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我就认为，至少在英语国家里要实现和平。1869年，英国调动“君主号”战舰，这是当时最大的战舰，号称能轻易攻克美国的一座座城市，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给当时的英国内阁约翰·布赖特发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最近已公开）：
“君主号战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或许是把皮博迪的遗体运回他的祖国。”
这是一封匿名电报。说来奇怪，一切都应验了，“君主号”战舰真的成了和平使者，而不是战争的暴徒。许多年后，我在伯明翰的一次小型宴会上遇见了布赖特先生，告诉他我就是那个匿名给他发电报的年轻人。他很惊讶，因为那封匿名电报上的内容就是他心里计划要去做的事。我相信的确如此，因为他完全值得信任。
内战期间，当共和国需要朋友的时候，他是美国人的朋友。他曾经是我父亲的偶像，也是我一直以来喜爱的英雄。最初，他受到了野蛮的激进分子的公开指责，然而他镇定自若，坚持原则，直到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他一直提倡和平，反对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对这场战争判断失误，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后来所认为的那样。作为朋友，布赖特家族赋予了我一个特权，就是把摆放在国会里原来那个旧的曼彻斯特·布赖特雕像替换下来，放一个新的复制品上去。
早年，我对英国的和平协会很感兴趣，我多次到那里参观，参加过许多会议。后来，我对克里默先生创建的国会联盟尤其感兴趣。他是国会中的优秀工人代表。当今世界上，没几个人能与克里默先生相提并论。鉴于他为和平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那年他获得了8000英镑的诺贝尔******奖金，但他只留下1000英镑以备急需，把大部分奖金都捐给了仲裁委员会。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奉献精神啊！对真正的英雄来说，钱是没用的东西！在伦敦，克里默先生身为国会成员时每周只花几美元维持生活。为了和平事业，他将一大笔财富捐献了出去，这就是可贵的英雄精神。
1887年，我在华盛顿非常荣幸地把仲裁委员会介绍给克利夫兰总统，总统热诚地接见了委员会的成员们，并保证会与他们真诚合作。从那天起，如何避免战争成为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其他任何事情与之相比都显得无关紧要了。第一次海牙会议的一个决定给了我莫大的惊喜。据说，会议首次提到裁军（后来证实这只是一个梦想），并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法庭以解决国际争端。在我看来，此举是人类迈向和平最重要的一大步，这也难怪这个了不起的决定能号召委员们为之奋斗。
假如霍尔斯先生（他的去世令我非常悲痛）能活到今天，并能和他的领导安德鲁·D.怀特作为代表一起出席即将召开的第二次海牙会议，我觉得这两个人可能会促成国际法庭的建立，其目的是避免战争。第一次海牙会议当晚，他连夜从海牙出发赶去德国，会见德国外交部长和国王，最终说服他们赞成建立最高法庭，并且不以撤走代表团相要挟——霍尔斯先生为此做了那么多工作，应当可以被誉为人类最伟大的公仆载入史册。可惜，他正当壮年时却离开了人世。
国际法庭成立的那一天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它将会对那些残害人类的败类敲响丧钟——惩罚他们的滔天罪行。我相信，这一天终将到来，而且不会太遥远，每一块土地上的人们都会庆贺这个日子。到那个时候，现在那些所谓的英雄早已被历史遗忘，因为他们没有促进和平，维护团结，而是制造了战争。
当安德鲁·D．怀特和霍尔斯先生从海牙回来后，他们建议我为海牙捐建一座和平殿堂。我告诉他们，我从不自以为是，但如果荷兰政府向我提出这一要求，希望我能为他们提供资助的话，我会好好考虑这个请求。他们抗议说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这么做。于是我说，在这件事上我不会做出不得体的行为。
最终，荷兰政府通过他们驻华盛顿的外交使节盖维尔斯男爵前来提出请求，我欣然应允了。在给他的回信中，我慎言会在适当的时候汇款给荷兰政府。最终，我没有把钱寄过去。荷兰政府派人从我这里把钱取走了，这张150万美元的汇票作为一份纪念品保存了下来。对我来说，能够为这座和平殿堂（世界上最神圣的建筑，因为它有着最神圣的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是一种无上的光荣，任何人都会为这份崇高的使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座殿堂的意义不仅限于圣彼得教堂或任何为赞美上帝而建的建筑，正如路德所说：“我们不能为上帝做些什么，上帝也不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帮助。”还代表着世间和平。“对上帝最高的崇拜就是为人民服务。”至少在这一点上，我的想法与路德和富兰克林一致。
1907年，一些朋友组建了纽约和平协会，他们邀请我担任该协会的会长，我当时正忙于许多事务，就谢绝了。我当时的确非常忙，但后来我还是为此而感到内心不安。如果我不愿为和平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那么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还有什么好的选择吗？幸运的是，过了几天，莱曼·艾博特牧师、林奇牧师，还有其他一些着名人士强烈希望我再重新考虑一下。我明白他们的用意，并坦率地告诉他们我同意了。我为上次的拒绝而自责，我愿意担任这个职位，并将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和平协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之后，次年4月，又召开了全国性会议，与会代表来自美国的35个州，此外还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朋友。
