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他担心我太过严苛了，有可能他是对的。事后多年之后，当我成了这个部门的主管时，我内心深处一直对被我停职的那两个人抱有歉意。对于我在这件事上的处理，我感到良心不安，那毕竟是我的第一次执法。而经验会告诉我们，温和其实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在必要的时候，轻微的处罚是最有效的。至少对于第一次犯错的人，没有必要重罚，明智的宽恕通常是最管用的。
我私下的小圈子共有6个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和死亡、今生和来世都是些绕不过去的话题。在人的一生中，我们不得不与之搏斗。我们都是由善良忠厚的父母养育的，他们是这一派或那一派的宗教信徒。在匹兹堡长老会教区长的妻子——麦克米伦夫人的影响下，我们加入了她丈夫的教会社交圈。（1912年7月16日，当读到这段时，我收到麦克米伦夫人从伦敦寄来的一封短信，那年她80岁。她的两个女儿上周在伦敦结婚了，女婿都是大学教授，一个留在英国，另一个接受了波士顿大学的聘任，都是有名望的人，是我们讲英语民族的杰出人才。）麦克米伦先生是一位相当严谨而又传统的加尔文教徒，他活泼的妻子天生就对年轻人具有亲和力。在她家里比在其他地方更让我们感到快乐，这也使得我们有些人偶尔也会去她的教堂。
米勒听到一个关于预言神力的布道，这引起了我们对这个神学话题的关注。米勒先生的家人都是坚定的卫理公会教徒，而汤姆却对教条知之甚少，这个预言让他非常害怕，其中还包括婴儿被罚入地狱——有些生来是荣耀的，有些则是诅咒的。令我惊讶的是，听说汤姆在布道结束后去找麦克米伦先生当面辩论，最后他脱口而出：“麦克米伦先生，假如你的想法是正确的，你的上帝就是一个地道的魔鬼。”这位牧师非常惊讶。
这就成了我们星期天下午聚会讨论的话题。不论话题的对错，也不论汤姆宣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担心麦克米伦夫人从此不再喜欢我们。或许，我们应该宽恕牧师。但是，我们仍然受到了麦克米伦夫人的欢迎，没有一个人被驱逐出去，真是让人高兴。卡莱尔与这些问题的斗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听从他的决定：“假如这不可信，上帝就会名誉扫地。”只有真理能带给我们自由，我们将追求真理，那种纯粹的真理。
此后，话题就被我们掌握了。一个接一个的教条就好像是蒙昧时期人们的错误观念而被一一否决。我记不得是谁最先提出第二条公理。我们对此研究得非常仔细：“宽容仁慈是上帝最高贵的工作。”我们认为，每-个文明时期都会创造出自己的上帝，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一些无知的观念会得到改进。此后，我们都很少接触神学，但我更信奉真正的宗教了。危机过去了，幸好我们没有被麦克米伦夫人的社团除名。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决定要支持米勒的声明，即使冒着被流放或更糟的结局的危险。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对神学桀骜不驯，然而对信仰却非常虔诚。
我们圈子第一次遇到的重大损失是约翰·菲普斯从马背上摔下来死了。这给我们的打击很大，我还记得当时我对自己说：“约翰回家去了，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英格兰。我们不久都将随他而去，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对此，我深信不疑。在我心里，这不是期望，而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对正在遭受痛苦的人来说，这样的慰藉会让人感到快乐。（我们应听从柏拉图的忠告，永远不要放弃希望。“要让自己快乐起来，因为希望是可贵的，回报是丰厚的。”）这话很有道理。能与最亲的人相伴此生是一个奇迹，而能与他们相伴来世，则更是一个奇迹。因为生命有限，这两者都难以实现，近乎一种奢求。那么，就让我们用永恒的信念来安慰自己。如柏拉图所说，“让自己快乐”。然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都有各自的责任，天堂就在我们中间。正如有人说今后没有傻瓜和今后有傻瓜一样被我们视为公理，由于两者都不可知，那么一切皆有可能，都应该有希望。（同时，我们的格言是“家是天堂”，而不是“天堂是家”。）
