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海亚姆仅仅是个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据说他还精通医术，兼任苏丹的太医），那他很可能不会终身独居，虽然他的后辈同行笛卡尔、帕斯卡尔、斯宾诺莎、牛顿和莱布尼茨等也不曾结婚。这几位西方智者在从事科学研究之余，均把自己的精神献给宗教或哲学。海亚姆在潜心科学王国的同时，也悄悄地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但却以诗歌的形式。不同的是，他的作品因为不合时宜，很有可能在初次展示以后便收了起来。或者，由于他的身份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被人们忽略了。事实上，尽管对海亚姆创作的诗歌数量意见不一，后世学者们一致认定，他并不囿于伊斯兰宣扬的真主创造世界这一观点，因此，他不讨正统的穆斯林喜欢。
要谈论海亚姆的诗歌，必须要先了解波斯的文学传统。公元651年，阿拉伯人摧毁了古伊朗最后一个王朝——萨珊，把波斯置于政教合一的哈里发的版图内，伊斯兰教取代了琐罗亚斯德教，阿拉伯语成了官方语言。但波斯民间却产生了新的语言——现代波斯语，他是古波斯语即巴列维语的变体，经过演变，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并引进了阿拉伯词汇。运用现代波斯语进行创作的文学，就是波斯文学。波斯文学崛起的地方正好是海亚姆的故乡——霍拉桑，之后，在地中海东岸、中亚细亚、高加索地区、阿富汗和北印度也相继出现了著名的波斯语诗人和作家。
不仅如此，在被阿拉伯人占领几个世纪以后，在远离阿拉伯半岛的地方又出现了一个波斯人的王朝——萨曼，其疆域包括霍拉桑和河间地带。在塞尔柱人到来之前，已经有将近两百年的自由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主要城市撒马尔罕成为学术和诗歌、艺术的中心，另一处诗歌中心则是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这两个地方恰好是海亚姆年轻时逗留过的地方。9世纪中叶，被誉为“波斯诗歌之父”的鲁达基出生在撒马尔罕郊外，他年轻时四处游历，晚年贫穷潦倒且双目失明，可仍活到了90高龄，并奠定了被称作霍拉桑体的诗歌风格。
在鲁达基去世前六年，霍拉桑又诞生了一位重要诗人菲尔多西，他也被波斯人认为是他们民族最伟大的诗人，其代表作是叙事诗《王书》（完成于1010年，中译本叫《列王纪选》）讲述了从神话时代到萨珊王朝历代皇帝的故事。将近一千年来，这部诗集被世世代代的波斯人吟咏或聆听。她具有霍拉桑诗歌的特点，即叙述简明，用词朴实，描述人物和环境不过多铺垫，并绝少使用阿拉伯语汇。不过，有些西方学者们批评菲尔多西这部浩瀚的诗篇中韵律单调枯燥，内容陈旧且不断重复。这些人恐怕无法理解现代的伊朗人，这部书对他们就像《圣经》对说英语的基督教徒那样通俗易懂。
在菲尔多西逝世20多年以后，海亚姆降生在霍拉桑。不过，此时他的故乡已经在塞尔柱王朝的统治之下。如果不是在内沙布尔开始他的诗人生涯，那么至少他也应该在巴尔赫或撒马尔罕这两处诗歌中心萌发灵感。由于海亚姆死后半个世纪才有人提到他的诗人身份，我们对他生前的写作状况就无从了解了。只知道海亚姆写的是无题的四行诗，这是一种由鲁达基开创的诗歌形式，第一、二、四行的尾部要求压韵，类似于中国的绝句。虽然，每行诗的字数并无严格的要求，却也有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正如海亚姆诗中所写的（《鲁拜集》第71首），
那挥动的手臂弹指间已完成
继续吟哦，并非用虔诚或智慧
去引诱返回删除那半行诗句
谁的眼泪都无法将单词清洗
1859年，即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那年，一个叫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英国人把海亚姆的101首诗汇编成一本朴素的小册子，取名《鲁拜集》（Rubaiyat，阿拉伯语里意即四行诗），匿名发表了，那年他已经50岁，在文坛寂寂无名。此前，他曾尝试将其翻译成拉丁文，最后才决定用自己的母语。菲茨杰拉德早年就读于剑桥大学最负盛名的三一学院，与《名利场》的作者萨克雷结下终生的友谊，毕业后过着乡绅生活，与丁尼生、卡莱尔等大文豪过从甚密，对自己的写作却缺乏信心。中年后他才开始学习波斯语并把兴趣转向东方，译《鲁拜集》时他采用不拘泥于原文的意译，常用自己的比喻来传达诗人思想的实质。
