生，”阿诺德回答，“你可能会发现有些地方与您相关，本来应该将它删掉的。”
“噢，不，不，那些地方很好。”比彻先生微笑着说，接着他们俩都笑了起来。
比彻先生显得很通达。向他介绍了马修·阿诺德后，我又荣幸地向他介绍英格索尔上校的女儿，我说：
“比彻先生，这位英格索尔小姐是第一次到基督教教堂。”
他伸出双臂拥抱她，看着她，慢悠悠地说：
“噢，你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异教徒。”那些见过年轻时的英格索尔小姐的人和比彻先生的感受完全一致。接着他又说：“英格索尔小姐，您的父亲好吗？我希望他一切都好。他和我常常一起站在讲台上，不幸的是，我们每次都不在同一边！”
比彻先生的确是一位宽厚慷慨的人，他博采众长。斯宾塞的哲学、阿诺德细腻深刻的感性、英格索尔坚定的政治观点，对共和政体是有利的。比彻先生非常欣赏和尊敬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1887年，阿诺德来苏格兰看望我们，一天，我们谈到运动，他说他不会打猎，他不忍心射杀在碧蓝的天空中振翅高飞的任何鸟儿。然而，他补充说，他仍然保留了钓鱼这一爱好——“这真是妙极了。”他愉快地告诉我们，有一位公爵给他提供每年2至3次的钓鱼机会。我忘了是哪一位公爵，但据说一提起他就有点令人讨厌。我们问他，怎么会和这样的人有密切交往的。
“哦，”他说，“和我们相比，公爵总是名人，永远是一位名人，思想和行为都更独立自由。而我们都是自命不凡的人，千百年来我们变成了这样，个个自命不凡。我们无法改变这些。这是血统问题。”
他微笑着说着这些，但我认为他一定有所保留。他本身不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而是一个率真的人。
不过，他对有钱有势的人比较感兴趣。我记得在纽约时，他特别想认识范德比尔特先生。我敢说，他不会发现此人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
“但有时候需要认识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是荣幸的事。”他回答道，“毫无疑问，一个靠自我奋斗发家致富的人，当然会让那些依靠继承得到财产的人相形见绌。”
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从来没写过有关莎士比亚的评论文章，站在他自己的立场去评价一下这位最伟大的诗人。他说早有这样的想法，但他现在感觉自己写得并不满意，更不用说评论莎士比亚了。莎士比亚是最杰出的作家，不能妄加评论，他想要再多作一些研究，仔细斟酌一番，所以他一直不敢接触这个话题。如今，他终于写出了无人可比的诗篇，我对此期待已久。我从他的十四行诗里摘录几行：
别人要受我们质问，你却无拘无束。
我们问了又问——你却笑而不语，耸立在知识的巅峰，最高的山峦只向群星展示自己的雄伟与壮丽。
将坚定的脚步扎根于海底，将天堂中的天堂作为栖息之所，只留下云雾缭绕的山麓边沿让凡庸之辈徒劳地探索不已。
而你，却能了解群星和阳光，你自修，自省，自信，自立，在世间无人能识——这又有何妨！
不朽的心灵必须忍受的所有痛苦，难以克服的弱点和令人难堪的凄楚，在你轩昂的眉间找到了唯一的表述。
我认识肖先生（乔希·毕林斯），希望快乐阳光的传道者阿诺德先生去见一下这位内秀的人——人不可貌相。幸运的是，一天上午，乔希来温莎旅馆（我们当时住在那里）看我，提到了我们的客人阿诺德先生，他说他很仰慕阿诺德先生。我回答：
“今晚，你就能与他一起共进晚餐。女士们都要出去，就只剩我和阿诺德，你也来，我们正好3个人。”
他没有答应，因为他个性腼腆。但我一再坚持，不给他任何借口，他只好听从我的安排，同意了。晚餐时，我坐在他们两人中间。阿诺德先生对肖先生的说话方式很感兴趣，喜欢听他讲他的西部趣闻，我从来没见阿诺德这么开心地笑过。肖先生对他讲述了自己多次的演讲经历，15年来，他到美国的每一个地方都要为成千上万的观众演讲。
阿诺德先生迫切地想知道这位演说家是如何吸引听众的。
“好的，”肖先生说，“你绝不能让观众们笑得太久，这样他们会认为你在嘲笑他们。让观众们开心过后，你必须一本正经，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比如有一次我问观众：‘人的生命中有两样东西是无法预料的。谁能告诉我是什么？’有人大声说‘死亡’。‘很好，谁能给我另一个答案？’有许多回答——财富、幸福、健康、婚姻、税金。最后，我严肃地说：‘你们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无人能预料的，那就是双胞胎。’观众们哄堂大笑。”这点，阿诺德先生也能做到。
“你会经常说一些新的题材吗？”阿诺德问。
“是的，我一直都是这样。如果你不能发现新的题材，你就不可能长年讲下去，有时也会出错。我有过一次棘手的经历，我原本以为那个笑话肯定会引来满堂喝彩，结果却失败了，因为我少用了一个关键的词语，就一个词。后来有一天晚上，在密歇根州，我坐在篝火旁，那个词突然蹦进我的脑海。我试着在孩子们面前讲了一遍，这次的效果果然好多了。我是这样开始的：‘这是一个充满质疑的时代。人们只有完全理解了才会相信。现在，这里有约拿，也有批评家。他们想看透这个时代，约拿也罢，批评家也罢，都不完全了解这个时代。’”
一天，肖先生走在百老汇大街上，一个真正的西部人走过来和他搭话：
“我想你是乔希·毕林斯吧。”
“是的，大伙有时是这么叫我的。”
“我的钱袋里有5000美元是给你的。”
