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彩是刘瑾的忠实走狗之一，因为是焦芳的同乡，焦芳把他引荐给刘瑾。张彩长得一表人材，并且能言善辩，深得刘瑾赏识，当即任命他为吏部文选郎。张彩到吏部后勾结刘宇排挤吏部尚书许进，许进被挤出吏部后，刘宇升任尚书。但是张彩因为依仗自己在刘瑾那里得宠，并不把刘宇放在眼里，吏部对官员的选派任免基本上由张彩一人说了算，多数都不用告诉刘宇。刘宇也知道自己不如张彩受宠，对张彩恭敬有加。过了不久，刘宇入阁，张彩升任吏部尚书。不过一年时间，张彩就由一个郎署小吏升为六卿之首的吏部尚书。与他同时的官吏们依然故我，到张彩那里去禀报政事都心怀卑怯，而张彩动辄喝斥，疾言厉色，一点也不客气。张彩受宠不仅在于他顺从刘瑾，还在于他能为刘瑾考虑得长远一些。他怕刘瑾专权用事，贪残无度，以致结怨深重，对刘瑾不利，他就向刘瑾进言道：“您知道向您进献的财物是从哪里来的吗？不是盗用的官银，就是敲诈的小民。这些送礼的官员借着向您进贡的名义敛财，送来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都被他们自己吞掉了，但是下面的怨恨却都归到了您身上，将来如何向天下人交代？”刘瑾觉得张彩说得有理，在一段时间内收贿有所收敛，甚至还把几个送礼的官员治罪。如御史胡节到山东视察回京后向刘瑾献上厚礼，刘瑾不但不领情，反而把他逮捕下狱。少监李宣、侍郎张鸾以及指挥同知赵良到福建办事后搜刮民财，献给刘瑾白金二万，刘瑾上疏朝廷，把白金上交国库，把李宣等三人治罪。一时间很多人认为张彩能引导刘瑾办好事。张彩与刘瑾的关系也非一般人可比。刘瑾每次休沐时，公卿大臣都前往探望，有的人一大早赶去，直到天黑也见不到刘瑾的面。但是张彩往往是来得不早，却直接走进刘瑾的内室，和刘瑾谈话或宴饮。对张彩的话，刘瑾没有不采纳的。朝臣们于是更加害怕张彩，对他就像对刘瑾一样恭敬有礼，张彩也更加骄横。到了后来，连焦芳也甘拜下风。焦芳总认为张彩是他引荐给刘瑾的，张彩当了吏部尚书后，他不断地向张彩推荐任用官员，张彩有时也不买焦芳的账。有些原先依附焦芳的人后来也转过来巴结张彩，而向刘瑾揭发焦芳所做的坏事，刘瑾很生气，多次当众斥责焦氏父子。焦芳知道自己斗不过张彩，只好与儿子告退回乡。
由于党羽的拥戴，加上皇帝的纵容，刘的权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武宗皇帝上朝时，刘瑾紧靠在他右边，朝臣参拜完皇帝后，还要朝刘瑾作揖。所以人们私下把武宗称做“坐着的皇帝”，把刘瑾称做“站着的皇帝”。公侯贵戚以及满朝大臣无人敢和刘瑾平起平坐，平时见面都要向他跪拜。朝臣中有个叫邵二泉的无锡人，一次和同僚向刘瑾请示公事，刘瑾喝斥同僚对，邵二泉竟吓得两腿发抖，小便失禁。武宗除了上朝做做样子，对朝政不感兴趣，都交给刘瑾一手去办。刘瑾仅初通文字，根本承担不了处理奏章的事情，他就把这些朝廷公文带回家，先和他的妹夫、任吏部司务的孙聪商议，让松江县秀才出身的张文冕起草批示稿，第二天交给大学士焦芳润色颁发。作为内阁首辅的李东阳明知，也只能照办，不敢有什么不同意见。有时事关重大紧急而刘瑾又不在朝中，李东阳就让阁僚把奏章送到刘瑾的住处，请示刘瑾的旨意，然后再按此起草批复。朝臣们给皇帝上奏折言事时，要先用红色的帖子上呈刘瑾，称做“红本”，然后用白色帖子呈通政司，称做“白本”。在奏折中提到刘瑾时不准直接写其名讳，要写“刘太监”。都察院的官员有次疏忽在奏疏中出现了“刘瑾传奉”的字样，刘瑾知道后大怒，厉声叱责，后来都察院的屠庸都御史带着属下官员向刘瑾跪拜请罪才算罢休。
