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宦官的专权
明朝的内治，差不多始终为宦官把持。太祖、成祖两朝，内治总算是清明的。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时，北弃大宁，南弃安南，对外的不竞，就从此开始了。英宗立，宠任了一个王振，一切妄作妄为，其结果，就弄出土木之变。从成祖建立东厂，叫宦官刺探外事，宦官有了司法之权。王振专权时，也派他的义子马顺，管理镇抚司。有和他反抗的人，就叫镇抚司捕治，所以朝臣都拿他无可如何。英宗回国以后，本没有再做皇帝的道理。却是当英宗北狩时，朝臣有主张迁都的，也有主张坚守京城的。侍讲徐有贞，便是主张迁都最力的人。英宗回来之后，不免心怀惭愧。战将石亨，守京城有功，也因赏薄怨望。景帝初立英宗的儿子见深为太子，后来把他废掉，立了自己的儿子见济。偏偏见济又不争气，死掉了，景帝就久不建储。公元1457年，景帝有病。徐有贞、石亨等和内监曹吉祥相结。以兵闯入宫中，迎接英宗复位。废景帝，复为郕王，徙之西内，不多时，就死了，是为“夺门之变”。徐有贞旋为石亨所排挤，贬谪而死。石亨、曹吉祥都因谋反事泄，伏诛。英宗再做了皇帝。似乎他的行为，总应当改弦易辙了，却是依然昏聩，靠锦衣卫使门达、逯杲做耳目（石亨的反谋，系门达所举发。曹吉祥造反时，逯杲为其所杀）。因此英宗格外信任锦衣卫，锦衣卫就广遣校尉，到各处去侦探事情，弄得敲诈官吏，诬害平民，天下大受其害。公元1464年，英宗崩，宪宗立，诛门达，却又宠任了太监汪直。于东厂之外，别立西厂，派汪直领其事。缇骑四出，屡兴大狱；无赖校尉，布满民间，贻毒更不堪设想。公元1482年，才诛汪直，罢西厂。然而所信任的，仍是太监梁芳、方士李孜省、和尚继晓等一班人。公元1487年，宪宗崩，孝宗立，才把这三个人杀掉。刘健、谢迁、李东阳，相继秉政，把先朝弊政，极力厘剔，天下翕然。在位十八年，政治总算是清明的。到孝宗崩，武宗立，就又闹得不成样子了。武宗宠任太监刘瑾，于东西厂之外，别立内厂，派刘瑾主其事。武宗坐朝时，不知什么人，投了一封匿名书于路旁，数瑾罪恶。瑾就矫诏召百官三百多人，都跪在午门外，加以诘责，至于半日之久，然后把他们都送到监里，其专横如此。公元1510年，安化王寘鐇，反于宁夏，遣都御史杨一清讨之，太监张永为监军。一清游说张永，回见武宗时，极言刘瑾的罪恶。武宗方才省悟，把刘瑾杀掉。又有个大同游击江彬，交结了内监钱能的家奴，以蹴鞠侍帝。极言宣府、大同景物之美。于是武宗自称镇国公朱寿，出游宣府、大同，又从大同渡河，幸延绥，南至西安，由西安到太原。于是人心惶惶，谣言蜂起。宁王宸濠，乘机反于南昌（公元1519年），陷南康、九江，东攻安庆。幸而王守仁起兵赣南攻其后，仅三十五日而平，总算是侥幸万分了。武宗却丝毫不知反省，反借亲征为名，到南京去游玩了一趟。平心论之，武宗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倘使不做皇帝，也不过是个败家子，无甚大害及于社会。要是处境困厄，或者还能养成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却是做了个皇帝，就把天下弄得如此糟（从古以来的皇帝，像这样的很多）。这也可见得君主世袭制度的弊害了。
第二节 权臣和党祸
武宗崩后，世宗即位。世宗的性质，是偏于严刻的。即位之初，用杨廷和为大学士，厘革武宗时的弊政。天下翕然，颇有想望太平之意。旋因议尊本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而称孝宗为皇伯考，罢斥抗议的朝臣，而进用承顺意旨的张璁、桂萼。这件事，虽然没甚关系，然而从此以后，阿谀取容迎合意旨的人，就渐渐地得法起来。中叶以后，用严嵩为大学士。世宗颇好神仙，终日从事斋醮，一切政治，都置诸不问，又好以“明察自矜，果于刑戮”，就为严嵩所利用，故意激怒了他，以“入人罪”。于是大家都惧怕严嵩，没人敢和他反抗。严嵩就得以大权独揽。公元1550年，俺答大举入寇，直逼京城。严嵩以“辇毂之下，败不可掩，戒诸将勿与战”。于是虏兵纵横内地八日，掳掠够了，方才飏去。世宗看见城外火光烛天，问是什么事。左右便以失火对，其蒙蔽如此。这时候，南有倭寇，北有俺答，用兵都连亘十余年；内地的政治，又是如此腐败，明朝的元气，就此大伤了。