从第二年开始，英国的文学同行纷纷称赞这部译作。诗人兼批评家斯温伯格写到，“菲尔茨杰拉德给了欧玛尔·海亚姆在英国最伟大诗人中间一席永久的地位”，诗人切斯特顿察觉到这本“无与伦比的”集子的浪漫主义和经典特色，“既有飘逸的旋律又有持久的铭刻”。更有甚者，有些批评家认为这个译本实际上是一些有着波斯形象的英国诗，这未免夸大其词。《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菲尔茨杰拉德的条目里冠之以“作家”而非“翻译家”的头衔，其实，菲尔茨杰拉德的所有文学创作表明，他作为一个作家十分平庸，不足以收入百科全书的条目。
1924年，郭沫若率先从英文翻译出版了《鲁拜集》，依据的正是菲尔茨杰拉德的版本。从那以后，已有十多位中国诗人和学者从英文或波斯文尝试翻译。郭沫若把海亚姆比作波斯的李白，这是由于他们两人都嗜酒如命。有意思的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后，郭沫若又第一个考证出李白出生在中亚的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西岸的托克马克城附近），似乎有意要让李白与海亚姆成为乡邻。假如他的考证属实，那么海亚姆生活过的国家就与毕达哥拉斯一样多了。无论如何，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1971）是文革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可以阅读的少数几部诗学论著之一。这里随意录下海亚姆的一首吟酒之诗，
来吧，且饮下这杯醇酒
趁命运未把我们逼向绝路
这乖戾的苍天一旦下手
连口清水都不容你下喉
古人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对《鲁拜集》的印象是，每每“以黎明、玫瑰、夜莺的形象开始，以夜晚和坟墓的形象结尾”。这是因为，海亚姆与博尔赫斯一样，也是一个耽于沉思的人。海亚姆苦于不能摆脱人间天上的究竟、生命之短促无常以及人与神的关系这些问题。他怀疑是否有来世和地狱天堂的存在，嘲笑宗教的自以为是和学者们的迂腐，叹息人的脆弱和社会环境的恶劣。既然得不到这些问题满意的回答，他便寄情于声色犬马的世俗享受。尽管如此，他仍不能回避那些难以捉摸的根本问题。
谈到“及时行乐”，原本它就是“欧洲文学最伟大的传统之一”（英国诗人T·S·艾略特语），这一主题的内涵并非只是一般意义下的消极处世态度，同时也是积极的人生哲理的探究。事实上，醇酒和美色在海亚姆的诗中出现的频率比起放浪无羁的李白还要高，而伊斯兰教是明令禁酒的，这大概是他的诗被同代学者斥为“色彩斑斓的吞噬教义的毒蛇”的原因之一，在虔诚的伊斯兰信徒眼里，他的诗都是些荒诞不经的呓语（迫于教会的压力，他在晚年长途跋涉，远行至伊斯兰的圣地——麦加朝圣）。海亚姆之所以逆水行舟，其目的无非是想从无生命的物体中，探讨生命之谜和存在的价值，
我把唇俯向这可怜的陶樽，
向把握生命的奥秘探询；
樽口对我低语道：“生时饮吧！
一旦死去你将永无回程。”
上个世纪初，14岁的美国圣路易斯男孩艾略特偶然读到爱德华·菲尔茨杰拉德的英译本《鲁拜集》，立刻就被迷住了。这位20世纪难得一见的大诗人后来回忆说，当他进入到这光辉灿烂的诗歌之中，那情形“简直美极了”，自从读了这些充满“璀璨、甜蜜、痛苦色彩的”诗行以后，便明白了自己要成为一名诗人。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金庸的一部冠名《倚天屠龙记》的武侠小说里，女主人公小昭反复吟唱着这样一支小曲，“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该曲原出海亚姆的《鲁拜集》，作者添加了两个“兮”字，便有了中国古诗的味道，而在这部中国小说的结尾，小昭被意味深长地发配去了波斯。
2006年12月，杭州西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