刘瑾在聚敛钱财方面可谓是贪得无厌。有个韩范，原在焦芳手下展来投靠刘瑾，专门帮刘瑾收受贿赂。外地官员进京朝见皇帝，京官出差回京，都必须先到刘瑾家里送上厚礼。当时各省布政使一级官员进京送礼的规矩是二万两银子，有的没有准备或银两不够，只好先在京城借债，回省后再设法偿还，以致有个专用词叫“京债”。在南京任户部右侍郎的杨延和送厚礼给刘瑾，很快升任户部尚书。手握实权的杨延和尝到了甜头，他又送给刘瑾黄金二千两，刘瑾又把他提任为文渊阁大学士，并兼户部尚书。右都督神英，年纪已老应当致仕回乡，但他给刘瑾送了厚礼，升任径阳伯，年俸八百万。那些不送礼或送礼少的往往都受到刘瑾的排斥和迫害。南京都御史张泰是个勤政清廉的官员，理当升迁，但是仅向刘瑾送了点土特产，刘瑾十分不满，让他致仕回乡。翰林学士吴俨为人正直，从不行贿，刘瑾就让人向他索要贿赂，吴俨不听，也被罢免了官职。南京户部尚书雍泰虽与刘瑾是陕西同乡，但是不愿与刘瑾交往，不给他送礼，结果上任第四天就被免职。中下层京官一般比较拮据，给事中周钥到外地出差回京，因借不到银两向刘瑾送礼，竟然急得自杀。
刘瑾还派人到各地搜刮钱财，地方官为了应付他们的搜刮，也趁机盘剥百姓，把负担都加在民众身上。除了勒索官吏外，刘瑾还仗势侵夺农民粮田，以扩充庄田，曾拆除民房近四千间，侵占官地五十多顷，甚至掘弃百姓坟茔。为了增加对农民的搜刮力度，他还任意更改亩制，加征税额，致使农民和戍将卫卒都怨声载道。
刘瑾利用搜刮来的钱财，在其老家陕西大兴土木，为其祖上兴建祠堂，修筑坟茔，一方面是炫示自己的富贵气派，同时也为了祈求对自己及后世赐降福荫。他还建有义勇永安王庙，由武宗皇帝亲题“忠义”匾额，让当地官吏按时祭拜。在京城朝阳门外，花几十万两银子修建玄明宫，作为供奉玄天上帝的场所。玄明宫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占地数百顷，当时有诗形容为：“两观悬朱日，三梁架彩虹。蛟螭蟠楝赤，琥珀挂帘红。凿水规溟渤，为山像泰嵩。千门迷紫雾，十阁概玄穹。丘垄围丹竹，祠堂列锦枫。深林游鹿豕，仙域守罴熊。”
刘瑾对不依附于自己的官员采取排斥打击的手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首相刘健、次相谢迁这些前朝重臣因反对刘瑾等阉党被赶出朝廷后，刘瑾为了斩草除根，对支持刘、谢一派的朝臣五十三人都斥为“奸党”，有的被杀，有的被罢官。户部尚书韩文因为曾参与刘、谢上疏状告阉党，刘瑾记恨在心，让人专门找韩文的碴。过了一个月，终于以有假银输进内库为由给韩文定罪，下令降级致仕，后又改为撤职。韩文的儿子当时任高唐知州，也被削职。刘瑾还不甘心，又千方百计罗织罪名陷害韩文。户部发现遗失了几本旧册子，刘瑾要以此作为谢文的罪状，逼着继任的户部尚书顾佐上疏告发韩文。顾佐不愿这样做，被罚俸三月。顾佐愤而一再上疏辞官求归乡里，刘瑾准其辞官并三次罚他粮米，共千余石，直到顾佐倾家荡产，借债度日。尽管这样，还是没能救了韩文，刘瑾最终以遗失户部簿籍的罪名把韩文与户部侍郎张缙两人同时逮下诏狱，几个月后才放人，罚他们粮米千石，并运往大同。
左都御史张敷华也因曾上疏请求罢逐刘瑾，刘瑾以皇帝降旨的名义逼迫其致仕，并打算诬告他贪赃，后被人援救才得以免罪。
右都御史熊绣以前在任兵部侍郎时曾经裁撤过一些虚额兵勇，刘瑾对此不满，设法挑他的错却无从下手，后来把一个仓储的管理不善作为其罪责，罢官并罚米五百石，让熊绣自己运到边关，熊绣被折腾得家产败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