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玉梅继续说：“然后就提他们儿子的婚事，他们对我承诺说，在结婚前，他们要为我们在县城解决一套婚房，并进行豪华装饰，买全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三个大件，置齐整套高档家俱。
他们说家庭装饰，在我们国内的大城市还没有开始，他们是前一阵有幸出国考察才知道有这事的，所以他们要把我们的婚房装饰布置成全县最时髦最高档的婚房。”
刘学军头脑一热，表态说：“这个，我也能做到。”
姚玉梅伸手轻轻拧了他一个肉疙瘩：“你不要说大话好不好？”
刘学军说：“但要做到这些，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姚玉梅又说：“过了几天，他们又派媒人到我家里，对我爸爸妈妈承诺说，如果我们同意这门亲事，他们马上就给我送两千元钱的彩礼。”
“两千元？”刘学军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现在，送二百元的彩礼，已经算是很高的了，他们要送两千元？这对我目前的财力来说，倒真是一个天文数字。说实话，我直到现在，还只有两百五十多元的积蓄。本来快要积满五百了，可我为班级做校服垫付了一百多元钱，我二哥砌房子，我又拿出一百多元钱给他买桁料。”
姚玉梅抓住他的手，把五指插在他的五指间，表明关系紧密：“怎么样？你实现不了吧？可这还不算，他们说，在两千元彩礼之外，还要给我买一只上海牌女表，送几套外国进口面料的衣服。我们结婚时，他们出钱在县城办三十桌以上的酒席，宴请各路贵客，收到的人情钱全部归我们所有。他们算了一下，包括他们的亲朋好友，同事部下，关系单位的头头脑脑，总共不会少于一万元钱。”
又是一个天文数字。刘学军的脸有些挂不住了，这凭他现在拿45.5元的工资和一个小教师的身份，是无论如何也难于做到的。
姚玉梅却还在说：“他们保证，吴兵毕业后，分到县城里最吃香的单位，譬如商业局，物质局，粮食局，外贸公司，保险公司等等，由我们自己挑。”
刘学军说：“我敢肯定，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单位都不如教育局吃香。”
他说这话是有根据的。一九八二年，走在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废弃了粮票布票等凭票供应制度，拉开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序幕。
刘学军从报纸看到这样的报道，敏锐地看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曙光。市场经济发展了，象商业局，物资局和粮食局这些原本很吃香的单位，还有刚刚成立的外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常时新抢手的单位，就会渐渐变得不吃香，甚至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所以他才敢说这个话的。
当然，他的意识还太超前了一些，这个小县城此时还笼罩在一片浓郁的计划经济氛围中。人们还被紧锢在一切凭票供应的生活里，所以对手里有些物资供应权的领导和职工充满了膜拜。这时，连买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都要凭票购买。而这些票又紧张到一个单位，譬如一个学校一年连一张票都分配不到的程度。要去托人开后门，等待很长时间，有时要等一二年才能搞到。刘学军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就是通过他班上一个学生的父亲搞到一张票买的。
所以当时“开后门”一词非常流行，连只有在排队时让认识的人插到前面去，最多有权让你用粗粮兑几斤大米的粮站职工，也成了非常吃香的职业，甚至成了人们巴结崇拜的对象。
物质决定意识，这样的物质条件和供应政策，就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你看，连姚玉梅也有这样的观念。
她听了刘学军的表态后，伸手点了点他的鼻子说：“你别阿Q了，老师尽管已经不是臭老九了，但社会地位还是很低的。许多人来劝我时，都是这样说的。”
“是吗？”刘学军更加惊讶了，“怎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他大学毕业后，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学校里，所以还不太真正了解人们对老师的看法。这时候，老师尽管也是国家人员（农村里把户口是全民或者集团性质的人员都称为国家人员），但还是最不吃香，或者说最被人看不起的一个职业。
因为老师除了国家规定的工资外，没有任何物资供应权和外快。本科毕业生45.5元工资，大专毕业生36.5元工资，中专毕业29.5元工资。老师们要在工作了四五年甚至五六年以后，才能加到五六元工资。而且老师最辛苦，工作压力最大。所以这时候，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姑娘，都不肯跟老师谈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