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正处于低潮，妈死了，妹妹不见了，爸还躺在仓库的乱砖上，总而言之我失去了亲人和家园，失去了睡觉的地方，鼻子常常发酸。我把赵家和于家给我吃的掰下一半，送到仓库里去，但是我爸不吃我送的食物，哪怕是他睡着了我偷偷送去的食物他也不吃，好像我在食物里放了毒，他拿起来一闻就毫不客气地丢掉，一点也不心疼，更不会考虑那是我用“吃不饱”换来的。他只吃赵大爷和于伯伯送的东西，都是些包子、馒头和油条，外加一壶寡淡的茶水。
我爸用烂报纸和破竹席紧紧地包裹自己，抵挡寒冷的袭击。他没地方可去，也不想找地方去，一心要让仓库做他的坟墓。我是他不欢迎的人，只能站在冷风中隔墙而望，有时一望就是几个小时，可以看见他卷着席子在砖头上翻身。他翻身就像圆木那样滚动，碰到凹凸不平处，他要滚好几十次才滚过去。我曾经跑进去帮他，他吼得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甚至举起砖头要砸，所以，我只能在窗外看他。那么，就让风吹红我的鼻子、耳朵，麻木我的身体吧，就让北风来得更猛烈些吧，只有全身都冷了、麻了，我的心里才会好受一些，仿佛这样能减轻我的罪孽。
一天下午，十几个砌工背着他们的家伙来到仓库。他们眯起眼睛，在仓库里拉直线，开始了改造旧仓库的工作。他们拉完直线，就在角落里搅拌水泥，然后右手提瓦刀，左手拿砖头，认真地端详。他们除了端详砖头的平直，还掂了掂砖头的重量，认真的程度绝不亚于选拔人才，严厉得像是在给砖头搞政审，生怕那些旧砖不听话，影响他们的工作。凡是他们看不上的砖头，被随手扔出窗口，能用的他们就一刀铲掉上面的旧疙瘩，抹上新水泥，沿着拉起的直线砌条凳。阳光从瓦片上漏下来，落在他们的手上、瓦刀上、鼻尖上，但是随着他们身体的晃动，阳光不断地改变位置，看上去晃动的不是他们而是阳光。仓库里烟尘滚滚，敲打声一片，旧砖头正在为新阶段发挥作用，变废为宝。
随着一排排砖砌条凳的增加，墙角只剩下最后一堆乱砖，我爸就睡在上面。砌工们抽掉一块砖，我爸的体位就改变一下，不断地随着砖头陷落，到最后他的双脚已接近地面，而脑袋还高高在上，也就是裹着我爸的席子已经斜立起来，搁在一旁的瓷碗和水壶哐啷哐啷地滚下。水洒了，馒头跑了，卷着的破席忽地弹开，露出我爸胡子拉碴的脸。必须强调，那是赵山河家的席子，就是我们用来围过狗的席子，现在它正围着我爸。砌工们丢下手中的瓦刀，坐在板结了的条凳上抽烟，烟雾和尘土在他们头顶飘扬。他们轻声地商量：要不要把我爸像扔烂砖头那样扔出去？
最后，他们全都站起来，吐掉嘴里的烟头，拍拍手上的水泥，把席子连同我爸往仓库外面抬。我爸在席子上滚动，就像荡秋千那样滚动，双脚在席子外面踢蹬，嘴里不停地喊：“别，别让我出去，我要死在家里。只要你们再给几天时间，让我恢复一点力气，我就死给你们看，站得起来我就撞墙，爬得上去我就吊颈。如果你们还有良心的话，就帮我在横梁上搭根绳子，打个活结，求你们把我的脖子套进去……”
砌工们像丢死狗那样把我爸丢在门外的板车上。板车闪了一下，轮子拖着拉杆滚了半圈。一个粗大的砌工对我呵斥：“把你爸拉到三厂去。”我爸大声地喊：“不！”那可是北风呼啸的冬天，我爸的鼻子很快就冻得像胡萝卜，嘴唇慢慢地乌紫，喊声逐渐微弱，最后再也没有喊的力气，闭上眼睛睡去。我脱下外衣盖在他身上，拉起板车往三厂的方向走。
马路上车来人往，我却听不到声音，好像车和人都是影子。地面铺着半干半湿的黄叶，公交车的轮子从上面碾过，好像也没有响声，倒是我手里的板车把那些黄叶压得嘁嘁喳喳的。第一次拉这么笨重的板车，我没走多远汗水就湿透衣背。打在脸上的风越来越有力，我双腿疲劳得飘了起来。下坡时，板车赶着我走。上坡时，板车拼命地往后拖，拖得我的双手又麻又痛，我几乎就要撒手不管了。就在这时，板车忽然轻了，就像下坡时那样强迫我。我一回头，看见小池嘴里喷着白气，双手搭在后架上使劲地推，细汗挂在她的额头，脸比平时更红扑扑。
小池叫池凤仙，平时大家都称她小池，是我们班上最胖的，原因是她爸在食品站当站长，比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吃肉。不过那时候的胖和现在的胖完全是两个概念，那时的胖只等于现在的正常，也就是比大家稍微粗那么一点点。正是那么一点点粗，小池显得比任何人都成熟，她的盘子脸是我们一用“红扑扑”来造句，就会立即想起的那种。她吃得饱穿得暖，没有理由不红扑扑。
我们把板车连推带拉送到三厂，许多人围了上来。我爸睁开眼睛：“这是哪里？你们是谁？能不能等我的腿好了再批斗？”