这时，我意外地得到了首枚勋章。法国政府授予我二等爵士荣誉勋章，在纽约由我主持的和平宴会上，埃斯图内勒·康斯坦男爵亲自上台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并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将勋章授予我。这的确是一份莫大的荣誉，是由于我为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了努力，人们才会对我如此认可。他们可能觉得这份荣誉太轻了，所以法国政府才专程派人前来为我授勋。他们授予我这份荣誉，也促使我比以往更加努力，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断向他们的标准靠近——他们过奖了——我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现在我已经做到了这一切。
……
对我而言，或许没有一件礼物比得上丹佛姆林的皮特克利夫峡谷，那里充满了我童年时所有纯真而美好的记忆。我不得不说说下面这个故事。
在我小的时候，丹佛姆林发生了一场斗争，为的是争夺阿比大教堂的土地和宫殿遗址的所有权。我的外祖父莫里森发动或至少参与了这场运动。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兰德姨父和莫里森舅舅这一辈，莫里森舅舅还被指控煽动一群人拆毁了一堵墙。在最高法庭上，市民们胜诉了。当时，地主下令，从此以后“莫里森家族不得进入峡谷”。我和堂兄多德一样也是莫里森家族成员，都被禁止出入峡谷。皮特克利夫的地主们与莫里森家族结下了世代仇恨。
就我所知，皮特克利夫峡谷是独一无二的。它毗邻阿比大教堂和皇宫宫殿，位于市中心两条主干道的西北面。那片区域（大约有60至70英尺）保护得非常好，高耸的山脉上林木茂盛。一直以来，它对丹佛姆林的孩子们来说，简直就像天堂，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每当听到天堂这个词，我就会想到皮特克利夫峡谷，那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当时，如果我们能通过敞开的屋门，或是越过围墙，或是穿过铁栅栏，往那里看上一眼，就会觉得无比幸福。
几乎每个星期天，兰德姨父都会带“多德”和“奈格”绕着阿比大教堂散步，找到一个能俯瞰峡谷的地方——那里有一群乌鸦围着大树飞来飞去。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它的主人就是地位和财富的化身。我们知道，女王住在温莎城堡，但她并不拥有皮特克利夫峡谷，她不是！皮特克利夫的亨特家皮特克利夫峡谷在19世纪初一直由亨特家族享有。在19世纪40年代，他们每年5月会选择一天开放自己的庄园，供丹佛姆林的市民来散步，但亨特家族禁止莫里森家族来访（卡内基母亲一族），卡内基被这一举动激怒，并发誓有一天要买下它。他做到了。1902年，他以45000英镑买下了它，并将它赠给了丹佛姆林，后来在此建了卡内基博物馆。
族也不会拿峡谷与她或任何一个人交换。对这一点，我们非常确信，因为换作我们肯定也不会这么做。在童年时期，以及刚刚成年的时候，我一直认为没有任何地方能比得上皮特克利夫峡谷。兰德姨父预料到了我成年后的许多事情，但他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如此富有，还幸运地成了皮特克利夫峡谷的主人，我想他一定会为我骄傲的。我把皮特克利夫峡谷作为一座公园移交给了丹佛姆林——那是我童年的天堂！任何加冕也比不上这个巨大的荣耀。
罗斯博士悄悄告诉我，有人在劝亨特上校卖掉皮特克利夫峡谷，我立即关注起此事来。罗斯博士认为，他的要价太高了，那会儿我根本听不进这些。1902年秋天，我在伦敦身体有点不舒服，脑海里却一直想着这件事，我打算发一封电报让罗斯博士前来见我。一天早上，妻子走进我的房间，让我猜猜是谁来了，我猜肯定是罗斯博士。一点没错，是他来了。我们一起讨论关于皮特克利夫峡谷的事情。我建议，是否可以请我们在爱丁堡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同乡肖先生（丹佛姆林的肖勋爵）约见一下亨特上校的代理人，告诉他们如果不卖给我的话，有朝一日他们会后悔的，因为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诚心的买主了，况且我可能会改变主意或突然去世。肖先生告诉罗斯博士，他向对方提过这件事了，并已经和亨特上校的律师约好明天早上见面，届时一定帮我转达这层意思。
不久后，我乘船回到了纽约。一天，我收到了肖先生发来的一封电报，说上校要价45万英镑，问我是否同意。我回电说：“当然，这事只要罗斯先生同意就行。”圣诞节前夕，我收到肖先生的答复：“成功了，皮特克利夫的地主！”就这样，我得到了在我看来是这个世界上最尊贵的头衔。国王——他只是国王，他既没有马尔科姆国王塔，也没有圣玛格丽特的圣坛，更没有皮特克利夫峡谷，他是个一无所有的国王，而我有。当他来参观丹佛姆林时，我很乐意带他欣赏那些风景名胜。
作为公园和峡谷的业主，我发现只有把钱交给一个热衷于公益事业的机构去管理，才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我认为罗斯博士是管理皮特克利夫公园的最佳人选。在他的建议下，某些人一致同意并邀请斯基伯组建一个信托基金机构。他们设想把公园改造成市镇，但还没有对罗斯博士提起过其他问题。当他们听说基金中有50万英镑同时用于投入丹佛姆林的建设时，他们都感到非常惊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