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亲娘亲
正当我迈开大步努力向前的时候，我那集父爱、母爱于一身的老父亲突患中风症卧床不起了，这对我们全家人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我们顿时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母亲去世后的这许多年里，父亲又当爹又当娘，更是我们这个家庭顽强生存下来的精神支撑，我们怎能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呢？父亲在既当爹又当娘的日子里，历尽了生活的辛苦，而他肚子里的苦水甚至没有一个人可以诉说。现在，我们的日子过得刚有起色，本应让他老人家多享几天清福，却又遭遇如此不幸。
但事实终归是事实。老父亲重度中风，茶水不咽，已是奄奄一息了。我的老叔父难舍共吃一个****的手足之情，老泪纵横地攥着父亲的手痛苦不已。我们兄妹们，还有几个媳妇，都守护在炕头，守在父亲的周围，经历着揪心撕肺般地痛苦。情急之下，我们请来了能够找到的所有大夫。他们仔细诊断了父亲的病情，并进行了讨论会诊，结论是：老人年事已高，恐怕不行了，要我们准备后事。医生的告诫，犹如晴天霹雳，让我们难以接受，更让我们不知如何面对。想那前一天，我的父亲还在街上和老朋友们聊天；临睡前，他觉得有些不舒服，还让小孙子——白娃扶着排了尿，一觉醒来咋就成这样了？我们反复向大夫们哀求，请大夫们多多费心，用上最好的药，按最大的希望进行抢救，以让我们的父亲能多活几天就多活几天，让我们多尽尽孝心。几位大夫倾尽全力，老父亲总算挨过了危险期，但已经偏瘫，卧床不起。父亲躺在床上，整天叫喊着这儿疼，那儿疼，其声凄惨，叫人痛心不已。他一会儿叫这个儿子，一会儿叫那个女儿，我们只能轮流值班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喂药、喂水、擦身、接尿，我们都争着抢着干，但是，仍然不能代替或分担父亲些许的痛苦。看着老父亲痛苦难熬的样子，儿女们个个心似刀割，只能像哄小孩儿一样地安慰他，以减轻老父亲的痛苦。
父亲病后一直住在我的家中，每天探视父亲的亲友络绎不绝，我既要服侍父亲，又要迎来送往，整天整夜都很少离开。憨厚诚实的大哥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既为父亲的病情难以好转而担心，又为我这个小弟的劳累而心疼，便提出要把父亲接到他家去奉养。他的意见很诚恳：“看来父亲的病很难化凶为吉了，但是又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咱们全都守候在近旁是不行的，家里几十口人还要吃饭，父亲天天用药还得花钱，尽孝心没钱也不行。我把父亲接过去，由我专门伺候，你们可以轮流来伺候。四弟必须立即出去干活，全家人的生活都指望着你呢。”大哥说的都是实情，因为我当时在外边干活做生意，带领着堂弟朱万德，侄儿朱生渊、朱生军，外甥周得君等，他们每年都能给各自的家里挣到一两万元，这是我们这个大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没了这笔钱，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就这样，我们兄弟4人服从大哥的意见，让父亲住在了大哥家，我和三哥都到县城去干活，尽量抽时间回来服侍父亲；二哥和小妹夫周文进，每天晚上都去服侍父亲。
“当我们对世间的万物充满了爱意，我们便被包容在无限的爱意之中。”孝敬老人也是一样，“娘有疼心，儿有孝心”。我的父亲的这一生可以说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儿孙的成长上，而全家人也都想把各自的孝心、爱意全都回报在老人的身上。
开始的几天，相安无事，大家都分头忙碌着。大哥把老父亲接到他家奉养这件事，只是我们兄弟4人的决定，没有征求过4个媳妇的意见，所以，二嫂和我的妻子很是想不通。她们的想法是，二哥家与我们家相距较近，白天，她妯娌俩可以轮流照看、伺候；晚上则由二哥操心，反正他每天晚上都要到大哥家去，还不如在自家方便些。主意一定，她们就付诸了实施：她妯娌俩趁着大哥不在家，拉了个架子车，要把老父亲接到二嫂家去奉养。大嫂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她俩的勇气和热情，更何况她俩比较年轻力壮。她俩把父亲抬到架子车上，小心翼翼地拉上就走，大嫂只能看着干哭，无可奈何。她们拉着父亲经过我家门前时，妻子突又要把老父亲往我家拉，理由是父亲在我家住习惯了，让他老人家就住在这儿吧，说不定坚持治疗，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起来，这是二嫂始料未及的。这一突然的变化，触怒了二嫂，两人撕破脸皮地争吵了一阵子。末了，还是二嫂厉害，我妻让步，老父亲被接到了二嫂家。争着抢着伺候卧病在床的老人，这在兴泉村还是个稀罕事。所以，朱家媳妇孝敬老人的美名从此传扬开来。