在这几年，我们家里的财产一直在稳步增长。我的薪水从每月35美元涨到每月40美元，是司各特先生主动给我加薪的。我还有一个职责是每月给员工发薪水。我们通常用银行支票来支付薪水，而我总是把自己的薪水换成两个20美元的金币，在我看来它们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工艺品。我们通过家庭会议决定，去冒险买下一块地，连同那块地上面的两套小房子，一套我们自己住，另一套有4个房间，一直是霍根姨父和姨妈住的，后来他们搬走了。艾肯特姨妈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在纺织店楼上的小房子里安家，现在我们可以把属于她自己的房子还给她了。后来，霍根姨父去世了，我们就去阿尔图纳把霍根姨妈接回她的老房子里。我们付了100美元现金买了这些房产，我记得总价好像是700美元。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相当于我们半年的积蓄。没过多久，债务都还清了，我们成了有产者。但就在这一切即将实现之前，父亲过世了。那是1855年10月2日，我们家第一次遭遇重大变故。然而，家中的其他三位成员还要肩负起生活的重担。我们必须努力工作，父亲生病时的医疗费还需要攒钱去还，我们这一时期还没有太多的积蓄。
在美国生活的早期，也有过一些愉快的事情。大卫·麦克坎莱思先生是我们所在的斯韦登伯格社团的负责人。他认识我的父母，但是除了星期天在教堂里寒暄几句，我不记得他们还有什么更多的交往。然而，他和艾肯特姨妈很熟，麦克坎莱思先生把艾肯特姨妈叫来，告诉她，如果我们一家在这个困难时期需要用钱，他很乐意提供帮助。他曾听到过许多关于我母亲的善行，他说凭这些就足以让他伸出援助之手了。
当一个人不再需要帮助时，或者已经能够回报他人时，却得到了很多热情善良的帮助，这种纯洁无私的善意之举多么令人欣喜。作为一名苏格兰妇女，母亲刚失去了丈夫，长子刚刚长大成人，小儿子还没有成年，她的不幸遭遇让这个男人怜悯，他试图寻找能为他们减轻痛苦和负担的方法，这让我们感到温暖。尽管，母亲婉拒了他的帮助，但麦克坎莱思先生在我们心中仍占有神圣的一席之地。我相信，人们在危难时期理应得到帮助，并且通常都会得到这样的帮助。这个世界上，不乏善良的人。他们不仅是自愿的，而且会尽自己最大所能去帮助那些他们认为值得帮助的人。而且，那些乐于助人的人通常是不计回报的。
父亲的过世使我比以前更加成熟了，我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母亲继续做给鞋子镶边的活儿，汤姆继续去公立学校念书，我仍旧跟随司各特先生在铁路公司工作。就在这时，幸运之神叩响了我的大门。司各特先生问我是否有500美元。如果有，他可以帮我作一笔投资。当时，500美元这一数目几乎相当于我的全部资产。要作投资的话，我连50美元也拿不出来，但我不想错过这次与上司和大人物建立经济联系的机会。于是，我大胆地说，我会想办法筹到这笔钱。他告诉我，他可以从威尔金斯车站的代理商雷诺兹先生那里买到10股亚当快车的股票。那天晚上我回家跟母亲商量这件事，她没有多想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她何曾失败过？我们在房子上付了500美元，她想到了一个办法，以房子作抵押去贷款。
第二天一早，母亲乘轮船去东利物浦，晚上才到，她从兄弟那里借到了这笔钱。她的弟弟是一个治安法官，在当地小镇有点名望，他手头上有一笔农民要投资的钱。我们的房子作了抵押贷款，母亲带回500美元，我把钱交给了司各特先生，不久就得到了梦寐以求的10股股票。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还要额外交100美元作为保证金，幸好司各特先生大方地说，我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给他，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
这是我的第一笔投资。在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每月红利比现在要丰厚，亚当快车股票每月分红一次。一天早上，一个白色的信封放在我的桌上，上面有手写的“安德鲁·卡内基先生”收。“先生”这个称呼让还是孩子的我受宠若惊。在信封的一角，有亚当快车公司的圆形印戳，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纽约黄金交易银行的10美元支票。我一生都会记得那张支票，以及“出纳员J．C．巴布科克”的亲笔签名。我第一次投资就有了回报，这是不用辛苦工作得来的收入。“我发现了！”我喊道，“这是会下金蛋的母鸡，我找到一棵摇钱树了。”
我们小圈子里有个惯例，每个星期天下午在小树林里聚会。我带着第一张红利支票去了我们最喜爱的小树林，大家都坐在树下后，我拿出支票给他们看。他们都感到非常意外，没有一个人想到会有如此丰厚的回报。我们决定把钱攒起来寻找下一个投资机会，大家共享这些股份。然后在很多年后，我们作为合伙人平分投资收益。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圈子并没有扩大。
福兰西科斯太太是我们公司货运代理商的妻子，为人和蔼友善。在匹兹堡，她曾多次邀请我去她家做客。她常常提起我第一次去她家按门铃的情景，她家位于第三大道，我当时是为司各特先生去送一封短信，她请我进去，我羞怯地谢绝了。为了掩饰自己的害羞，我只好骗了她。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没接受她的邀请，在她家吃过一顿饭，我很怕去别人家里，总是觉得不自在，一直到现在才学会放松一点。然而，司各特先生偶尔会坚持要我去他的旅馆和他一起用餐，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机会。现在回想起来，除了在阿尔图纳的罗姆贝特先生家我从来没有进去过，福兰克瑟斯先生家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房子。它坐落在主要街道，每一户住宅都有一个门厅入口，我觉得这样很时尚。
