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是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唐代伟大的医学家。
在他的家乡，人们争相传颂着一个近乎神奇的故事：
有一天，孙思邈外出行医的路上，只见四个人抬着一口棺材向野外走去，后面跟着一位哭得死去活来的老太婆。孙思邈一打听，原来死者是老太婆的女儿，因难产刚刚死去。
医生的职业本能促使孙思邈朝棺材望去，忽然他发现从棺材缝里正在往外渗出鲜红的血。
孙思邈凭着自己多年的行医经验断定死者还有救。他当即命人打开棺材，只见少妇脸色蜡黄，煞是可怕。孙思邈摸了摸她的脉搏，还感觉到有微弱的跳动。便赶紧选准穴位，给她扎了一针。
不一会儿，只见少妇轻轻的哼了一声，竟然活过来了。稍后，一个婴儿也呱呱坠地。在场的人们全都被这情形惊呆了。
孙思邈一针救两命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到了京城。
唐太宗对国内有如此神医妙手惊叹不已，当即传旨命孙思邈入京任太医，没想到这个在常人眼里千载难逢的好事居然被孙思邈婉言拒绝了。
原来他年轻时就立下志向，要用自己的医术拯救千千万万穷苦病人，不愿意仅仅为帝王服务。
又有一次，一个病人两手捂着肚子找上门来，自称有好几天撒不出尿来，尿脬都快要给胀破了。
孙思邈经过诊治断定他尿道有障碍，但当时情形很危险，吃药已经来不及了。
恰好，邻居的一个小孩子拿着一根葱吹着玩，一下子激起了孙思邈的灵感：对了，何不用葱作导尿管来引流呢？
孙思邈取来一根葱，去掉葱根和葱尖，然后小心翼翼的把它插入病人的尿道里，果然如愿以偿。
病人的小肚子慢慢地瘪下去了，尿也顺利地排尽了。
就这样，孙思邈又成了导尿术的发明人。
孙思邈不仅善于治病行医，还善于将医学知识活学活用用来养生，他活了一百零一岁才去世，被人们称为“活神仙”。
到晚年，他还不辞劳苦的辛勤编写《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等他去世以后，为了永远纪念他济世救人的丰功伟绩，人们把他发明的重要方子刻在碑上，立在大路旁边供世人传阅。这个石碑就叫做《千金宝要碑》。
小善难以救国
五代十国之际，小国林立，互相攻战，天下大乱，朝代如同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各国的皇帝也都是武人出身，不懂得治国治民之道。残忍好杀，草菅人命，所以不得人心，立国皆不长久。但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这样残忍，后唐的第二皇帝唐明宗就与众不同，颇有仁心，并能力改前非。
在他即位的第二年，京师（洛阳）巡检军使浑公儿向他口头奏道：
“外面有百姓二人，用竹竿当武器练习武功，图谋不轨。”明宗听了。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就下令将这两个百姓逮捕起来，交给石敬瑭处理（石敬瑭当时为明宗的女婿）。石敬瑭不问青红皂白，就将这二人杀掉了。
第二天，枢密使安重海上奏说：“昨天逮捕的那两个人，不是练习武功的，实际上是在一起玩耍的两个幼童，而不是成年的百姓。”明宗听后大惊，知道自己误杀了人。于是下诏向全国检讨自己滥施刑罚的过错，并且减少自己十天的食品，以向冤魂谢罪。石敬瑭不细心审理，也被罚了一个月的俸禄。浑公儿诬告陷害，被削去官职，杖打脊背后流放到登州（今山东蓬莱）。赐给两个儿童的家属各五十匹绢、一百石麦、一百石粟，并由官府出钱用隆重的葬礼为两小儿办理了后事。
为了防止今后再出现这类事件，唐明宗又下诏全国州府官吏：“从此以后，凡有死刑案件，必须仔细审理，决不能滥杀无辜。”
这一事件记载在《旧五代史》中，但后来的《新五代史》却将此事删去了，实在是一个遗憾。
然而，治理天下是综合而又长远的大计，后唐明宗虽有善心和善行，但改变不了天下无道的基本局面，所以仍然不能长久。刘备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那是对人的道德修养来说的，如果治理一个国家，恐怕除了注重小事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大事！
