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信差大约快一年了，楼下办公室的经理约翰·P.格拉斯上校由于经常要与公众接触，时常会出去，有时他就找我帮他照看一下办公室。格拉斯先生是一个受公众欢迎的人物，很有政治抱负。随着他不在办公室的时间越来越长，次数越来越多，我也很快熟悉了他的部分工作。我负责接收公众的来信，并监督从工作间出来的信件是否已经分派出去，以便及时投递。
对一个男孩来说，这份工作是很艰辛的。那时候，我在其他男孩中间不受欢迎，他们抱怨我没有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还指责我吝啬。是的，我从不会乱花一美分钱，但他们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我要省下每一分钱来贴补家用。我的父母都是明理的人，我不会对他们隐瞒任何事情。我清楚家里3个主力——父亲、母亲和我，每周的收入是多少。我也清楚家里所有的开销有多大。我们会商量着用省来的钱去买一些必备的家具和衣服，每买到一样新东西都让我们充满说不出的快乐，有哪个家庭会像我们一样团结呢！
每省下50美分，母亲就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一只长袜子里，日复一日，直到存下了200个，然后我负责将20英镑寄还给当初曾慷慨地借钱给我们的亨德森夫人。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卡内基家没有债务了！噢，这是多么快乐的一天啊！的确，还钱容易，但是对亨德森夫人的恩情却永远也还不清。还好，那时年迈的亨德森夫人还健在，我去她家就好像是去一个神圣的地方。回丹佛姆林时，我曾去看望过她，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将她铭记在心里。（这段是我以前写的，现在当我再次读到这里，我默默地祈祷：“走好，和其他人一起走好！”祈愿母亲的这位亲爱的、善良的、高尚的朋友安息。）
在我当信差的日子里，有一件小事能瞬间将我带到极乐世界里。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给我们发放当月的工资。我们排队站在柜台前，格拉斯上校按次序依次发钱。我站在第一个，格拉斯先生拿出的第一份是1125美元，我伸出手准备去接。令我吃惊的是，他绕过我，把钱发给了下一个男孩。我想这一定是弄错了，因为此前我都是第一个领薪水的。眼看着其他男孩都按顺序领到了钱，我的心开始下沉，这让我感觉很丢脸。难道我做错什么了吗？或者他会告诉我这份工作不再适合我了？那样的话，我真是给家里丢脸了，那才是所有事情中最痛苦的事。当领完钱的孩子们都走了后，格拉斯先生将我带到柜台后面对我说，我应该比其他孩子得到的多，他决定每个月付给我135美元薪水。
我的头一阵轰响，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他把钱点完交给我。我不知道当时是否向他道过谢，我想我没有。就这样，我带着钱连蹦带跳地出了门，一路上几乎没有停步，一直到回家。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在阿勒格尼河的桥上从这头跑到那头，确切地说是跳到那头——在马车道上，因为人行道太窄了。那个周六的晚上，我把1125美元交给母亲，她是家里管财务的，而对剩下的那225美元，我只字未提。当时这笔钱的价值胜过我后来所挣的数百万元。
弟弟汤姆当时只有9岁，和我一起睡在阁楼上，上床后我把这个秘密悄悄地告诉了他。尽管当时他还小，但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描绘着未来。那是我第一次向他描述我们如何一起去经商，“卡内基兄弟公司”将会是一家很大的公司，父母也将会有自己的马车。那时候，我们想到了一切能代表财富的东西，仿佛我们将应有尽有，虽然我们知道还要为之努力奋斗。
有位苏格兰老太太，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位伦敦商人，她的女婿邀请她去伦敦同住，还许诺她将有自己的马车乘坐。她回答说：“虽然我会坐在马车里面，但亲戚朋友们却看不见，这有什么风光可言呢？”（我的父母不仅可以乘坐马车在匹兹堡炫耀，也可以回他们的故乡丹佛姆林去风光。）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全家正在一起吃早餐时，我拿出了那笔额外的225美元。这真是一个大惊喜，他们一下子还没回过神来，过了没多久，他们就明白了。父亲眼里闪现出的因我而自豪的眼神，母亲眼中闪烁的泪光，足以说明他们的感受。这是他们的儿子第一次成功和进步的证明，他应该得到这份嘉奖。以后获得的种种成功和赞誉，都没有像那次那样令我激动和震撼。我甚至想象不出会有这样一件事。它就像是人间天堂，我沉浸在其中，不知不觉地流出了幸福激动的泪水。
由于每天早晨要打扫工作间，信差们在操作员到来之前就有机会在电报机上练习。这是一个新的机会。我很快学会了操作按键，还和另一个站点的信差对话，他们与我一样有着同样的目的。当一个人刚学会做一件事，他总是迫不及待地找机会把学到的本领拿来实践一下。