格林堡的斯托克斯先生，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首席律师，有一次他邀请我去他的乡间豪宅共度周末。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在陌生人家里过夜。斯托克斯先生的举动让我觉得很奇怪，我没有奢望过像他这样的人会对我有兴趣。能得到这份殊荣是因为我受过良好教育曾给《匹兹堡日报》写过通讯。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是报社一个不入流的小作者，成为一名编辑是我的理想。贺瑞斯·格里利和《论坛周刊》是我的目标。当有一天我能买下《论坛周刊》时，它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就像是一颗珍珠失去了光泽。（世事往往就是这样，当我们的空中城堡在日后变得触手可及时，它们却失去了魅力。）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市民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看法。文章是匿名发表的，让我惊讶的是，文章居然刊登在《匹兹堡日报》专刊的显着位置上，责任编辑是罗伯特·M．瑞笛。我在当电报操作员时收到过一封寄给司各特先生的电报，是斯托克斯先生写的，他想知道瑞笛先生登的那篇通讯的作者是谁。我知道瑞笛先生说不出作者，因为他并不认识我。同时我又很担心，因为只要司各特先生看一下原稿，他一眼就能发现那是我的笔迹。所以，我决定坦率地告诉司各特先生，我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他知道后似乎有些不相信，他说，他早晨刚读过这篇文章，正在惊讶这是谁写出来的。笔成了我的武器。此后不久，斯托克斯先生邀请我去他那儿共度周末，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豪华的房子之一。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
斯托克斯先生富丽堂皇的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个特别之处，他的藏书室有一个大理石的壁炉架，这使其他的一切都黯然失色了。壁炉拱门的中间用大理石雕刻着一本打开的书，上面写着：
不能思考的人是愚蠢的，不愿思考的人是固执的，不敢思考的人是奴性的。
“不能思考的人是愚蠢的，不愿思考的人是固执的，不敢思考的人是奴性的。”这句崇高的语句让卡内基震撼。他目光里，深邃中带着思考。
这些文字使壁炉增色不少。这些崇高的语句让我震撼。我暗暗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是的，我也将拥有自己的藏书室。”今天，在纽约和斯基伯，我已拥有了自己的藏书室。
多年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又一次在他家里过周末，当我再次看到这句话时，它仍然那么震撼人心。那时，我已经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部的负责人。当时，南方城市正处在分崩离析之中，我为此热血沸腾。斯托克斯先生是民主人士的领袖，他竭力反对北方使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统一，他觉得非常不满。他表达的一个观点让我几乎失控，我大声说：
“斯托克斯先生，我们将会在6周的时间里，把像你这样的人全都绞死。”
写到这儿，我仿佛听到了他的笑声，他对隔壁房间的妻子大声喊道：
“南茜，南茜，你听到这个苏格兰小鬼说了什么吗？他说他们将在6周之内把像我这样的人全都绞死。”
那些日子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不久，斯托克斯先生请我在华盛顿志愿部队帮他谋一个现役少校职位，我当时是战地指挥部的秘书，协助政府管理军用铁路和电报。他得到了这项任命，并且成了斯托克斯上校。这位曾经反对北方用武力搞国家统一的人，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而拿起了武器。关于宪法权利，人们首先发起了争论，并创立了相关理论。一旦旗帜燃烧起来，世界就会产生很大不同。顷刻间，一切都被点燃了——包括成文的宪法。统一和传统的荣耀！那是所有的人都关注的，那已足够了。宪法规定只能有一面旗帜，正如英格索尔上校所宣称的：“美国的上空不允许有两面旗帜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