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封建政府，为增加国库收入，对某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以垄断其利。史称辜榷。利用辜榷贱买贵卖，从中获利，是王甫的生财之道。秦汉时期，官吏是绝对不允许经商的。身为中常侍的王甫，其秩禄为二千石，他对当时的官吏不得经商的法律规定十分清楚，但他为聚敛钱财，铤而走险，机关算尽。他指使自己的一个名叫王翘的门生，以自己的名义四处活动，自己做后台老板。门生王翘有恃无恐，“于郡官商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后汉书·杨震传》），王甫赚了一大笔钱。时任京兆尹的杨彪发现了王甫贪赃枉法的内情之后，就把此事告诉了司隶校尉阳球。阳球主管司察京师百官的不法行为，早就想把王甫等贪官绳之以法。当年，阳球任尚书令时，看到中常侍王甫、曹节等奸虐弄权，煽动内外，就曾发誓：“若阳球作司隶，此曹子安得容乎？”（《后汉书·阳球传》）光和二年（179年），阳球迁为司隶校尉。当他接到杨彪的报告后，便精心策划收捕王甫的计划。一天，阳球趁王甫出宫休假的机会，上奏朝廷，要求逮捕王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弱，中黄门刘毅，小黄门庞训、朱禹、齐盛等，太尉段颊趋炎附势，巧言馅媚，也应一并除掉，朝廷准奏。于是把王甫、段熲及王甫的儿子永乐少府王萌押送到洛阳监狱，阳球亲自考审，动用了酷刑。动刑之时，王萌尚狡辩，阳球义正词严，王萌破口大骂，阳球便用土块塞住王萌之口，棍棒齐下；王甫父子死于杖下。阳球为警世人，“僵磔甫尸于夏城门”，尸旁还用大笔写下“贼臣王甫”四字。王家的财产被朝廷全部没收。贪官王甫狡诈阴险，贫残无比剧头来落个暴尸街头的结局，也是罪有应得。
四
侯览，山阳防东（今山东金乡县）人，桓帝初年，为中常侍。他为人奸猾，善于察言观色，逢迎巴结，颇得皇上的欢心。他“倚孰贪放，受纳货遗以数巨万计”（《后汉书·宦者列传》）。桓帝延熹年间（158年~166年），因政府连年征伐，致使府库空虚，于是朝廷决定取借百官俸禄、王侯租税。侯览看到这是一个迁升的绝好机会，也就上缣五千匹，取得了关内侯的爵位。后来又因议诛梁冀之功，进封为高乡侯。
侯览贪婪成性，欲壑难填，他不但广纳货贿以巨万计，而且怂恿其宾客子弟为害乡里，鱼肉百姓。地方官吏如果稍加干涉，便被侯览加之莫须有的罪名，招来横祸。当时小黄门段硅家住济阴（今山东定陶县），与侯览家并立产业。在济北（治今山东长清县）一带，段侯两家仗势欺人，为所欲为。他们的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方圆几十里被他们搞得鸡犬不宁，百姓怨声载道。济北相滕延为官清廉，关心民瘼，调查取证之后，出动人马，捕杀候览、段硅两家的宾客数十人，并陈尸路衢，以示警告。侯览、段硅知道此事后，心环怨恨，在皇帝面前诬告滕延惨无人道，滥杀无辜，皇帝不明真相，随即罢了滕延的官。
从此以后，侯览更加肆无忌惮，为地方恶势力撑腰打气，对朝野正直之士极尽打击报复之能事。南阳有个富商张泛，是桓帝美人的外戚，善于制造一些好玩之物，赂遗中官，并以此得到一个显赫的职位。他投机钻营，大肆行贿，权势日强，气焰嚣张，横行乡里。郡功曹岑蛭和中贼曹吏张牧力劝南阳太守成路收捕张泛及其同党。上奏朝廷以后，朝廷竟赦免张泛无罪。岑蛭看到朝廷腐败，就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办法，先杀掉了张泛及其家族宾客二百余人，然后再奏知朝廷。中常侍侯览得知后，大为恼怒，因为张泛之死，等于掐断了他的一条财路。于是他怂恿张泛的妻子上书讼冤。皇帝听后大怒，便不问青红皂白，把南阳太守成瑨下狱致死，岑蛭与张牧逃亡到齐鲁一带。
五
侯览对阻断自己生财之道的人设计陷害，对违背其意志的正直官吏更是千方百计设计圈套，横加迫害。陈留考城人史弼因违背侯览之意，险些丢了性命。
史弼为官清廉，为人刚直不阿，出为平原相时，朝廷“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后汉书·党锢列传》），各郡国尊朝廷之命，大肆搜捕，官吏也趁此机会，排除异己，只有史弼一个也没有上报。上司下来督察，对史弼大加责备。史弼据理力争。后党禁中解，“济活者千余人”（《后汉书·史弼传》）。后来史弼迁为河东太守。东汉时期，各郡国按户口多少，按照一定的比例向朝廷举荐德才兼备的人为孝廉，此制度早在汉武帝时即实行，但到了东汉时期，选举制度已极不健全。腐败之风盛行。每到选举日子临近，许多权贵都用尽手段为自己的亲朋故旧丁二生子弟加紧活动。很多地方官吏也就趁此机会大发不义之财，接送钱多少决定举荐人选，其结果必然是认钱不认人，致使贤路堵塞，真正的优秀人才反而被淘汰。史弼对此现象极度不满，故每到选举的日子，他都闭门谢客，凡为举荐一事而来者，一律拒之门外。侯览依仗权势，在河东郡选举孝廉之时，修书一封，书中内容一是向史弼推荐自己的人选，二是向史弼借支盐税，名为借支，实为强夺。