公元1567年，世宗崩，穆宗立，张居正、高拱，相继为相，革除世宗时弊政。这时候，倭寇初平，俺答也请和，东南西北之民稍稍息肩。唯东方的插汉部又强盛，蓟、辽时被侵寇。高拱乃用戚继光守蓟镇，李成梁守辽东。继光守御甚严，成梁屡战破敌，于是东北边亦安静。公元1572年，穆宗崩，神宗立，年方八岁，张居正辅政。居正是个“综核名实”的政治家，要行严肃的“官僚政治”的。明朝从世宗以来，吏治败坏，已达极点；又累朝都好奢侈，国家财政，固极困难，人民生计，尤为凋敝。到处都盗贼窃发，民不聊生。居正乃“行官吏久任之法，严州县讳盗之诛。崇节俭以阜财，峻刑法以治盗，信赏必罚，号令严明”。一纸文书，虽“万里之外，无敢不奉行惟谨”。所以神宗初政，论史者称赞他有“起衰振敝”之功。然而神宗本不以张居正为然，不过迫于太后，无如之何。公元1582年，张居正卒，就追夺他的官爵，籍没其家。从此以后，做宰相的，一切都奉承意旨，纪纲废弛，仍旧和前此一样了。
神宗亲政以后，荒于酒色。中年以后，怠荒更甚，至于二十多年不视朝（这时候，鸦片初输入中国。有人说：神宗实在是抽了鸦片烟的，但是没有什么确据），官缺的也不补人。至于正旦朝会，朝廷之上，寥寥无几人（大凡结党攻讦，总是起于没有是非的时候。要是有比较清明一点的政治，朋党自然结不起来的）。神宗既然二十多年不视朝，一切章奏，自然是“留中不发”。于是言路互相攻击的人，无是非曲直可见，格外攻击得厉害。而只要言路一攻，其人就自然引去，于是言路的势力，反而更重。这时候，又有在野的顾宪成等，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颇“议论时事，臧否人物”。附和他的人很多，就中朝的人物，也有遥相应和的，于是党议复起。言路之中，分为齐、楚、浙三党；朝臣之中，又有所谓昆、宣党，互相攻击。而这时候，又适有所谓“三案”的好题目，就攻击得更为厉害了。
神宗皇后王氏，无子。恭妃王氏，生皇长子常洛。贵妃郑氏，也生子常洵。帝宠郑贵妃，欲立其子，借口待中宫有子，久不建储，群臣屡以为言。公元1601年，才立常洛为皇太子。公元1615年，忽然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持梃闯入东宫，击伤守门内侍。把他拘来审讯，他自言姓张，名差，是郑贵妃宫中太监刘成、庞保主使他的。于是众论哗然，很有直攻郑贵妃和贵妃的兄弟郑国泰的。后来事未穷究，但把张差、刘成、庞保三个人杀掉，就算完结。这个唤作“梃击之案”。
公元1620年，神宗死了，常洛即位，是为光宗，不多时，就病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一粒，光宗服之，明日而崩。于是东林党说这进红丸的事情，李可灼不能不负责任，也有人不以为然的，是为“红丸之案”。
光宗崩后，熹宗即位，时年十六。光宗的选侍李氏，也住在乾清宫。御史左光斗上疏力争，选侍不得已，才移居哕鸾宫，是为“移宫之案”。
这所谓三案，本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两党得之，都把它当作攻讦的好资料。事过之后，依旧彼此争执，互相攻击。这时候，大学士叶向高，颇左袒东林党人。吏部尚书周嘉谟，又多引用东林党，非东林党人恨之刺骨。熹宗也是个昏愚不过的，宠信乳母客氏，封为奉圣夫人；又宠任内监魏忠贤，非东林党就和他相结。御史崔呈秀更把东林党人的名字，都开给他，叫他“一网打尽”。于是魏忠贤自己提督东厂，先后杀掉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纪中、周朝瑞、顾大章、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十二人（这十二个人，谓之“前后六君子”），都是东林党里，表表有名的。又毁天下书院，把东林党人的姓名，榜示天下。魏忠贤威势赫奕；至于各省督抚，都替他建立生祠；歌功颂德的，遍于海内，真是不成事体。直到公元1627年，熹宗崩，毅宗即位，才把魏忠贤除掉。然而明朝的国事，已经无可收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