“戴尔蒙尼餐厅就在旁边，进去和我聊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两人坐下来以后，这位外地人说，他是加利福尼亚一座金矿的股东之一，他与合伙人因所有权的问题产生了分歧，争得头破血流。这位外地人告诉肖先生，他离开时对合伙人说，他将不畏艰险提出诉讼。“第二天上午，我去找他们，对他们说，我刚翻阅了乔希·毕林斯的年鉴，今天的训言是：‘与其冒险去抓牛角，还不如轻轻松松地抓牛尾。’我们都笑了起来，觉得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我们采纳了你的忠告后，平静了下来，又成了好朋友。有人提议要拿出5000美元给乔希，所以当我来东部时，他们就让我把这笔钱带来了，我答应一定亲手交给你。情况就是这样。”
晚餐结束时，阿诺德先生说：
“肖先生，如果你来英国演讲，我将非常欢迎，并把你介绍给你的第一批听众。虽然，由一个愚蠢的地主来介绍或许会比我更好，但我非常希望能得到这个机会。”
谁能想到温文尔雅的传道者马修·阿诺德会向伦敦的观众引荐着名笑星乔希·毕林斯。
许多年后，他还经常问起“我们那位勇猛的朋友肖先生”。
那次难忘的晚餐之后，一天早上，我在温莎旅馆遇见乔希，我和他在圆形大厅里坐下，他掏出一个小便笺本，说：
“阿诺德在哪里？我想要知道他会怎么说。《世纪》每周付给我100美元的稿酬，我答应让他们刊发我的一些随笔。我试着去做些事情。这是泽基尔伯父给我定的每周评论的宗旨：‘毫无疑问，评论家比作家更伟大。他们能够指出别人犯的错误，独到的评论比行动更为有力。’”
我告诉阿诺德先生一个多少与芝加哥有点关系的故事。一位波士顿上流社会的女士去芝加哥看望快要结婚的同学，她很快迷上了这座城市。一天晚上，一位当地的名人问她，芝加哥最令她着迷的是什么，她优雅地回答：
“最让我惊叹的不是热闹繁华的商业，也不是你们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不是你们富丽堂皇的住宅，而是这里的文化和文明程度。”
那人立即答道：“哦，你说的没错，我们感觉太幸福了。”
阿诺德先生不喜欢芝加哥，那里给他的印象像是庸俗之都。然而，他也惊喜地发现了许多的“文明与优雅”。他出发之前，渴望找到最有趣的东西。我笑着说，或许他首先应该去最奇妙的地方看一下，那就是传说中的屠宰场，那里有非常先进的新型设备，一头猪从一端进去，它的尖叫声还在耳畔回响，从另一端出来时，就已经变成了制好的火腿。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问：
“但为什么要去屠宰场，为什么要去听猪叫呢？”我无法给出理由，这件事也就作罢。
阿诺德最爱《旧约全书》中的《以赛亚书》，至少他经常引用的诗句都来自那位“伟大的诗人”——他是这么称呼他的。我在环球旅行中发现其他宗教书籍其实都围绕那本书中的故事进行了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记得阿诺德先生说过，《圣经》就是这么处理的。孔子和其他圣人的那些享誉世界的经典作品也是经过精选，再用经文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信徒们没有把愚昧时期一些局限性的内容加进去。
对这件事，我认真地想了想，认为基督教应该向东方学习，把小麦从谷壳里挑出来，因为有时会有一些有害的东西，甚至是垃圾混杂其中。彭斯在《农场雇工的周末之夜》一诗中，描绘了一位聪明人取下一本《圣经》用于晚上学习的情形。
“他慎重地选了一部分。”
我们应有所选择，并只用精选出来的那部分。关于这一点上，我尤其要感谢博学的阿诺德，作为他的朋友是多么幸运啊。他是一位真正超越这个时代的老师，是一位“未知”领域里最富有诗意的老师。
我带着阿诺德从阿勒格尼山的克雷森度假别墅出来，让他看看烟雾弥漫的匹兹堡。从埃德加·汤姆森钢铁厂去火车站的途中，要经过桥上的两段台阶才能通往对面的铁路，第二段台阶相当陡峭。当我们攀登到大约四分之三处时，他突然停下来大口喘气。他靠在栏杆上，用手按着心口，对我说：“啊，这会要了我的命，就像我的父亲那样。”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心脏有问题，但对这次意外我不会忘记。不久后，传来了他突然去世的噩耗。回想起阿诺德对自己命运的预言，我感到万分悲痛。他的逝世是我们极大的损失。我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把塔姆·萨姆森恰当地用到彭斯的墓志铭上：
塔姆·萨姆森穿着新衣躺在此处：
你貌似虔诚的信徒，请将他饶恕！
如果天堂里的确存在着真诚，你将获得新生。
我刚好想起了一个可爱的人，波士顿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医生，他终身未娶。马修·阿诺德去世后，几位朋友想用一种适当的方式来纪念他。没有经过动员，朋友们悄悄地出了一笔钱。只有经过特许的人，才有资格捐助这笔基金。捐的钱越来越多，我非常荣幸负责此事。当然，我从来没有想到向亲爱的霍姆斯医生提起这件事，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格，而是我们没有请任何作家和专业人士参与捐款，只有极少数例外。然而一天上午，我收到了他的一封短信，他说他知道了这样一项活动，而我是负责人之一，如果他的名字能出现在这份光荣的名单上，他将会感到非常荣幸。他得知此事之后，觉得如果不写信给我，他会坐立不安，希望能听到我的答复。不用说，他当然被准许了。
这是任何人都希望的纪念方式。我敢说，每个作出贡献的人都会感激命运给了他这样好的一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