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开始命令我们出去办事，他让我们要坚强、有力，不要对其他人太过友好。因而大家开始觉得我的兄弟们和我就像是王孙贵族一样，有人甚至开始称呼父亲年龄比较大的儿子为“大首领”。我承认对这样的称呼我并不反感，因为在那之前我从没获得过别人的认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开始变得傲慢无礼，觉得自己比别人都要高一等，因为人们就是这样看我们的。
父亲把我们视作他的机器人奴隶，而他的下属又把我们当做是年轻的国王。结果，由于这样的非正常生活，我们每个人的性格都出了问题。阿卜杜勒·拉赫曼从小时候到现在一点儿都没变，还是不喜欢跟人待在一起，只有跟马在一起时他才会觉得自在。日子一天天过去，萨阿德越来越不务实，总喜欢夸夸其谈，一说起来就没完。我们周围的那些士兵脾气都不太好，要是一般人有谁那样唠叨他们肯定早就发火了，但由于萨阿德是首领的儿子，他们也就没说什么。
我们搬到坎大哈以后，萨阿德养成了不停地谈论食物的习惯。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过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常常挨饿，即使有吃的，我们吃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吃了一顿又一顿难以下咽的食物之后，萨阿德开始迷上了菜谱。有一天在坎大哈，他找到了一块甜蛋糕，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搞到的。他当时一直不停地说那块蛋糕，以至于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块蛋糕，就好像那块蛋糕是我自己吃了一样。那块蛋糕是甜面粉做的，有很多糖和蜂蜜。
萨阿德连一片面包屑也不愿意给别人，他把整块蛋糕全吃完了。那以后的几周里，他在街上只要一见到人就会上去跟别人详细描述他的蛋糕，说那块蛋糕的模样、味道，说他相信那块蛋糕是烤出来的。听了他的话，阿富汗人就会往后退，心想我的这个兄弟肯定是脑子有毛病。父亲的士兵听萨阿德说了很多关于那块蛋糕的事，以至于到后来他们一看到他朝自己走来就马上跑开。最后我威胁他说如果他还再说那块蛋糕我就要打他了，但他仍然没有打住。直到有一天他得到了一个特制的布丁，于是就像当初说那块蛋糕一样，他又开始说那个布丁了。就连父亲也没办法让他的舌头停下来。
我们开始受不了父亲为我们选择的生活了。
奥斯曼开始没办法跟其他人正常相处，主要是因为他想像父亲一样控制别人的思想。
今天，当我读到有新闻报道说我的兄弟们是基地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时，我很质疑那些报道的真实性。到我离开的时侯，他们的性格都已经基本定型了，他们没有谁有能力领导一支军队。
我的小弟弟穆罕默德是唯一一个有可能成长为高级指挥官的人，他的性格比较安静、严肃。还在我离开阿富汗之前，我就注意到父亲已经开始把希望从我这里转移到了他身上，开始把穆罕默德定为“继承人”。有一次父亲让穆罕默德和他一起照相，而且让他拿了一把步枪。在我们的世界里，这就代表着父亲准备把自己的权利转交给穆罕默德。
不过在那之前，父亲一直都对我很有信心，很相信我。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找我谈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食物等给养短缺。那时候我们都知道父亲已经不再是富人了。虽然父亲建立了一个体系，从支持圣战的人那里筹集资金，当时很多朋友、家族和皇室都还在向父亲提供经济援助，但有时候援助还是太有限了。
有一周我们全家人要没饭吃了，父亲找到我，对我说：“奥玛，我注意到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我需要一个我能够信任的人去分发食物。从现在开始，由你负责统计我的每一个妻子和孩子需要的食物的数量。记住，十几岁的孩子正在长身体，他们需要的食物会比其他人多。你必须把所有食物分类，然后公平地分发给每一个人。”
我觉得父亲可能知道阿卜杜勒·拉赫曼不适合做这项工作，因为他太内向了，让他去分发食物他会没办法和别人沟通的；萨阿德也不合适，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肯定会自己把最好吃的东西给吃光了。
我对待这项工作的态度极为认真。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的母亲和阿姨们或者是那些孩子们挨饿。虽然我们平时吃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且数量很少，不过有时那些来阿富汗和父亲一起去狩猎的王孙公子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礼物，比如一大箱子水果、鱼、红肉或者蔬菜什么的。每次收到礼物我们都会很高兴，最小的孩子就能大吃一顿了。父亲说别人告诉他我非常公正，大家对我都没有意见。那以后不久，父亲说他已经把我当做他的副手了。
然而听到我的回答之后父亲的脸立刻就白了，我说：“父亲，只要是为了帮助母亲和阿姨们，我什么都会做的，但我不是你最理想的接班人。我想过平静的生活，我不想一辈子在暴力中生活。”尽管我这样说了，但父亲还是没有改变初衷，仍想让我继承他的事业。不久之后父亲带我去了前线，我只能猜测父亲可能是认为如果我尝到了打仗的味道，我可能就会爱上战争，就像他和苏联人打仗时爱上打仗那样。我一定让父亲大失所望了。