一天早上，我听到一个强烈的信号在呼叫匹兹堡。我猜想一定是有某个人急着和我们这边联系。我冒险地作出回应，让纸带走起来。原来是费城想要立即发送一封“死讯”到匹兹堡。对方问我能否接收，我回复说如果他们能发得慢一点的话，我可以试试。我成功接收了这条消息，并拿着它飞快跑了出去，我焦急地等布鲁克斯先生来，告诉他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因我的鲁莽而叱责我，反而感激地表扬了我，并嘱咐我今后要小心仔细，别出什么差错。没过多久，有时当操作员偶尔出动的时候，我就会被叫过去照看一下电报机，就这样，我学会了收发电报。
我应当感谢当时一位比较懒惰的操作员，他总是很乐意让我替他工作。那时，我们需要做的是在跑动的纸带上接收信息，再由操作员读给抄写员。但是，据说西部有一个人学会了通过声音来读懂信息，用耳朵来获取电报。我很想学习这种新方法。办公室的一位操作员迈克莱恩先生也擅长这一方法，他的成功给了我鼓励。我很快也学会了这种新的语言，我自己都很惊讶原来这并不是很难。有一天，我很想趁操作员不在的时候接收一条信息，一位绅士模样的年长的抄写员不喜欢我的冒失，他拒绝给一个信差“抄写”。我关掉走带纸，拿了笔和纸准备用耳朵接收信息。我永远都忘不了当时他吃惊的样子！他命令我把笔和便签本还给他，从此以后，亲爱的考特尼·休斯和我之间再也没有任何沟通的障碍了，他成了我忠实的朋友和抄写员。
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在距离匹兹堡30英里的格林斯堡，有一位操作员约瑟夫·泰勒想要请两个星期的假，问布鲁克斯先生能否派个人暂时接替他。布鲁克斯先生把我叫去，问我能否胜任这份工作，我当即给了肯定的回答。
“好，”他说，“我们将派你去那儿试一试。”
我是搭乘邮政专车去的，旅程也很愉快。祖籍苏格兰的一位著名律师大卫·布鲁斯先生和他的妹妹碰巧和我同行。这是我的第一次短途旅行，第一次能好好欣赏一下这个国家。在格林斯堡旅馆，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用餐。我觉得那里的东西好吃极了。
1852年，格林斯堡附近正在挖沟筑堤，为建造宾夕法尼亚铁路做准备。清晨我出去散步时，经常能看见工程的进展情况，没想到不久后我也进入了那家大公司，为这项工程效力。自从进电报公司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要完成如此重要的任务，我小心谨慎地守在电报机旁，不敢有丝毫懈怠。一天深夜，外面狂风暴雨，我仍然坐在办公室里，也没有想过要切断通讯。由于我的冒失，坐得离按键太近，被一道闪电击了一下，把我从凳子上打了下来，差点要了我的命。从那以后，在电闪雷鸣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总是格外小心。我圆满地完成了在格林斯堡的任务，这让我的上司非常满意。在其他孩子看来，我是带着光环回到匹兹堡的。不久，我便得到了晋升。布鲁克斯先生发电报给詹姆斯·D·里德说需要一个新的操作员，里德当时是这条线上的总裁，他是苏格兰男人的又一个成功典范，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布鲁克斯先生主动推荐我担任助理操作员一职。来自路易斯维尔的电报回复说，如果布鲁克斯先生认为我能胜任，里德先生非常赞成提拔“安迪”。终于，我成了一名电报操作员，每月有25美元的高薪，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要感谢布鲁克斯先生和里德先生把我从一个普通的信差提拔到电报操作室，那年我17岁，结束了学徒期。我现在是一个男子汉了，不再是一个每个工作日只挣1美元的孩子。
电报公司的操作室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一所极好的学校。在那儿，不得不用笔和纸来写作和创造。在那里，我那一点关于英国和欧洲的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毫无疑问，知识无论在哪里都是有用的，它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当时，要接收从莱斯角发出的国外新闻，这项任务是我们的职责中最有挑战性的。我喜欢这项工作胜于其他工作，不久，这项工作自然就分配给了我。
那个时候，电报线上的工作条件很艰苦，遇到暴风雨的时候，很多内容只能靠猜测。大家都说我的猜测能力很强，我总是喜欢自己花点时间把传输过程中缺漏的一两个单词填上，而不用打断发报人。对于国外新闻，这么做并没有什么风险，因为即使操作员作了一些改动，犯了一点小错误，那也没什么，并不会引起严重的问题。我也开始了解了国外的一些事，尤其是关于英国的，只要看到开头的一两个字母，我总能比较准确地猜测出它的内容。
通常，匹兹堡的每家报社都会派一名记者到电报公司来转录新闻快讯。后来，这些报社联合指派一个专人来负责这件事，这人建议接收到的新闻最好能多做几个版本，如果我能把所有的新闻快讯额外多复制5份给他，他每周多付给我1美元。这是我第一次为报社工作，而且还有比较丰厚的报酬，这样我每月的薪水达到了30美元，那时每一元都很值钱。家里也逐渐宽裕起来，似乎有成为百万富翁的迹象。