送信的使者来到河东郡。因史弼早有安排，所以书信迟迟送不到史弼手中。最后只好谎称中常侍侯览有其他要事致史弼书，决不为推荐之事。史弼看罢使者所呈书信，怒气冲天，言称太守肩负重任，理应选取优秀人才以报国家，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谎言欺骗，随即命令下属把使者拉出去，杖刑数百。府丞、椽史十多人都深知候览心狠手辣，恐史弼日后遭其暗算，皆进谏史弼，放其使者一马。史弼不予理睬，将使者送到安邑监狱，严加拷打，使者当日毙命。侯览听说后非常恼怒，指使其爪牙写信投到司隶校尉那里，诬告史弼诽谤朝廷。司隶校尉慑于侯览淫威，用槛车把史弼召来，考审定罪。史弼离开河东时，官吏大都躲得远远的，怕祸及自身，只有前孝廉裴瑜认为史弼为侯览所害。念及旧谊，亲自把史弼送到之地，并在大道旁对史弼说：“您推折虐臣，选德报国，足以名垂青史，希望您大义凛然，不忧不惧。”史弼说：“我为国而死，死而无憾！”史弼被投进监狱之后，平原郡当年受过史弼保护的官吏，多方奔走，替史弼鸣冤叫屈。以前被史弼举为孝廉的魏劭也乔装打扮，诈称是史弼的家童，照顾史弼。后来史弼被定为死罪，魏劭联络同郡的意气相投者，卖掉郡邸，向侯览行贿，这也是万不得已之法。侯览见钱眼开，才使史弼保住了性命。
侯览之弟侯参为益州刺史，也是一个贪官，当地的富户，都成为他勒索掠夺的对象。他为人狡诈，手段残忍，只要哪家富户的财产被他相中，他就诬告人家。横加罪名，然后诛灭其族，没收其财产。他聚敛财富累亿计。有一次，京兆尹袁逢在长安客舍一处就查得侯参三百多车金银珍玩，视之令人眼花缭乱。延熹八年（165年），大尉杨秉劾奏侯参贪赃枉法屋帝命槛车征诣廷尉治罪。侯参自知罪孽深重，行至半途，就畏罪自杀了。侯览也受到牵连被罢免，但不久就官复原职了。这无疑又与侯览行贿有关。
六
侯览复官后，不但不吸取侯参贪财丧命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聚敛无度，对妨碍自己的人，打击报复，置之死地而后快。灵帝年间的党锢之祸，始作俑者就是侯览。侯览的母亲依借儿子之势在防东纠合其宾客子弟于乱郡国，为害乡邻，残暴百姓，所为不轨。由山阳郡太守翟超举荐，时为本地督邮的张俭对侯家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他仗义执言，举劾侯览及其母的罪过，请求诛杀他们。不料张俭的章表被侯览阻断，未能上达于皇帝面前，从此侯览便与张检结下了仇怨。建宁二年（169年），侯览回家办理其母丧事，大造茔冢。张俭又举奏侯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家，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及诸罪衅，请诛之。”（《后汉书·宦者列传》）不料此次奏章仍是石沉大海，原来又是侯览中途截留，未达于皇帝之手。张俭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未得到御批，便大破侯览家的家宅，没收了侯家的财产，宣告侯家的罪状。又上奏“览母生时交通宾客，干乱郡国”，结果还是没有得到惩办侯览的御批。张俭三番五次劾奏侯览，让侯览寝食难安，始终觉着张俭是他为官敛财的心腹大患，便伺机报复。张俭的一个同乡朱并，为人邪恶，为张俭所弃，从此朱并对张俭心怀怨恨。侯览知道后，便行借刀杀人之法，收买朱并。朱井秉承侯览旨意，上书诬告张俭与某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后汉书·党锢列传》）。灵帝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也不详细调查，便发布诏令，逮捕张俭等人。与此同时，宦官大长秋曹节也指使爪牙逮捕第一次党锢之祸时已被赦免的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等数百人，这些人都死在狱中。其他人或早死，或亡命异地。自此官吏之间只要有冤仇的就互相陷害，有一点小小的私情，就把对方视为打击对象列入党中，置于死地。各州郡按朝廷旨意，捕风捉影，大肆搜捕，“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从此以后。“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后汉书·党锢列传》）第二次党锢之祸后，日益衰落的东汉王朝已呈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之势。而这一趋势的形成，是与侯览之流制造冤案、堵塞贤路有直接关系的。
熹平元年（17年），有司举奏侯览专权骄奢，罪应当诛。侯览自感末日已到，自杀身亡。一手策划党锢之祸大冤案的罪魁祸首侯览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