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的文化，不难发现，有这样一个现象—中国人天生有这样一个习惯，那还是文字尚未创造出来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结绳记事了，或是关于采集的生活，或是关于放牧的生活，或是关于农耕的生活，或是关于生老病死的祭祀，或是关于部落间的冲突等等不一而足。
待到文字渐渐创造出来，这种记载生产和生活的内容便愈发全面和丰富了。并且是接续不断的了，后又从习惯逐渐演变成一种传统和文化了。这种连续不断的，不断累积的记载，最终催生了中国最早的文化载体—史。
严格地说来，中国古代的文化，归根结底只有一种形式，就是史。在人类的文化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地域或者民族，有像中国这样发达完善的史。同样是古代文明发源地的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以及爱琴海周围，虽然也产生过一些类似史的东西，但大多是断断续续，粗略不详的。而跟中国同处亚洲的印度河流域，干脆什么都没有，数千载的时空，只留下一张无形的空荡荡的白纸。生活在印度河流域的人，至今都不了解自己的过去。
钟意记史确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一个长处。然而，中国人记史却有一个致命的毛病，那就是不顾事实地选择性地记和妄为违心地记。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后果，翻开浩如烟海的中国的史，不外乎帝王将相，大半是胜利者的言行事迹，表面上环环相扣，严丝合缝，一脉相承，实际上却是悬疑重重，令人不知所从。自从嬴政一番焚书坑儒，刘彻对司马迁施行了残酷的宫刑之后，中国记史的人，在强权面前，就彻底变得弱不经风，常常违心而记。历代统治者也是逐字逐句地盯看记史，稍有碍于自己的记载，就砍了记史的人，撕掉重记。
于是，每一朝的创立者，出生的时候，就都是龙蛇绕梁，烛光诡谲的情形。于是，不可预知的很多史实，就都被湮灭在了浩渺的时空之中。于是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玄武门事件的真相究竟是怎样，不知道赵匡胤究竟是怎么死的，不知道顺治究竟出家了没有，不知道朱允文到底有没有当和尚……
然而，事实上，中国人并不苛求知道那些真相，人们更乐于心满意足地享受着那好奇带来的愉悦。人们都沉迷在真相是自己臆想的那般中不可自拔。而荧屏上演绎的则更加精彩和引人入胜。我记得之前看过一段演朱棣的电视剧，北京新都落成的时候，朱棣的儿孙们，叫来一帮僧侣做法事，在金碧辉煌的大殿里，朱棣竟和他的亲侄儿朱允文相见了。这场景是大多数中国人都乐于见到的，越是沧海桑田，越是匪夷所思，越是让人觉得过瘾和回味无穷。一面是天威正盛的帝王，一面是万念俱空的老僧。血雨腥风早被无情的时空吹磨得殆尽，数十年的光阴也把两个历史的当事人刻画得满脸皱纹和沧桑。朱棣从踏进南京宫殿的那一刻起，就四处猎追朱允文的踪迹和讯息，而今猛地撞在一起，十步之间，却惊得往后一连退了几步，阔别重逢，已真的是恍如隔世了！
那段对话，着实是令人过瘾和感慨万端。“大师，朕有一事不明，今天是新都落成，普天之下，人皆贺庆，为何你们僧人却一再念着什么四大皆空，惟有涅槃呢？”“皇上不解色空，当然就不识涅槃之境界了。”“可是，大师，朕还是不明白，朕从允文的手上夺得了这大明的江山，难道这万里江域，山山水水是空的吗？朕编纂了《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这是大明的盛世啊！这难道也是空的吗？”“不错，皇上的天威大也，可是，皇上难道就没有失去什么吗？老衲却知道，皇上的心中有百虫在撕咬，被撕咬的丑陋不堪……”“大师……大师，你究竟是何人？”“皇上何必这么紧张呢？老衲只是一个过路的僧人。”“大师，朕想向你打听一个人，一个叫允文，不，应该叫应文的……”“皇上还念着他吗？”“他是朕的侄儿，被朕从龙位上撵下去了，可是现在，朕有些想他了，大师，你可曾见到过他？”“皇上，不必再寻找他了，大千世界，尤是空空，更何况一个人影呢？就当他，一阵风过，消失在远方的林中了。”老僧说罢，就径直离去了。朱棣站在原地，泣如雨下，抬头望见老僧的背影，追将出去。“允文，朕的侄儿，你不要走，朕，不杀你，朕……不杀你……”
那老僧却终也没有回头，从荧屏上消失了。应该说，这编剧的文笔确实够精彩和感人，然而，却挡不住轻微地一刺，这催人泪下的对话，终究是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杜撰。然而这杜撰，却又着实抓住了大多数中国人的那点心思。中国人不但爱看戏赶热闹，更爱一遍遍地重复那兀自陶醉的，圆满感性的幻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