鲁迅先生说：“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依。”为了让父亲恢复健康、延续生命、安度晚年、得享清福，我们子女们竭尽全力，奉献孝心。而在此过程中，最该称道的就是二嫂了。老父亲正月里染上中风重病，到五月下旬谢世这近半年的时间里，二嫂确实是费尽了心血、吃遍了苦头，全心全意地侍奉着老父亲。她每天都按时给父亲喂汤、喂药，洗衣擦身，捶背搓腿，无微不至地操心、伺候老人。父亲卧床半年，身上无一处褥疮，衣服被褥、屋内空间，没有一点难闻的气味。更值得人尊敬和佩服的是，作为儿媳妇的她每天都要为父亲接送大小便，从不嫌弃，终始如初。老父亲长期卧病，经常出现便秘，三五天才排一次，而且十分吃力，非常困难，二嫂每次都是毫不嫌怨，用手指为他掏出，口中还念念有词地安慰老父亲，从心灵上抚慰老父亲的病痛。二嫂竭尽全力地伺候老父亲，亲友邻里都为之感动，她的美名也传遍了兴泉。
人生在世，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所以任何人都难逃所定。我们的老父亲在那一年的农历五月安然离世。经历了近半年的病痛折磨，尽管我们极尽孝心，仍难以代替他老人家所遭受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的离开，我们从心理上已能够接受，但没能让他老人家多享几天福，我们却不能不耿耿于怀，真是“子欲孝而亲不在”！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商量着要认真操办父亲的葬礼。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老人要厚养厚葬，葬礼讲究要热热闹闹、红红火火，高抬深埋，以让老人家安然长眠。说得具体一点，一方面就是要有浓郁的丧葬文化的气氛，让乡亲们吃好喝好，高高兴兴地将老人家高抬深埋；另一方面，要把良好的传统美德贯穿于葬礼之中，使之发扬光大，代代流传，特别是让晚辈们从中受到教益。
本着这样的宗旨，我们请来了村里经常帮人料理白事的行家，由孙廷伟、杨风军、王连科和我的表弟付贞安组成了大东班子，操办父亲的葬礼。他们策划决定：按照兴泉的乡俗和我们的家境，父亲的丧葬要请阴阳先生做道场、念大经，要请当地有知识的文化人作礼宾先生进行超度祭奠活动，还要请县剧团来兴泉唱戏。这样做一是因为父亲生前爱看戏，二是要答谢乡亲们。至于来宾的招待，我们要打破开悼之日一人一碗菜的常规，准备大餐，让前来的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天天吃，不限量。这样的决定，让我的表兄付贞安有些担心，他说这样的排场，恐怕花一万元都不够，问我们兄弟们分别能拿出多少钱来。我当即就拿出一万元的存折，表示花多少钱由我揽底，只劳驾他们各位操心把事情办好，让我们尽心。表完态后，我给各位大东规规矩矩地磕了头，表达我真诚的谢意。其实，按当时的物价，肉每斤6角多，普通的菜也就1到2角钱一斤，估计一万元差不多够了。当时一般人家操办白事，也就花个一两千元，我觉得花一万元送葬父亲的白事是可以办好的。
我们这样隆重地为父亲办丧事，并不是为了排场张扬，也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父亲辛劳一世，却没有享过几天福，我们希望父亲在天有灵，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孝心，我们更想借此安抚我们的愧疚；二是要让乡亲们满意，不能在为父亲送终的过程中落下骂名，让人家说三道四，这也是一个家庭的荣誉，花些钱是值得的。
我们请来了景泰县最有名气的寺滩曹家阴阳班子，做道场、鸣鼓乐、吹唢呐、念大经；请来了芦阳以马昌钧为首的马家风水班子，为父亲选定了“卧牛兆去，马烈超常”的风水宝地，让父亲安身长眠；还请来了孙果实、崔诚信、卢延安、马占芝、王维恒、王扶强等人组成的礼宾班子，进行祭奠活动。