“长风，我是胡志朋。”
“我是谢金川。”
“我是刘沧海。”
一个个名字像炮仗那样响起，把我爸的眼圈感动得鲜红。我和小池被人群挤出来，站在一旁喘气。小池掏出手帕给我擦汗，她没征得我同意就为我擦汗，吓得我赶紧把脸闪开。她说：“那么多的汗，你也不擦擦？”我摇摇头，躲开她的眼睛。
我经常看见小池拿着那张手帕掩住嘴鼻，听课的时候掩住，交谈的时候掩住，走路的时候也掩住，好像害怕什么气味。有一天，她就这么掩住嘴鼻问我：“广贤，你打算到哪里插队？”
“不知道，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想去天乐县。”
“你能确定吗？”
“反正别的地方我不想去。”
几天之后，小池还用那张手帕掩住嘴鼻，对我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想去天乐了。”
“为什么？”
“因为报纸上的那篇文章，写得真美！”
小池说的那篇文章就发表在省报副刊，标题叫《风物还是天乐好》。那年头大家都忙着喊口号，关注大事情，没多少人会注意报屁股上的小散文。手帕再也掩盖不住小池的得意，她说：“天乐确实不错，除了文章上说的好，还有三个好你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在看这篇文章之前，我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个天乐县，就是现在看了文章，我也不知道天乐在什么方向。小池说：“第一、天乐平均气温16.3摄氏度，如果去那里插队不用多带衣服；第二、天乐在铁路线旁，如果去那里插队可以坐火车；第三、天乐有一个五色湖，在海拔两千多米的象牙山上，由于山势险峻，几乎没人能爬上去。但是我想，再高它也没有珠穆朗玛高，再险它也没有喜马拉雅险，所以，如果去那里插队，我一定要爬上去。”
就这样，小池报了天乐县，跟她一同派往那里插队的还有班上的五个同学，其中包括于百家和班长荣光明。我没报名“上山下乡”，借口是照顾我爸。一次放学的路上，小池拦住我：“其实你爸根本不需要你照顾，他的腿利索了，房子也分到了，你还能照顾他什么？”
“给他打个伴，陪他说说话。”
“算了吧，据我所知，你爸到现在都还没跟你说话，他根本就不想见你，躲你就像躲麻风。”
“那又怎么样？大不了你去赵万年那里告我。”
小池一跺脚：“我犯不着，你言而无信。”
“哎，小池，我可没说过你什么坏话，就连他们说你破相，我都没掺和。”
小池把手帕从嘴鼻处拿开：“我破相了吗？”
“没破。”
小池又用手帕捂住嘴鼻：“如果你当初不说想去天乐县插队，我就不会报名。知道吗？只要我爸给领导割几斤肉，我也可以留在城里。”
“你自己不留，和我有什么关系？”
“就有关系，你吊起了我上山下乡的胃口，自己却当了逃兵。”
我习惯性地拍了一下嘴巴：“对不起，算我多嘴了。”
“不过，现在补报还来得及。”
“我不想下乡。”
小池盯住我，久久地盯住：“如果我叫你下呢？”
“你又不是校长，我怎么会听你的。”
小池一甩手，抛掉那张手帕，气冲冲地走了。当时我一点也摸不透她，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生气？她那么善良，那么喜欢帮助别人，怎么说生气就生气了？难道是因为我思想落后吗？思想落后可以被她看不起，但不至于让她生气呀。我踢了一下地上的手帕，隐约感到一团热正离我而去，抬起头，小池愤怒的背影果然远了。
仓库经过改造变成了大会堂，主席台插满旗子，台两侧贴着对联，墙壁上拉起横幅，到处都是标语，内容不外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我的记忆底层，这是仓库打扮得最、最漂亮的一次，它既符合历史潮流，又花枝招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时尚”。仓库的色彩特别强烈，除了横幅上的白字，标语上的黑字，整个仓库一片红。红旗、红布、红纸，就连话筒都系着红，而像于百家、荣光明、小池这些准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胸口都顶着一朵纸做的大红花，花大得撑住他们的下巴，迫使他们昂首挺胸。