老实人的策略
刘大夏是明朝弘治年间官员，为人正直敢言，为官清正廉明，孝宗期间任两广总督，因治河有功，政绩卓著，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因当时政务紧急，皇帝急诏他赴京上任。但刘大夏迟迟不到任，孝宗又几次派人前去催唤。他才来到。进京之后，刘大夏并不立即上朝，却托病在家休养。并屡次上疏要辞掉尚书一职。孝宗心中略感不快，觉得他是有意在和自己过不去，又不知其中原故，便宣召他入见。
一见到刘大夏，孝宗就责备说：“朕授你兵部一职，是对你的信任，你为何拖延不来上任？”刘大夏叩首道：“臣年已老迈，且疾病缠身，恐实难当此重任。”孝宗紧皱双眉不说话，知道他肯定有末尽之言，就鼓励他继续说下去。刘大夏说：“臣以为，如今天下已是民穷财尽，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社稷危难，甚至天下大乱。何况兵部职掌国家要权，倘有半点疏忽，就会突发未料之事，后果将不堪设想。老臣思虑再三，恐力不胜任，所以迟迟未敢赴任。只是想请陛下再选择合适的人选，承担此重任。”
孝宗听后，觉得他言过其实，便不解地问：“自高祖皇帝开国以来，征敛有常制，赋税有常度，民生有保障，且连年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从未闻民穷财尽之事，卿今日何故出此危言？”刘大夏见皇帝询问，正好趁此机会陈述自己在外看到的实际情形，只有引起皇帝的充分重视，才能进一步革除税制上的弊端，也才能推行兵制改革，就直言不讳地说：“陛下居深宫之中，耳闻多是逢迎之辞，村民间的实情恐难了解。陛下以为征收有常，其实并无常制。臣在两广任职多年，所见所闻，颇有领略，从广西征取铎木，广东征取香药，每年仅此两项就耗费数以万计，其它更可想而知了。”
孝宗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过分的地方，又问：“如今兵士境况如何？士气怎样？”刘大夏说：“士兵的生活与百姓一样穷乏，士气也普遍低落。”孝宗对此迷惑不解，他奇怪地问：“兵士驻扎有日粮饷，出征有月粮饷，怎么还至于穷苦？”大夏回答说：“您是按时按量给士兵分发了粮饷，但将帅侵吞克扣，数目达一半之多，哪得不穷！”孝宗这才恍然大悟，不觉叹息道：“朕在位十几年了，尚不知天下军民贫困至此，真是枉为万民之主啊！”于是，立即下诏禁止各地过分的供献，同时整饬军纪，严惩了有关的长官，刹住了长官私扣粮饷的恶劣风气。
刘大夏见皇帝已经了解了实情，为自己上任以后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才走马上任，接过兵部尚书的大印。从此，孝宗皇帝更加亲信刘大夏了，只要遇到难以决断的事，必召他前来询问，常常言听计从。
过了一年，遇到京师大旱，刘大夏借机再次上疏孝宗，称兵政的弊端还没有完全革除，乞求退休还乡。明孝宗知道他又有新的花样，当然不准，让他详细开列所应革除的弊端。于是，刘大夏把兵政十害逐条列出呈上，孝宗看完奏疏，觉得切中要害，便赞许地采纳了。
孝宗越来越器重刘大夏，经常单独召见他，把他当做了知己朋友，经常与他促膝而谈。一次，孝宗诚心诚意地问刘大夏：“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朕又怎样做才能如古代帝王一样呢？”刘大夏也诚恳地回答说：“想学习古代的帝王并不是太难，要注意的问题是，求治不宜过急，过急了就必然造成一定的混乱。凡任用官员和施行政事，可以召见内阁官员及执政大臣当面商议，与他们诚心诚意地交换意见，听取各方面的情况介绍后，再去施行新的政策和法令也不迟。这样，不仅能集思广益，也可以赢得众人之心，求得顺理以达到天下太平。”
孝宗听了觉得受益匪浅。在刘大夏的辅佐下，孝宗虽然没有成为古代传说中的圣明的帝王，也还算是一个不太坏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