后来面对父亲时我变得越来越大胆了，我以前从没想过我居然敢充满自信地公然反对父亲的决定。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导致我们关系恶化的冲突。
我们一家定居坎大哈几个月以后，我和母亲又准备一起出去做客。但我的一个兄弟突然找到我，对我说父亲要我去见他。我遵从父亲的命令，跨上卡拉什尼科夫枪，拴上手榴弹带就出发了。
当时我猜父亲是想问关于我们的食物储备的事情，或者是想让我做一些和家里有关的事情。虽然我还只有十六岁，但家里妇女和儿童的事情主要是由我负责。
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士兵，他告诉我说父亲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在那里找到了父亲，他正盘腿坐在地上，周围有很多士兵。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走了过去——这也是我们的习惯。
父亲抬起头来，看到了我，表情既不显得高兴，也不难过，他只是说：“我的儿子，我马上要去前线，你和我一起去。”
我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还有些兴奋。我已经在这个正处于战争之中的国家住了一年了，我很想知道前线是什么样。我曾听打仗回来的士兵讲过很多关于勇士的故事。塔利班当时还在和马苏德领导的阿富汗北联盟作战，马苏德在战争方面的天才众所周知，而且他还是苏联战争时期穆斯林游击队的英雄。父亲回到阿富汗的时候，马苏德和奥马尔这两个苏联战争中的英雄早已刀兵相向了。在奥马尔向父亲提供保护之后，父亲答应让自己的军队听从他的指挥，而奥马尔和塔利班是马苏德的死敌。
那天一切正常，我们一行人都没被指定要坐什么车或是坐哪个座位。父亲随意挑了一辆车、一个司机，我跟在他后面上了车。塞赫尔吕·贾达维（美国政府叫他萨利姆·哈姆丹）也在我们那辆车上。车开了没多久，大约有三四十分钟，不过就像在阿富汗其他地区一样，一路上路况都很糟糕。那次路上发生的事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只记得塞赫尔吕讲了很多笑话，以致我很难像平时那样保持严肃，反倒一直在不停地笑。塞赫尔吕是一个非常乐观、会不停地讲笑话的人。只要有他在身边，你很难不笑。
我们刚到交战地区，所有人就都去做自己的事去了。父亲去会见那里的将军。塞赫尔吕和我在那里闲逛，出于无聊，塞赫尔吕决定练一练射击。
他在地上放了一个空罐头盒子，然后就开始练习了。
我们讨论了一下他的射击技巧，随后他继续一个人练着。
塞赫尔吕又打了一枪。
那一枪的声音实在太大了，我们都疑惑不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怕谁也没听到过卡拉什尼科夫枪能发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声音。
正当我们在那里检查他的枪，并讨论当时怪异的情形时，一颗炸弹在我们身边爆炸了。于是我们才意识到，刚才那个声音不是他的卡拉什尼科夫枪发出来的。
几秒钟之后，我们周围已是一片枪林弹雨，炸弹不断地在我们身边爆炸。那次攻击中途停了一小会儿，我听到父亲在喊：“回来！回来！”
我和塞赫尔吕一起蹲在地上。我惊吓过度，已经动不了了。而塞赫尔吕则分外谨慎，他在想我们要怎样才能不碰到炸弹安全地出去。
我们的脑子都在飞快地转动，但谁都不明白马苏德的人怎么会离我们这么近。天哪，我们在双方交火线后面！马苏德的人是怎么溜到塔利班的防线和我们之间的？我们居然什么也不知道。
我蹲在那里，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炸死。我回头看到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已经躲到了一栋混凝土房子里，绝望地看着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就这样无助地暴露在外面。一颗颗炸弹从我头顶呼啸而过，无数烟尘和小石头飞溅到我脸上。我周围到处是极深的炸弹坑，当时我真的相信我马上就要死去，那将是我活在人世的最后一刻。我知道我的死一定会让妈妈伤心欲绝的，这是当时最让我感到难过的事。很奇怪，我那时候居然不害怕。我想那可能是我的肾上腺素让我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勇气。
我再次回头看看父亲，当时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父亲了。他正站在那栋临时建筑的门口，冒着生命危险向我挥手让我回去。最后我终于攒了点力气跑回去了。父亲颤抖着身体，看到我还活着，他非常开心。
我们没有打一场硬仗的准备，所以只能撤退了。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之后，父亲突然意识到袭击我们的不是马苏德的人，而是塔利班！我们被友军打了。
我从没看到过父亲这么生气。“塞赫尔吕，”父亲命令说，“准备好车，去附近看看，到他们发射炮弹的地方去，让他们马上停下，不然我们就全都要被炸死了。”
感谢真主，塞赫尔吕后来安全地回来了。他告诉发射炮弹的那个塔利班将军，他们打的是本·拉登，而且他差点把本·拉登的儿子给炸死了。塞赫尔吕说那个将军听了他的话差点心脏病发作。原来他听到塞赫尔吕的枪声后错误地以为是马苏德从背后突袭自己了，以为马苏德的手下躲过他的监测，跑到后方来了。
父亲对那位将军的解释并不满意，还是很生气。我从没见过父亲那样生气。父亲说在当时的情形下，作为一个指挥官，而且那里是他自己一直以来都认为是安全地带的地区，他必须先确定存在危险才能实施轰炸。
那次前线之行让我永生难忘。然而我却并没有如父亲所愿，因此而喜欢上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