那天来的人特别多，大有挤破仓库的架势，除了第五中学的全体师生，还来了一些家长和附近的居民。新砌的水泥条凳挤不下那么多屁股，一些人就坐在过道上，连过道也坐不上的，只好趴在窗口，一眼望去，到处都是脑袋。窗口外的脑袋特别突出，叠了好几层，遮去了一半的光线。我只知道我家的仓库能装货物，却从来没想到还能装这么多脑袋。
我们忍受寒冷，竖起耳朵听赵万年讲话。赵万年已不是昔日的赵万年，已经升任铁马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他的声音比过去洪亮了好几倍，这除了他苦练嗓子之外，还得益于我爸他们厂对扩音器的攻关。赵万年的声音进入新话筒，经过新扩音器，从新喇叭里出来，就像小溪经过那么一段流淌，慢慢变成了大河，甚至大海。赵万年的讲话不时被掌声打断。那时的掌声不像现在的稀稀拉拉，有气无力。那时的掌声节奏鲜明，频率高，声音大，每个人不拍痛巴掌就不足以表达自己对新事物的拥护。掌声尚未退去，革命歌曲响起来；歌曲还没唱完，又插入了敲锣打鼓声。仓库简直成了声音的仓库。
晚上，我从窗口爬进去，坐在一排排整齐的水泥凳中间，回忆白天的热闹，仿佛那些声音还在墙上，那些脑袋还在拥挤，那些红……那些红本来就在。仓库变化越巨大，我就越想念过去，想念赵大爷的咳嗽、我妈的香水、我爸的炒菜、曾芳的肥皂泡……这就像看见某个人红得发紫了，你会自然想起他低贱的往昔。我抱住脑袋，让仓库的颜色一点点褪去，让它一步步回到原来模样，让它陈旧得就像落在条凳上的月光。忽然，一双手蒙住了我的眼睛，我用力掰开，发现身后站着小池。小池说：“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上午我看见你戴大红花了。”
“广贤，明天我就要走，特地来跟你告别。”
我们都才十六七岁，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告别。我找不到话说，就坐着发呆。小池站到条凳上：“裙子好看吗？”这时，我才发现她身上的冬裙。那个特殊的年代，除了演员基本上没人敢穿裙子，更别说是冬天了。小池的裙子在凳子上飞旋，扇起一阵轻风，搅乱我的眼睛。突然，裙子盘旋而下，掉到凳子上，露出小池圆满光洁的双腿。我赶紧捂住眼睛，别过脸去。小池却一把抱住我：“广贤，我们都不是学生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可以作主了。”我的呼吸忽然困难起来，感到她抱着的地方阵阵疼痛。我说：“放开。”小池没放，反而越抱越紧，紧得就像箍木桶的铁线。我大喊：“流氓！”小池的手顿时软塌塌，像松开的绳子那样滑落。我喘了好几口，才把丢掉的呼吸找回来。小池穿上裙子，不停地抹泪。我跳出后窗，跑了好远也没甩掉她的呜咽，胸口仿佛还堵着一团什么，便对着归江吼了一声：“流氓！”
这个晚上，小池是流着泪回家的，仓库离她家有两公里，两公里她的泪都没流干，你就知道她有多伤心。回到家，她把绑好的铺盖卷解开，把木箱里的衣服、饼干、牙膏和香皂全部掏出来，摔到客厅的地板上，然后坐在上面哭。她爸问她为什么？她说不想插队了。她爸说明天就要出发，想不想插队不是我们池家说了算。但是小池不管不顾，双腿踢蹬，眼睛哭得像烂桃子又红又肿。她爸只好割了几斤猪腿肉，连夜赶到赵万年家，求姓赵的把小池留下，或者找一个人替她去插队。赵万年说好孩子都要放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这事我没法帮忙，你也别拿猪肉来当糖衣炮弹。她爸回到家，把猪肉摔在桌上，冲着她就骂，当初谁叫你报的名？你不是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吗，现在怎么突然不想去作为了？她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慢慢地把哭泣声调到最小，把那些散开的衣服重新折叠，放进木箱，把那个铺盖卷又绑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们这些留在城里的同学到火车站去送行。小池和于百家、荣光明等胸戴大红花，在欢庆的锣鼓声中列队爬上火车。所有的人都把脑袋从车窗口挤出来，流泪的流泪，挥手的挥手，好几朵胸前的大红花都被挤落到地上。在那些伸出来的脑袋里，我没有看见小池。她的爸妈挤向窗口，大声地呼喊“池凤仙”。但是池凤仙始终没把脑袋伸出来，就是火车拉响了汽笛，车身已经微微晃动，她也没把头伸出来。火车的轮子开始滚动，窗口的脑袋一只只地缩回去，忽然，一个窗口伸出了小池的半个身子，她不停地挥手，嘴里喊着什么。她的