另一个对我有决定性影响的事，我和我的5位密友一起加入了“韦伯斯特文学社”。我们组成了一个圈子，相互之间密切联系，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益的。在此之前我们还成立过一个小型的辩论组，聚会地点就在菲普斯先生父亲的屋子里，白天那儿还有几个熟练的鞋匠在干活。托马斯·米勒近来声称，我曾经有一次在“司法官是否应该由人民来选举”这个问题上讲了近一个半小时。但是，我想是他的记忆出了点问题，对此我们要宽容一点。当时，“韦伯斯特”是这座城里最著名的一个社团，我们为能成为其中的一员感到骄傲。在鞋匠屋子里的辩论仅仅是我们为自己做的准备。
我认为在当时没有比参加这样的社团对一个年轻人更有益了。我从书中获取的许多知识在日后的辩论中都派上了用场，而且让我的思路更加清晰流畅。我后来在观众面前镇定自若都要归功于“韦伯斯特文学社”的那段经历。我在演讲中一贯有两个原则：在听众面前要放松，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要和观众有交流，而不是只顾自己演讲。不要把自己当作另外一个人，你就是你，要按自己的方式讲话，千万不要在演讲中拿腔捏调，除非你无法控制自己。
我终于成为了一名通过声音来接收信息的电报操作员，可以完全不用按键。这项技能在当时非常稀罕，以至于一些人专门前来公司观赏，对这项特殊的技艺赞不绝口，我也因此而出了名。当一场特大的洪水毁坏了斯托伊本维尔和惠灵之间所有的电报通讯联络系统后——那段距离有25英里——我就被派到斯托伊本维尔去负责接手整个电报业务，每隔一两个小时，过河去惠灵的小船上发送急件，返回时再把东部的急件带回来。就这样来回一个多星期，保证了东西部之间所有的电报通讯联络畅通。
在斯托伊本维尔时，我听说父亲将去惠灵和辛辛那提去卖他自己织的桌布。于是我去码头等他，直到深夜，小船才到。我下去接他，发现父亲为了省钱，没有待在船舱里，而是坐在甲板上，我有种说不出的伤感。一个这么好的人却还要遭受旅途之苦，这让我愤愤不平。但是，我仍安慰他说：“好了，爸爸，用不了多久，你和妈妈就能坐上自己的马车了。”
父亲一直都很腼腆、保守，还有点敏感，很少当面赞扬自己的孩子（这是苏格兰人的典型特性），唯恐他的儿子得意忘形。但是，当他被感动的时候也会失控，比如说这一次。他紧紧抓住我的手，那个眼神时常在我眼前浮现，令我终生难忘。他缓慢地低声说着：
“安迪，我为你自豪。”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似乎为刚才所说的话而害羞。他跟我道了晚安，并叫我赶快回办公室去。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眼里饱含着泪水。许多年来，这些话一直萦绕在我耳边，温暖着我的心。我们彼此了解，话虽不多，却情深意长，这就是苏格托马斯·亚·斯各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主管。1953年卡内基成为他的个人电报操作员兼秘书。
兰人的性格。是的，在他心灵深处有一块圣洁的地方不容任何人亵渎。此时无声胜有声。父亲是一个博爱的人，热爱朋友，热爱宗教，虽然他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也不信奉神学，也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是他完全有资格上天堂。他虽然沉默寡言，却善良诚实。哎！他从西部回来后不久就过世了，就在我们刚有能力能让他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的时候。
回到匹兹堡之后，没过多久，我结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大人物——托马斯·亚·司各特，在他所在的领域，他被称为“天才”。他来匹兹堡担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区域主管。他和他的上司（在阿尔图纳的总裁罗姆贝特先生）之间经常需要电报联系，这使得他常在夜间去电报公司，有几次碰巧是我值班，有一天，我惊讶地听到他的一位助理告诉我，司各特先生向他打听我能否去担任他的办事员和电报操作员，这个助理和我很熟。这位年轻人告诉我他是这么回答的：
“这不太可能，他现在已经是一位电报操作员了。”
但是，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我立即说：
“别这么快回绝，我可能愿意去他那儿工作，我不希望总是在办公室工作。请告诉他这些。”
1853年2月1日，我成为了司各特先生的办事员和电报操作员，每月35美元的薪水。月薪从25美元涨到35美元是我所知道的最大涨幅了。我们的公用电报线路临时接进了司各特先生在火车站的办公室，在不影响普通公共电报业务的情况下，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可以使用这条线路，一直到铁路公司建成自己的电报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