父亲的葬礼是在二哥家举行的。二哥家住在村西的油路边上，院子比较宽敞，院外有一块很开阔的场地。那几天，唢呐声声、锣鼓咚咚、花圈团团、锦幡飘飘，车如流水、人如行云，丧葬的阵容实属少见。景泰二中的校长周敬阳送来了吊唁信，庞爱、刘万福等老同志送来了挽联，整个院子的前墙上都贴满了吊唁信、挽联和挽辞，葬礼的文化气氛非常浓厚，这在兴泉村是空前的。曹阴阳在休息的间隙询问来帮忙的陈有仁：“老人家的儿子都是干啥的，怎么这样厉害？”老陈说：“老四是个油漆匠”，并简单地介绍了我的情况。曹阴阳感慨地说：“老人家能有这样有出息的儿子，也就可以安息九泉了。”
为父送终的白事办得比较理想，花费除我拿出了一万元外，三哥也拿出了两千元，收到的礼钱也有好几千元，结算后，还剩四五千元，我的意见是把剩余的钱按****分成，让大哥和二嫂拿去使用，因为大哥家孩子多，大儿子又正在上学；二嫂伺候父亲有功，应该有所补偿。几位大东看到这种情况都非常感动。孙大东说：“我们当大东，最头疼的是白事过完后的算账，最是麻烦，有相当一些人家，出钱嫌多，分东西嫌少，动辄就吵架不休，甚至动手打得头破血流的也不鲜见。像你们兄弟这样明理重义的确实不多，我们要大力宣扬并提倡你们这种兄弟情义、妯娌和睦的良好风气。”孙大东说到做到，很快，我们朱家兄弟为父送终的佳话美谈，就传遍了兴泉全村，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人和人之间没有比竭尽全力互相帮助、互相照料更加鼓舞的了。父亲的送终之事，由我们兄弟4人互相协作、团结互助比较完美地完成了，我们都感到很满意，心里对父亲的歉疚也释缓了不少。我在想：人自投生入世，在所有的关爱中，父母的给予是最无私的。为了儿女，父母心甘情愿地奉献出了一切，而儿女们回报的总是太少太少，往往在当父母永远离去之后，儿女们才能感悟到他们的伟大和无私，也会为良心所谴责和由衷地内疚，而这时已经晚了。由于我们兄弟团结和睦，平时就注重以实际行动来孝敬父亲，而几位妯娌不但贤惠，且身教重于言传，对孩子们的影响也很大，孩子们对自己的父母和长辈都很孝敬。
这里需要提一笔的是我贤惠的二嫂，她年轻时精明能干，里里外外一把手；在父亲病重期间，她又是那样的操心，那样的周到，那样的竭尽全力。二嫂晚年不幸得了老年痴呆症，但是良好的家风没有使二嫂受过分的罪，儿女们都对二嫂很孝敬、很操心、很体贴。尤其是她的小儿子朱生潭，虽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工作，却给父母亲在景泰县城买了楼房，让他们安度晚年。不仅如此，他还几乎天天来电话问寒问暖报平安。这种良好的家风，正应了“房檐水照窝窝滴”这句俗语，对二哥、二嫂是很好的慰藉。
时间是无声的脚步，往往不等我完成最紧要的事务，它就溜了过去。珍惜时间、抓住机遇是非常重要的。回忆我到县城闯荡的那近10年时间，我始终很注重一个“悟”字，每走一步都要用心去琢磨，几乎是步步抢了一个“先”字。从1976年到1985年的这段时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留心观察着时局的变化。先是给生产队集体干，接着挂着生产队的牌子公私兼顾着干，最后，我才名正言顺地自己干了。那时候，我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再卷入政治运动的旋涡。但是怕归怕，还得继续干。我在刷油漆、刷涂料、油家具、喷车和拖拉机、裁玻璃、包沙发等一系列的创业中，每走一步，事前都要仔细分析，虽常常与风险相伴，但总是抢先一步去干了。干活时，我求一个“精”字；待人接物，我讲一个“诚”字。我的活儿总是多得干不完。每当我踏出一条道来，同行很快就跟了上来；而挤上的同行过多时，我又瞄准了新的项目。例如，建筑行业实行大承包包括了油漆活后，我就不干油漆门窗的活儿了；当外地的木工大量涌来做沙发时，我当机立断，投入到高档沙发的行列。这样，我常常超前地干着一些正呈现上升态势的事业，利润当然也就相对地丰厚一些。渐渐地，我领的人员由三五人增至10多个人，旺季时甚至能达到30多人，当然，吃饭的问题就比较突出了。
老父亲谢世后，家中再也没有大的牵挂了。出于种种考虑，我动员妻子儿女在1985年的暑假搬进了县城。我们的住所和店铺都在医药公司西墙边的那些简陋房子里。妻子可以给我们做饭并看守摊子，孩子们可以在县城的学校读书。我把兴泉的口粮地和农具，全都送给了大哥；房子我转让给了我的学生，后来又是我油漆工徒弟的雷孝。
县城生活是我当时的希望，而希望在任何时候都是支撑我向上的力量，由此，我的脚步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征程。
我的最高原则是：不屈服于任何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